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乐、顾长卫、侯咏当年并称“中国电影的三只眼”，现在，这三位摄影师同时睁开双目，转行做起了导演。吕乐擎一根《美人草》，顾长卫看准《孔雀》，侯咏则等待《茉莉花开》。2004年的影坛立刻有了可以热闹的理由。因为此三位导演，有着他们自己在时代中的独特标志———贯穿“第五代”与“第六代”两代影人。尽管吕乐屡次声明“我只属于个人”，但是要在岁月中识得一个人，总要运用一个坐标吧，吕乐在时间上的归属大抵如此。
三部作品中，吕乐的《美人草》于近日率先问世，影片透着散淡，有些轻、有些柔、有些令人惆怅，有着知青年代的元素，但又不同于以往对知青年代的记述。扎着一个辫子的吕乐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寡言，而且守时、谦虚，带一些冷幽默，他曾经想让《美人草》承载许多内涵，但最终只是讲了一个与女人有关的故事，一些吕氏的东西在其中一闪而过，接着又涣散铺开为他整个的风格。听吕乐描述《美人草》的拍摄过程，就好像看见了一位雕塑家，左构思、右琢磨，最后完成的作品却只是自己那张透着固执的消瘦的脸。
-《美人草》是部温和的电影
记者：电影的名字叫《美人草》，但是在片中似乎并没有看到美人草的意象，美人草有着什么特殊的寓意吗？
吕：其实在《美人草》原来的剧本中，渲染了一个有关民俗的故事，在彝族地区，某一座山的这一边，如果一个人把美人草亮出来就是表达不变的爱情，而山的另一边，美人草则意味着今生今世永不见面，我们曾设想用这种美丽的误会来完成一部电影，但是后来我们到有关的地方寻找这种草，却一直没能找到，或许这只是一种传说而已，于是我们放弃了这个版本。当年艺谋、凯歌等人的作品都是借着中国民俗性的东西把电影推向世界，但我个人认为现在已经不再是介绍民俗的时代了。
记者：《美人草》里面有许多知青生活的元素，但是如果抛开它的时代背景，发现您讲述的就是一个关于偶然的故事。
吕：感情的故事总是重复的，我只不过在当时那么大的时代背景下选取了一个与偶然相遇有关的小故事，其实知青时代还有许多让人不能理解的爱情。我在做影片采访时听到了很多故事，例如一位老教授讲他当知青时曾受到过一个女知青集体宿舍的照顾。他当时值夜班，工作的地方离这个女生宿舍很近，这个宿舍的五位女生就让他白天睡在她们的宿舍里，五个人每天轮流为他铺好床，教授每天躺在有不同香味气息的床上，感觉非常惬意。教授很喜欢其中的一个女孩，虽然没有表白过，但彼此都知道对方的好感。一个白天，教授惯常下班来到宿舍，以为没有人，但当他推开房门的时候，看见自己喜欢的女孩正在换月经的带子，由于无知，教授尖叫着就跑了，从此他再没跟那个女孩说过话。几十年过去了，两人再度相遇，都已经老了，老教授只能面对着已经成为老太婆的心爱的人说，让我摸摸你的手吧。这种故事我们是无法拍出来的，与知青们用生命写就的惊心动魄的历史和当时独特的内心相比，《美人草》太温和了。
记者：就我理解，您说的温和是不是您在影片中没有表达太多的态度，《美人草》给人的整体感觉就是静静地、远远地、很客观地用镜头讲完一个故事。
吕：我也试图呈现一些态度，但是我不喜欢过于自恋。我曾经在做摄影师时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情，导演喊开拍后，工作人员开始紧张地忙碌，演员开始进入状态，我在监视器旁看画面效果，突然耳边传来了哭泣的声音，我一回头，发现导演泪流满面，导演深深地沉浸在自己所安排的情节里，他太喜欢他所表达的一些东西了，我当时就想，我以后可不能成为这样的导演。
记者：影片没有特意创作音乐，为什么？
吕：因为觉得没必要煽情，我觉得就是观众在那里看一个故事而已，如果我在今后要加入音乐的话，我比较喜欢《花样年华》里淡淡的拍摄之前已经找到的乐感与节奏，而如果按照好莱坞的标准来配乐的话，我就觉得有点过了。其实《美人草》也还是有些背景音乐的，像广播里传来的革命歌曲，或者大家在一起唱《龙的传人》，这些歌曲就是那个时代的标志。
记者：最喜欢电影哪个情节？
吕：我说自己不能太自恋了，但要非得说……我喜欢刘烨与舒淇初次相识；也喜欢房斌与舒淇打斗的那场戏。房斌当时很好地演绎出了那种暴力倾向，后期剪接的时候，这段戏非常流畅，没什么可剪的，给我省了不少事。
-我们三人集体亮相的作品居然都很“阴柔”
记者：您和顾长卫、侯咏在做摄影师时与张艺谋、陈凯歌等第五代导演合作过，所以在人们的印象中，你们似乎应该具有像他们那样的沉重，但有趣的是，你们三个人改行导演，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女性题材来拍摄，这是为什么？
