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朱文在《云的南方》拍摄现场《海鲜》之后带来“胶片处女作”《云的南方》
在还是一名作家时，朱文就在作品中多次写到过父亲，其中既有“父亲是我选定的一个词，他就是午后阳光的全部”这样深情的吟唱，也有《我爱美圆》里父子俩一同“招妓”的调侃与颠覆；等到有机会拿起导筒说话，朱文又再次把镜头对准了父亲。这位“断裂作家”真挚地发现：“我开始懂得理解、欣赏那一代人，并为以往的隔绝、误解而感到内疚”
。为此，他在影片最后借鉴了罗中立油画《父亲》的审美旨趣，处心积虑为中国银幕留下了一幅大写的父亲肖像。对于尚处在阵痛期的年轻一代“断裂”作家和“断裂”导演来说，朱文的反思和宽容无疑具有某种象征意味。关于“导演”：我不认为我不专业
新京报：很多人都没有想到朱文有一天会拍电影。你是不是已经习惯别人这样问起你了？
朱文：是有些习惯了。就像我写东西一样，我是工科大学毕业的，所以就老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去开机床而要写东西。其实人最早的冲动都是特别简单的。
新京报：但是以我的经验，要把冲动变为现实通常是非常不容易的。
朱文：那是能力问题。
新京报：你觉得你这方面的能力有什么高过别人的地方？朱文：也没有本质不同吧！我可能看问题比较本质。实际上我不认为自己不专业，我觉得自己是特别专业的。
新京报：你指的是拍电影方面吗？
朱文：对。从某种角度看，拍电影的技术并不是特别重要，因为所有的技术都可以在实践中去学习，惟一学不到的就是这个人的原创性，“有话可说”。也包括想象力和讲故事的艺术。
新京报：你认为电影本质上还是叙事艺术？
朱文：从某种角度讲是这样。当然好电影有许多种，可能我对叙事比较着迷。我的每一部电影都有叙事理想，无论是《巫山云雨》还是《云的南方》。从这种角度说，我是一个特别专业的人。关于父亲：我要为他们画肖像
新京报：让我们谈谈《云的南方》吧。这部影片里你想要表达什么？什么时候开始想用影像来表达父亲这一代人的？
朱文：我想有一段时间了。我拍电影以前写了六本书，现在回过头来看几乎每一本都在写父亲，其实写的也都是自己。很着迷，也许是自己太自恋了。从情感上来讲，父亲这个话题由来已久。以前，我觉得自己真的不太理解他们，也不用心去了解他们。
新京报：以前你跟父亲这一辈人交流多吗？
朱文：有交流，但不多，年轻的时候甚至是对立的。但慢慢觉得交流得越来越好。
新京报：我们是同乡。以我对故乡父辈那一代人的了解，他们应该不太能接受你以前那种生活方式。
朱文：就是这样的，你说得很准确。我的过程就是这样，一开始选择就和父母的愿望是对立的，父母也许会很失望。
新京报：哪怕当时在圈子里你有多意气风发，但是内心深处对父母总会有一种很纠缠的感觉，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朱文：对！是这样过来的。而我最自责的就是，实际上隔了一些年后，你不论当初做过什么，最终父母都能释怀，都能够接纳你、理解你，哪怕最初他责骂你、阻挠你，但当你真的做出了选择，他们还是会尊重你的想法的。而我回头一想，我们又是怎么去理解父母的？我觉得欠得太多了。拍完这部影片后，剧组工作人员以及看过的观众都会有一种感觉：想要赶紧回家陪陪父母，同他们聊一聊。如果这部片子能够激起这样一种感情，我想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关于变化：是宽容，并不是妥协
新京报：一位曾在小说《我爱美圆》里和父亲一起“招妓”的作家现在开始学会赞美父亲，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朱文：我比以前宽容了。
新京报：你认为这是一种妥协吗？
