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电影节”，我们会想起一座座名叫“金××”的奖座，会想起红地毯上的明星，或许还有人会想起买片卖片的电影公司……有多少人会想起这个舶来词的本意？Film Festival--电影的节日。
4月，香港国际电影节与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相继开幕。它们今天还算是“另一种电影节”，不同于戛纳、柏林、威尼斯的“另一种”，但明天呢？
从香港文化中心四楼的香港国际电影节办公室下楼，电梯在三楼停住，门打开，正对着尖沙咀婚姻登记处，里面人头攒动。电影节节目策划王庆锵笑说：“这里总是很多人，很烦的，我们都想它搬走。”
第28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的5个奖项于4月15日晚全部颁发，“人数大破纪录”的各地嘉宾已开始动身离港，但接下来的两个休息日，仍是观众入场观影的高潮期。一部叫做《东京干爹》的日本动画片似乎是本届电影节观众们的最爱，偌大的文化中心剧院上座九成。三个露宿东京街头的流浪汉在圣诞夜拾到一个女婴，满城奔走为她寻找生母。最底层生活其实充满辛酸，但于细节中却时时烘托出生命的坚韧与人性的良善，幽默段落总是逗得全场笑作一团，正片映毕，掌声大作，字幕毕，掌声又起。
《无间道》令“无间”二字在香港成为“卧底”、“间谍”的代称，于是法国名导侯麦的新作《三重间谍》被译作《花都无间》——发生在花都巴黎的间谍故事。电影的故事涉及二战前的诸多历史背景，很多观众可能会有理解上的困难。电影节方面很体贴，放片之前先有工作人员上台说明，并安慰观众：“其实在法国也有很多观众因为不了解那段历史，看得懵懵懂懂，所以大家不太明白也没关系。”
相比之下，回顾单元的观众就少得多，不过他们就是绝对的“影痴”。日本导演清水宏回顾展在香港太空馆仅100多座位的小厅放映，就这样，观众还没坐满，之后的座谈更是只有三四十位听众。王庆锵说这样的人数其实已属不错，电影节结束之后，回顾单元的各个节目还将继续放映。“毕竟电影节的时候人们还是更想看新片，老片可以以后慢慢看。”
不少放映的电影只有英文字幕，这或许是一些观众临场却步的原因。真正爱电影的人又有着极强的参与意识，一位李先生给电影节办公室写电子邮件质问：“为什么那些奖项全都由委任的评审决定，观众只有看的份？我要普选！我要普选！”其实今年的电影节与国泰航空公司合办了“最触动心灵电影大奖”，由观众参加评选。截至4月14日，前10名的榜单上最后一位是内地电影《恋爱中的宝贝》，虽然得分不高，114张的投票数却是最多的。
有人对“宝贝”被选做电影节开幕电影不满意。《星岛日报》专栏作者冯礼慈说有朋友看到一半，忍不住走了，并怒道：“这样子的电影，竟可以获选为开幕电影？”当然作者的文章里，还是为“宝贝”说了不少“好话”：“如果你认为它作假弄虚、哗众取宠、装样……我不怪你，它确实差点就堕进那深渊了。不过，到底，这仍是部新鲜有趣兼有深意的电影，即使作为一部外国片，我也会觉得它好有创意，何况……何况……它是部内地电影哩！”其实选《恋爱中的宝贝》和《玉观音》做开幕片的理由简单，电影节总经理李焯桃说：“要是选贝托鲁奇的电影开幕，当然够分量，不过对于观众，还是这两部华语新片更吸引。”
内地电影今年其实颇占风头，5个奖项中，3个均为内地电影夺得：朱文的《云的南方》获得“火鸟大奖新秀竞赛金奖”和“国际影评人联盟奖”；宁浩的DV影片《香火》则夺得“亚洲数码录像竞赛金奖”。
宁浩写《香火》剧本时23岁，去年毕业前，他用15天在家乡山西拍摄了全部镜头，演员全是他的中学同学，都分文未取。去年《香火》在东京Filmex电影节拿到大奖，他跟同学平分了奖金。
错过了4月15日晚上的电影节颁奖是一件憾事——按王庆锵的说法，每一年的颁奖都是闹剧，因为总是纰漏百出。今年的笑料是“人道奖纪录片竞赛”颁奖时，一位日本导演获得特别表扬，但因为翻译原因，他错听成自己获得大奖，冲上台去慷慨陈词。电影节方面只好将他晾在一边不做翻译，观众只听得懂一连串“感谢”。
每年200多部影片、十多处放映场地的香港国际电影节竟然只有9名专职工作人员和16名短期雇员，其他都是临时义工，机构精简得让人诧异。因此李焯桃对电影节质量方面的期望是：“目前来讲，就是纰漏少一点。在内容方面，我们刚做了不少大调整，例如从去年开始多做了3个竞赛单元。短期内应该是一个巩固的过程，今后只是作些小的改变吧，比如影片数量上再控制，少一点。如果问，放5部电影还是8部？其实观众都是那几千人。5部电影就已经让他们都进了影院，如果那3部比较次，就没有必要请来。”香港国际电影节今年开始实行全年策划，不只在电影节的半个月内有节目，而令各种专题放映成为常态。
电影节最重视的评价来自观众，而对香港艺术发展局，李焯桃不客气地直言：“他们不懂，怎么评估我们？”筹划了两年的电影节公司化运作将于明年正式实施，这会给电影节更大的自由度和更简化的工作程序。在他们看来，作为政府机构的艺术发展局，主要的功能就是下达红头文件和审批报告——“花5块钱就要写一份报告。”电影节目前的预算是1400万元港币，艺术发展局拨付700多万。电影节总监戚家基的理想，是将来能做到票房收入、商业赞助和政府拨款各占1／3，艺术发展局却认为：那就是说我以后每年只要给你500多万。“我们还要教他们：不是这样，是你们的资助不变，我们把票房和赞助做大到700万。事情要做大，而不是维持原状，对不对？”
电影节在香港的闹市街区中似乎并不是多么大的一件事，很日常，但或许这是更好的状态。在电影节上“赶场”，对几千“影痴”来说既累人又快乐。“他们赶来赶去，自己会很开心。电影节作为一个集中的观影机会，能给他们更多的投入感，观众会跟人说：我很忙，我一天要看几场……这是电影节的一个魅力。是起码十几年来一直都有的传统。”戚家基说。更让人抚掌的应该是电影节手册上李焯桃的这段话：“推动电影文化的目的，当然不是功利地为创意工业培养人才，而是深信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和市民素质，与艺术熏陶及人文浸润的环境息息相关。”特派记者李宏宇发自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