吕：张艺谋与陈凯歌都是属于“龙的传人”那一代，他们血脉喷张，有男子汉的气魄，在他们的电影中男人都是在扛着女人走路，他们从心底里感觉自己身兼“民族”的任务。而我和长卫在年龄上比张艺谋小七八岁，侯咏小上10岁，我们所接受的一切与他们是不同的。不过是挺奇怪，怎么到了我们三人这就有些阴柔了？
记者：据说你们三个人一同转行拍片纯属巧合，那之后是否彼此交流过？
吕：还真没有，踢球之前一般两个前卫并不交流，媒体老想攒着大伙打架，本来我们每人拍片就像是在家里的空地踢踢球，结果被媒体一拱，就非要去韩国踢了。
记者：但是媒体拿你们三位来比较是不可避免的，您怕比较吗？
吕：比较是为了系统化，媒体的人是为了系统地写一篇文章才去比较的，这可以理解。而且，由于国产片的数量太少，媒体都是处在等米下锅的状态，好不容易出了一部国产片，可以写的原料就那么少，一碗米来了，一个大口袋在等着，怎么办？做成爆米花吧。有点沾边的事就会被无限扩大，实际上再怎么放大，也还是一碗米。
记者：您是摄影师出身，但《美人草》的画面并没有玩什么技巧。
吕：拍《美人草》之前，我看别人拍的广告，觉得那画面真漂亮；看纪录片，我感慨，人家拍得多晃、多虚；但我真正开始拍《美人草》了，我就想我不要做加法，而是要做减法，我只是希望自己能够老老实实地讲一个故事，所以就中规中矩地用中焦镜头表现肖像，用同样的镜头来表现风景。
-摄影师就是剧组里的“副总经理”
记者：做摄影与导演有何区别？
吕：对摄影我算非常轻车熟路，主要做些协调工作，调度一下，具体的都由助理摄影在操作。而做导演，每天都会碰到新问题，很费心，我想人家专职导演可能不会觉得有这么多费心的事，但我还在练习的过程中，我不把自己当职业导演，而是业余导演。
记者：很多大导演都是摄影师出身，您觉得摄影师转做导演的优势在哪里？
吕：对我个人而言就没有优势，我感觉摄影师就是剧组里的“副总经理”，负责挑气氛，让“各科室”好好干活，在片场帮着扛点东西还能锻炼身体，而许多技术上的东西，助理比我做得好。我只不过懂一些画面，再加上人在电影圈里呆长了，熟悉了人际关系、资金运用，懂一些发行，于是就成为了导演。但是我差戏剧教育，所以我觉得我要狠练。
记者：近期除了《美人草》还忙什么呢？
吕：最近要拍一个《镇党委书记》,是个小预算电影，我喜欢拍小成本的片子，比较轻松，就像你在一个小破本上写第一个字，肯定非常轻松就下笔，但如果给你一个特大的投资，就好像让你在一个几百块钱买来的本子上写字，要是一不留神写坏了，你撕掉或者划掉，整个本子也就毁了。
记者：您会在乎观众的评价吗？
吕：非常在乎，一部电影与三个群体有关，一是创作者，二是媒体和评论者，三是观众，创作者是一个小圆，媒体和评论者是中圆，观众是最大的圆，但大圆是最难交流的，小圆是共同创作的人，彼此都很熟悉，中圆会来找你，而大圆却让你够不到。
-希望中国电影能获得更多的宽容
记者：您怎样看待国产电影的发展？
吕：电影产量太少，虽然电影局在做院线的拓展并放松了剧本的审查，但速度仍然没能跟上。中国电影现在处境非常艰难(无论是民俗出口、性取向出口，还是贫困生活的出口)，导演在意的总是西方国家的评判，没有总结自己的生活，这非常危险，又无奈。论星级来说，上海、长春的电影节不比戛纳差，但是如果一部电影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奖，在国内准是大卖，而长春、上海电影节获奖的影片却悄无声息。中国人一定要对自己的生活有所思考，我就非常欣赏冯小刚的《手机》，他提出了一个严肃的关于谎言的问题。中国现在有很新的社会形态，但是由于没有自己的思考,我们自己的电影在很多时候像一头“很壮的四不像”。
记者：但是《手机》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吕：我希望中国电影能获得更多的宽容，多一些(优秀的)导演和作品，多一些东方的新观念，我们才可能去影响西方。至于一些骂《手机》的人，我并不是说他不能骂，但希望那更多的是一种个人行为，只要那种声音不威胁到这部电影上映就可以。俗话说，“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你都不让老鼠过街，怎么喊？怎么打？许多国内的人都喜欢看欧洲电影，但欧洲电影在当地并非让所有的人喜欢，也有许多骂的，但更多的是在咖啡馆里讨论个人看法，这完全正常。但没有人说“毙掉它”。
吕乐档案
曾拍摄了《画魂》、《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活着》、《有话好好说》、《漂亮妈妈》等影片。曾荣获戛纳电影节画面技术大奖、“纽约影评人协会”最佳摄影奖、“洛杉矶影评人协会”最佳摄影奖。其中，《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曾获奥斯卡最佳摄影奖提名。(萧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