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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达拉宫》导演陈真:理想主义伴随我走进电影
http://ent.sina.com.cn 2004年05月28日17:51 新浪娱乐

  问题1:陈真导演,我知道您是新纪录片运动较早的参与者之一,我听吴文光说过,他当时制作纪录片的时候就深受你的影响。现在你是中央电视台名牌栏目的制片人,应该说是赫赫有名。你一直对纪录片情有独钟,你为什么选择纪录片这一行业?

  答:其实我当制片人还不到3年时间,在这之前一直从事电视纪录片拍摄工作,这一点来说,我特别感激中央电视台。20年前我从大学毕业到中央电视台,参加的第一部拍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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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当时中日合作拍摄的大型电视纪录片《黄河》,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电视生涯就与纪录片分不开。

  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电视纪录片有了飞速的发展。从中央电视台开始到各个地方台,成为推动纪录片创作最主要的力量。出现了许多好的片子,多次在国际上获奖。甚至学术界有些人把80年代末90年代初纪录片的这种现象称之为“新纪录片运动”。从那时起,纪录片在题材上有两个显著的分支,一种以人文历史为主要表现题材的纪录片,像最早的电视纪录片《丝绸之路》、《话说长江》、《黄河》、《望长城》,使这些传统一以贯之;另一种纪录片则成为电视纪录片的主流,题材反映的是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凡人小事,通过对这些平常生活的记录来展示人文精神。我现在负责的栏目就是《东方时空》的“百姓故事”,它的口号就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实际上也成了纪录片的一个口号,反映了中国纪录片一直执著的题材取向。

  随着纪录片的发展,更多的纪录片工作者尤其是后起之秀,他们更偏重于日常生活和凡人小事的记录。并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独特的视角。当然这些记录,是极其有价值的。而另一个分支关于人文历史题材的纪录片近年来有点式微,衰退,主要原因是这种纪录片投入比较大,耗时长,回报未必很大。但就我本人来说,我更喜欢对人文历史进行探求、思考、表现的纪录片,而且我也一直没有放弃做这样的纪录片。在这种情况下,我很幸运地获得了拍摄《布达拉宫》的机会。

  问题2:十几年前你推动纪录片走向电视。而当前纪录片的主体还是在你的老本行——电视,那你这次为什么反过来选择用电影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

  答:新纪录片运动是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的,我属于第一批从事纪录片运动的人,拍摄了很多纪录片。由于刚开始的时候,大多是拍摄一些凡人小事,或者说因为视角过于独特,目光所及更多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一些情况,这既是新纪录片运动的一个特点,但同时也造成了近20年来纪录片越来越走向边缘,甚至很多片子不被主流所接受。当时我和许多纪录片工作者,比如说,吴文光,康健宁,时间,段锦川、蒋樾等一起拍摄了许多有追求的片子,只是在一定圈子里被人们所了解,在社会上其实并没有流传多广。随着这些纪录片题材的边缘化,最后连片子的制作和发行也逐渐边缘化。

  1993年以后,《东方时空》的“生活空间”提出了“讲述老百姓故事”的口号,拍摄了许许多多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人和事,从平民的视角,用最真实的手法拍摄和播出了大量纪实类的电视纪录片,但由于篇幅所限,每一部片子不会超过10分钟,对社会的记录和对人文精神的探索和努力还是受到了一些限制。如何让纪录片能够真正进入主流,使对历史、人文的探索和关注的大制作走进影院,进而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这是我们这些纪录片工作者一直在思考,甚至梦寐以求的目标,拍摄和制作《布达拉宫》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

  至于为什么选择用胶片拍成在影院放映的电影,这可能和我们这一代人都有着一个制作电影的梦想有关。

  问题3:拍一部纪录片可选择的题材十分广泛,布达拉宫地处西藏高原,拍摄起来有相当难度,你为什么要拍布达拉宫?在拍摄时又为什么选择一名老喇嘛作为纪录片的视角呢?

  答:说起这个话题很长。大概在90年代中期,西藏问题成为国际上的一个敏感话题,也不知什么原因,西方突然推出了许多关于西藏题材的影视作品,最知名的有两部电影,一部叫《困顿》,一部叫《西藏七年》,均是好莱坞的大制作。以我对西藏历史和文化的了解,在看了这两部片子以后,对西方别有用心地对西藏题材的处理方式极为不满,于是我们想通过我们所能用的武器——影视作品来表达我们的态度,同时也想用纪录片的纪实手法还世界一个真正的历史原貌。

  表现西藏题材我们最终选择了代表藏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杰出代表——布达拉宫。最早设想拍摄布达拉宫的时候,曾经想过用拍故事片的手法,由人来扮演西藏历史上最重要的历史史实和人物,拍摄一部艺术化的纪录片。但中央电视台的领导认为,用这样的方式不可能深刻地表达我们想要表达的主题。为此当时我们陷入了很长时间的困惑,我自己还到西藏去了三次,走访了许许多多对西藏历史文化和布达拉宫有一定了解和研究的人士。

