贾樟柯：“我从不用昂贵的金钱拍贫穷的世界”
中国的地下导演，大多生于20世纪60年代，成名于90年代，有着不一致的思想渊源，作品内容和形式千差万别。由于违规参加国际影展或影片涉及敏感题材等原因，他们都成为了地下
电影的代名词。他们拍摄的影片大多成本低廉，直视社会底层或边缘人物，频频在国外获奖，但总不能在国内正式上映。
从去年12月起，国家对电影立项和审查制度进行了改革。国产电影在立项方面，除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特殊题材、国家资助影片、合拍片四类之外的影片不必再向电影局申报剧本，只需提供1000字的故事提纲。部分制片厂的影片将试行由地方自主申请、自主审查。此外，中国电影审查委员会也将参照法律有关规定和大范围社会反应来作为审查影片的依据。这项改革带来的直接结果至少现在有两个，一是在1月8日贾樟柯被恢复了导演身份，二是王小帅作品《十七岁的单车》更名《自行车》后成为首部被解禁的地下电影。日前，贾樟珂新片《世界》通过了电影局审查，并于深圳开拍。
很多人说，从禁演到解禁，中国电影的改革已经出发，但尚未到达。也许继贾樟柯之后，还会有更多的导演浮出水面。这样一个具有转折性意义的时刻，或许也是我们听一听那些曾经只在“地下”著名的导演心声的时候。是以推出这个访谈——中国地下导演的心声。
本月10日，上午10点，贾樟柯恢复导演资格后的首部电影《世界》在深圳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导演贾樟柯、主演赵涛、成泰生、出品方上海电影集团和香港星汇都出席了当天的新闻发布会。拍电影7年，但首度成为国家电影局承认的导演，贾樟柯的反应有出乎意料的平静：“在我看来这没什么可激动的。这是一件正常的事，我们不应该为正常的事激动。给我导演的资格——这件事的意义就在于，我可以从容地拍电影了。”
从独立电影中浮出水面
信息时报：从你拍第一部电影《站台》起，到现在7年了。你的创作一直都处于地下，大家已经习惯了从一个“地下导演”的角度来欣赏和接受你，现在你忽然浮出水面了，很多人觉得你失去了原有的神秘感，这是一个遗憾。
贾樟柯：这种人一定很难理解一个导演自己的作品不能给本土观众欣赏的空虚感。这种空虚有时候会吞噬我的生命。我相信我的电影最终应该归于电影，让人都看到欣赏到的电影。那种所谓神秘感正是我想摆脱的境遇。
信息时报：从自己筹钱拍电影到有人投资，资金来源的变化会不会影响你创作的独立性？
贾樟柯：我只能很谨慎地说，到今天为止，我还没觉得有什么影响。我记得“上影”和“星汇”的人在见到我的时候都说了一句话，他们说：“贾樟柯，我们希望你拍的还是你原来的电影，这样我们的合作才有意义。”我想这对中国电影来说都是一个良好的信号——他们从管理层开始理解一个导演的创作意图了。
信息时报：获得解禁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最初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贾樟柯：平静。在我看来这没什么可激动的。这是一件正常的事，我们不应该为正常的事激动。给我导演的资格——这件事的意义就在于，我可以从容地拍电影了。
《世界》是一部歌舞片
信息时报：《世界》是你解禁后的首部电影，投资有多少？介绍一下这部电影。
贾樟柯：投资有800万，这笔钱主要用于制作和后期。《世界》是一部歌舞片，但是讲的还是生活的故事。主要讲述一些由小县城来到大城市讨生活的年轻人的事，这些故事都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些片段。语言方面不再全说山西话，而是以普通话为主，其中穿插山西话。
信息时报：最初的创作意图是怎么产生的？
贾樟柯：主要来源于女主角给我讲的她自己的生活经历。女主角赵涛1996年从家乡太原来到深圳世界之窗做歌舞表演，后来她考上了北京舞蹈学院，但是在深圳的这段生活给她留下了很多东西，她给我讲过的那些事构成了这个故事的原型。可以说是交流和观察萌生了这部电影。
信息时报：你以前的三部电影《站台》、《小武》、《任逍遥》都是讲述边缘人物的生活，拍摄手法也很平实。但是现在忽然要拍歌舞片，片中还有你以往的“边缘”风格吗？你怎么用歌舞来表达“边缘”？
贾樟柯：对。我以前的电影故事都发生在我熟悉的小城市，人物也都是关注于基层人物。这是我自己的经历决定的，我1993年从山西小县城来到北京已经整整10年了，这10年间我对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有很多感触，这些感触慢慢就变成了我电影的风格和语言。《世界》中的人物和很多从乡村来到大城市的人一样，他们分享着一个巨大空洞的城市，它的设施和资源，但是又与之无关。而他们和故园之间的关系又是割不断的情结。我想过用情节来表达，后来我觉得不好，因为我故事中的主人公是一群舞蹈演员，像女主角赵涛一样，她刚开始和我合作的时候，不爱说话，不善表达，但是你一让她跳舞，她就能完全地把自己的情绪释放出来。我觉得，舞蹈是动作，也是一种最生动的表达方式。从乡村来到城市的人他们的感情是难以言表的，就像今天，我们不停地在获得、遗忘，四季不分明，时间不分明，一小时前的痛苦会被快速删除。语言和舞蹈，我选择了舞蹈。
票房评论我都不在乎
信息时报：对于这部电影的票房和评论，你更在乎哪一个？
贾樟柯：我都不在乎。别人问我对票房有信心吗？我想我有信心，但是我对票房一无所知，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的经验。我也不太在乎票房和评论，如果不好，没有人再给我投资了，我可以回去再拍我那种投资10万元的电影。总不能坐惯了轿子就不能走路吧。我非常理解投资人的心态，所以我从不会用昂贵的金钱去拍贫穷的世界，资金要和题材配合。我以前用少的钱去拍那样的电影，很合适。现在我用多的钱来拍这部电影，也是合适的。
信息时报：故事是讲述乡村的人到城市的经历，似乎与电影名《世界》有点距离，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贾樟柯：我27岁刚开始拍电影的时候，觉得自己洞察世事，无所不知，有一种不知天高地厚的自信。但是到了现在，我发现越来越不了解这个世界，越来越难以解释身边发生的事。我觉得自己处于一种蒙昧的状态，这种状态和片中那些年轻人面对大城市的恐慌、担忧和无知应该是一样的，我想这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共同的感受，所以片名就叫了《世界》。
信息时报：在这部电影中是不是保持了你一贯的即兴创作的风格？
贾樟柯：对。我的剧本中只有一个故事梗概，但没有台词。我的习惯是这样的，告诉演员基本情节，然后让他们自己开始边表演边聊，这个聊的内容就是台词。所以他们如果这个镜头演5遍，那5遍的台词都是不一样的。我一直以来都是在业余的状态中做电影，我喜欢这种无知的感觉。任何熟练对电影来说都是危险，我想一直保持这种诚惶诚恐，初学者的心态。羞涩感和生疏感是电影的生命力，熟悉——对一个创作者来说是可怕的，它会吞噬导演的创作。我对深圳的感觉很生疏，这种生疏的感觉对我来说很好。 本报记者 陈弋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