朱文：我不认为这是妥协。我在拍《海鲜》时就说过，愤怒是没有用的，不应该只停留在愤怒上，还应该继续往前走。就像“虚无”一样，当你认识到这个世界虚无的时候，你不应该停留在这里，前面不管多艰难，你必须继续走下去，带来更多的东西。我最近几年最大的感受就是开始发现自己其实不重要。以前可能总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重要的人，现在正好相反。
新京报：但是四五年前你说得最多的却是“断裂”、“解构”、“愤怒”。
朱文：我愿意否定自己以前的许多东西，我也和朋友们分享这个。我想做错就该有勇气去纠正。很多时候我们习惯了两个极端，要不就是“合作”，要不就是“抗拒”，实际上我觉得在人类诸多的决定中，“非此即彼”是一个过于简单化的东西，应该还有另外一种决定方式。关于拍片：重新回到零点
新京报：你以前喜欢反思吗？
朱文：我一直都是这样一个人。笼统讲我是一个想活得明白的人。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在最“顺”的时候停止写作的原因，它和我心里的焦虑有关系。我觉得我一直不接受把写作作为一种职业，在最后那段时间，我一直在质疑自己的写作，我要做一件新的事情，它能使我重新找到了起步的感觉。
新京报：重新回到零点？
朱文：对，就是零点！回到起点，什么都是新鲜的。
新京报：那会不会有一天朱文成为一名著名导演了又选择了重新开始？
朱文：完全有可能啊。人家老问我新的计划，我就跟他们说我没有什么计划。本来我也没有打算做一名职业导演，我尽努力把我的电影梦实现后就不会再做电影了。
新京报：你认为《云的南方》达到了你所理解的好电影的标准了吗？
朱文：《云的南方》只是一个起步，在中国这样制作环境里的一个起步。我想《海鲜》已经足够好，但是有一点，它只能在外国看到，一回到自己国家就像小偷一样，这是不可以的，很滑稽。这样的电影拍出来之后对现状根本不起作用，你的工作是无效的，我觉得一部好作品，应该能和当下在同一时间、纬度里形成交流，要对现实起作用。在这个层面讲，我认为《云的南方》是我的第一部电影。关于《云的南方》：讲述一个人不可能的生活
新京报：让我们再回到影片上来吧。这部片子基本上是从父亲的精神世界切入的，并没有什么复杂的剧情，这对国内观众的观赏习惯来说恐怕是个考验。
朱文：我想拍的是一个中国父亲的故事，但后来我希望它能有所超越，能涉及一个人类的普遍境遇。一直以来，我对一个话题都特别着迷，就是关于一个人不可能的生活。人生有一个普遍的悖论，就是你不可能拥有另外一种生活。这个话题令我着迷。
另外一个话题呢，我想可能就是父辈们所独有的，就是推动故事秘密前进的“情欲”。我经常有一种冲动，我们这一代人给父母讲了一个我们的故事，父母那一代人也应该给我们讲一个他们的故事。我想帮他们来讲一个他们的故事。讲完后，我才发现这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新京报：这是一个非常作家式的叙事理想。把电影当做小说拍，从影像里看到类似文字的东西，这是你的习惯吗？
朱文：是习惯，也是趣味。影片在德国放第一场时，有一位年龄很大的观众对我说：我感谢你拍了一部充满诗意的电影。现实中的人对诗意是有渴望的，它不真实，只是漂浮着，但是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生活会是多么残酷！所以我给影片起了这样一个名字，我觉得它在语言上感觉舒服。尤其是天边地平线上云的感觉，就像从地面升起的精灵一样，相对于土地的坚实而言，云所提供的意象是遥远、飘逸甚至是神秘的，影片的整个叙述的调子，都在传达这种讯息。
新京报：最后，谈谈你对这部片子的观众预期？
朱文：我相信对艺术感兴趣的人还是有，这是一定的。我不期待这部片子能有多少数量的观众，但我相信一定有人想看到这个东西。中国电影还处于一个“美学暴发户”的时代，观众也需要培养。(本报记者杨彬彬 实习生张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