  就在前期的策划采访中,一位13岁就进入布达拉宫,与布达拉宫有60多年不解之缘的老喇嘛——强巴格桑进入了我的视野。回到北京以后,我脑海里一直浮现着这位70多岁老喇嘛十分有特点的面庞和他给我讲的有关布达拉宫和自己的故事。当老喇嘛的故事和布达拉宫联系起来之后,一下子布达拉宫的历史变成了一段活的历史,变成了一部人性化的历史。这种想法让所有当时参与创作的人都激动不已。当我们把以这位老喇嘛为主角,并以他的视角来展示布达拉宫的拍摄设想形成文案,上报给当时刚刚上任的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时,他立刻批准了这个拍摄方案。

  应该说,在如何拍摄布达拉宫这个题材的时候,当初我们有很多想法,进行了长达一年半的思考。最终我们选择了现在的这个形式,是所有设想中最好的形式。当时因为布达拉宫的方案迟迟不能确定,各方面都比较着急,我心中也极为焦虑。但是感谢赵化勇台长和中央电视台的各位领导,他们以罕见的耐心帮助我们完成了这次艺术上的思考。

  问题4:西藏的条件极为恶劣,布达拉宫又是如此一座神秘的宫殿,整个摄制组在世界屋脊拍摄历时三年,你遇到过什么困难?请你谈谈在摄制过程中的逸事。

  答:我第一次去西藏拍片是在1988年,拍的是西藏的传昭大法会。当时遇到了拉萨骚乱,使我们身处过险境。当时一小撮分裂分子围攻了党政干部和记者,我们当时被骚乱分子包围在大昭寺内,最后是从大昭寺三楼跳下来才得以脱险。从西藏回来以后,因为在拉萨骚乱中的表现,我们受到中央电视台的表彰。当年的这段经历成为我从事影视工作第一次最深刻的记忆,也因为那次经历,我和西藏的各级领导、学者包括藏族群众建立了极为深厚的友谊。从那时开始,我对西藏拥有了一份挥抹不去的情感。

  拍摄布达拉宫是一件极其困难的工作,认识到这一点是我接触布达拉宫一年左右的时间以后。布达拉宫始建于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时期,后来又成为西藏政教合一的政治中心。1980年开始,布达拉宫正式开放成为供信徒们朝拜和旅游者参观的圣地。但是关于布达拉宫的历史和文化研究资料极为稀少,一直找不到比较系统的学术成果,很多资料也显得支离破碎,加上不懂藏文,所以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读解布达拉宫。

  布达拉宫那些华丽而神秘的殿堂究竟在述说什么样的人文历史和价值,谁也说不清楚。记得当时的布达拉宫管理处负责人告诉我,至今没有人明白布达拉宫到底有多少殿堂。我曾经在布达拉宫里面住了三天,与管理布达拉宫的工作人员以及喇嘛灯香师朝夕相处,试图进入布达拉宫的真正核心,但我仅仅知道了一些类似于哪座殿堂到底建于何年,拥有些什么珠宝。而其中许多无法理解的奇怪故事,我一直摸不到头脑。对一个历史文化如此深厚的宫殿,仅仅靠一己之力是无法破解这一千古之谜。所幸的是,我们没有纠缠这些细节的历史陈迹,而是用一位喇嘛的人性化的视角,来展示布达拉宫的历史和文化,这一难题被我们以躲避的方式绕过去了。

  记得刚到布达拉宫的时候,经常在里面迷路,但是拍完布达拉宫以后,只要有人告诉我哪一个宫殿,如何行走,位置在哪,里面有些什么东西,这些我了如指掌,如数家珍,不少西藏朋友戏称我为“布通”,但我自以为我对布达拉宫的了解至今仍不是很透彻。我想,进入一种深层的文化,甚至进入一种非本民族的文化,要想进行深层的了解和表达,应该是非常困难的。我想以后不会再选择这样的题材,因为我生怕做不好。

  第二个难题主要是高原地域造成的。西藏是世界的屋脊,摄制组的主创人员基本上来自内地,我们首先面临着高原缺氧、恶劣气候条件对我们的考验,而且我们使用电影的方式来拍摄,摄影和照明的器材数量多,分量重。

  到过布达拉宫的人都知道,汽车只能到半山腰,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每天都要走三四趟,得和自己的体力和极限做斗争。同时布达拉宫也是一个文物部门,里面价值连城的文物众多,拍摄前我们和布达拉宫的管理部门签订了严格的协议,决不在拍摄当中损坏一件文物,不影响旅游者和香客的正常接待活动。拍摄的灯光基本上使用冷光源,布达拉宫管理部门规定我们每天必须在晚上8点以前收工。我们既要抢时间,又得躲避参观的人流,同时又要小心翼翼地不让我们的重家伙毁坏文物,应该说难度极大。我们的摄影师曾经在拍摄中因为体力不支,送去医院抢救,最后拿着输液的吊瓶坚持拍摄。应该说,认真敬业、工作态度严谨的布达拉宫工作人员给了我们极大的支持和配合,而我们也用自己的行动让许多当时对拍摄布达拉宫有担心的人信服,就在拍摄完成后,布达拉宫管理部门曾经给中央电视台来了一封感谢信。

