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作为一部商业电影，却启用了独立电影制作班底，这在香港是非常少见的，独立导演制作的商业电影，会为香港带来什么新鲜的内容？本报记者专程赴香港采访了本片年轻导演黄精甫。
每个社群都是一个江湖
记者(以下简称“记”)：这部戏似乎是在讲两个男人之间的戏，这种戏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拍了很多，那么你设想的《江湖》跟以前的这类戏有何不同？
黄精甫(以下简称“黄”)：我并没有特地看回以前的所谓江湖片，我觉得“江湖”无非是两个字，其实每个社群都是一个江湖，比如记者的江湖、医生的江湖等等。就是说，每个社群中的底层都想“上位”，但上面的人都不想让你上去这个意思。如果我不拍黑社会，我可以按这种思路去拍医生的江湖，甚至是我们电影人的江湖。我们现在只不过是把舞台放在黑社会，用这个舞台来表现我们的这个概念。在美术布景方面，我们把背景放在古巴，说的是古巴的华裔黑帮，里面的情感都是属于华人的，只要是华人就会明白。
记：那个古巴的华裔地区是不是显得很香港？
黄：其实我们选的景已经很不香港了，比如说我们选一个冰厂来作为卖枪的地方。而且我们在拍摄时，故意把内景当外景拍，把外景当内景拍。比方说我们现在做访问的地方是一家餐厅，外面才是街道，可是我们就把这家餐厅拍成一辆行驶在街上的车。
曾志伟比我还敢创新
记：你是独立导演出身，为什么曾志伟会让你去拍商业电影呢？
黄：我也不知道。不过我的原则是找我拍就不能规限我要怎样拍，否则就另请高明。这一点一定要反复跟老板强调，要让他知道我是怎样的人，不能说市场时兴什么就让我拍什么。话又说回来，其实曾志伟的理想比我还大，所以我在他的监督下工作也比较自由。
记：曾志伟的理想是什么？
黄：他希望用新的电影吸引新的观众，让他们有新的想法和新的角度看问题；如果能让观众习惯不同的角度，那么香港就会有许多不同种类的电影。我觉得这个想法是非常正确的。
记：这些新的角度是哪些角度？
黄：在香港从来没有像我们这样拍黑帮片的。打个比喻吧，《古惑仔》这种黑社会片子肯定会有这种镜头：两帮人在大街上对峙，一边有40个，一边有60个，然后突然大家冲上去就打起来，砰砰声不断，音乐响起，高潮。我在香港生活了这么久，都没有见过这种场面，我觉得那种厮杀只是一种美丽的想像。我在《江湖》里没有用大量的血浆，整部戏只有一个人流血，血不是到处洒的，只有在必须要用的时候我才会用。血浆到处洒显得很没有人性，而我认为那些角色都是有人性的。
另外我们还用比较新的方式表现了“杀手”的概念，就是那种帮会要派人刺杀某个大佬时，他们会用抽签的形式选出“杀手”。这种事以前的电影也有表现过，不过在《江湖》里，余文乐饰演的角色很慷慨地表示不用抽签，就让他自己上。因为他认为从前每一个人都不想去，所以要抽，现在每一个人都想去，所以也要抽，就是这种概念。而且这位刺客还是学生，谁会知道他的书包里有没有刀，而大佬则很尊贵，这就形成了角色转换——所有最可怕的东西，就在最平常的东西身上；而所有大佬都不尊贵，因为他们每天都要面对这些危险。以前是小的要担心大佬，现在是大佬要担心小的。
记：我看过你以前的几部电影，似乎你比较倾向于在结局时来个大转折？
黄：其实我没有特意弄这种架构，可是我说话和想东西都是这种方式的。我看一个故事，就会联想到另一种东西，而那种东西正是我想要的。我每一部电影都想表达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通过那种大转折来提出来。电影总是分两种的，一种是创作人想说一些东西，另一种是创作人想问一些东西，我是属于第二种。
记：你这次是跟刘德华、张学友这些香港大明星合作，他们好驾驭吗？
黄：我不想驾驭他们，我是在拍之前，已经跟他们进行了正式的沟通，比如在每天吃饭时就跟他们谈好，这种沟通可以让我们彼此知道大家的世界有哪些共通，又有哪些不同。我们这部电影是建立在我们的共同点之上的。不能怕把自己的感觉说出来后被他们反对，一定不能怕，一定要说出来。如果你说得太少，对方就无法看到你的世界。我认为拍电影主要是沟通，而不是驾驭。
灰色和消极是两回事
记：听说5位演员一齐出场的镜头是在高街拍的，而且拍的时候闹鬼，是吗？
黄：是啊，当时还是我第一个叫出来的，但不是真的闹鬼，是我在搞气氛。
记：当初选择这些阴森的地方拍摄是什么原因呢？
黄：其实这故事是发生在晚上的，几乎整个故事都是在夜景下拍摄，只有半班戏是在白天开拍的。因为夜晚代表灰色，我认为不单只黑社会，每一个社群、每个人都有一些灰色的状态，人生不总是黑白分明的，事实上，黑白分明的情况很少很少。灰色的状态代表一个人身上集中了很多种矛盾情感，但是他必须面对和解决困难时的状态。这部电影着重表现这种状态，所以选择了很多夜景。
记：是否因为这个影片被认为比较灰色和晦涩？
黄：我认为灰色跟消极是两回事。如果我们已经弄清楚什么是黑，什么是白，那还用拍电影来说明这种灰色的状态吗？难道你能说每个人都是黑白分明，你黑我白吗？这个世界是没有完美解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