  还有一个难题就是经费困难。《布达拉宫》采用电影手法拍摄,花费是惊人的,仅仅往返路途的费用就高达七八十万。我们精打细算,甚至于自己开伙做饭,也依然克服不了经费上的紧张。应该感谢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和珠海联邦药业公司,是他们的慷慨解囊让我们得以完成这部片子。

  刚开始拍摄的时候,我们为拍摄的难度所困扰;而当拍摄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则为经费不足所头痛。我们永远记得,当时担任西藏文物局局长的甲央鼓励我们的话。当他得知我们拍摄中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他鼓励说,拍摄布达拉宫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我又觉得我们是幸运的,记得刚立项的时候,西藏的党政领导陈奎元、热地都亲笔批示,要大力支持这次拍摄。在布达拉宫开机仪式上,中央电视台当场向布达拉宫捐献了30万元的维修基金,对以后的顺利拍摄打下了一个极好的基础。布达拉宫能够顺利拍摄完成,凝聚了许许多多人的心血。在这里,我想向支持我们的各级领导和朋友们表示深深地谢意。

  还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的主人翁——强巴格桑。他13岁到拉萨,因为家庭生活的困难,跟随哥哥打拉萨寻找一条谋生之路。由于舅舅在布达拉宫的关系,也把他介绍进了布达拉宫。老人不属于以学经、研究佛礼为生的僧人,由于长相、身高的缘故,他实际上是一位诵经师。加上有一手木工活,1959年以后他还负责布达拉宫的一些维修工作。由于他对布达拉宫的贡献,在1980年布达拉宫作为文物保护单位开放以后,他担任了布达拉宫中喇嘛们的领头人。

  这位历经沧桑的老人,在拍摄时已经是一位年近八旬,已退休在家。布达拉宫从山脚走到山顶,一趟下来我们年轻人都要歇两三次,而老人身体出奇地好,每次却是一口气走上去。即便这样,老人还是累得患上了感冒。在内地感冒可能没什么大不了,但在西藏感冒可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我们之间因为语言的隔阂也曾经多次发生过不愉快,但每一次都春风化雨。记得我跟老人告别的时候,老人从他的箱子里拿出了一件礼物送给我,那是一个铜雕的布达拉宫,是老人当年获得文物保护先进人物时获得的奖品,我想我能理解老人的心。

  老人的一生非常坎坷,我们的拍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但为了《布达拉宫》我们走到了一起,完成了这次艰难的拍摄。在最后录音的时候,老人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这是我见过的关于西藏最好的片子。”也许因为我们和老人的关系,老人的评价也有溢美的成分,但我们听了这话特别满足,感到一种莫大的欣慰。

  为布达拉宫工作了一生的老人,从来没有在布达拉宫得到过一点物质回报,甚至在离开布达拉宫之前,从没有拿过一分钱工资。但我看到,当老人再次走进布达拉宫,依然受到布达拉宫年轻喇嘛们的尊敬。老人跟我说过一句话:“春天的日子忽冷忽热,人的一生有苦有乐。”但老人最终是幸福的,因为他说他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当我们把他作为影片的主人翁进行拍摄时,他一再跟我说,是你们把我从垃圾箱中捡了出来。但我知道,不是我们选择了他,而是布达拉宫选择了他。虽然老人没有得到任何物质回报,这部片子将会成为老人最大的回报。

  问题5:听说张艺谋《英雄》后期光后期制作就花费数百万,而纪录片无论如何也难以与这类市场化程度高的故事大片相抗衡,那你为什么花费这么大力气和经费去做后期制作呢?

  答:给《布达拉宫》提供后期技术的班底,和张艺谋、冯小刚他们拍摄的大片的后期制作的人和机构是一样的。我们没有像《英雄》那么巨大的投入,但依然选择如此高成本的后期制作。我们也不知道这种高投入有没有市场可观的回报,但这表明了我们的一种态度:我们要用最好的手段来制作这部电影,给观众提供一流的视觉和听觉的享受,包括在音乐、声音和动效的处理上,我们均采用了最先进的多声道数码技术。有关这部影片的画质和音响,我想观众会有一个正确的评价。

  过去一提大制作,人们往往想到的都是故事片,纪录片不可能有明星效应,我们的创作人员也不拥有像张艺谋陈凯歌这样的名望,但我们依然想用最先进的手段来制作这部电影。让所有能观看这部电影的观众得到一次美的享受,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大经费和心力来制作后期的最重要的原因。我想制作一部真正的纪录大片,改变以往人们对纪录片的一些看法。

  问题6:作为新纪录片运动,在21世纪的今天似乎到了一个转折点,如何前行到了一个选择的时期。当年新纪录片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你们的开阔视野,如今你能为我们展望一下中国纪录片的未来?

  答:我从事纪录片的创作至今已经20年,对纪录片我情有独钟,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现在我依然在从事纪录片的工作,虽然我由于当上了制片人,这两年很少有时间去现场拍摄,但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制作一些更多的纪录片。

  我个人觉得,随着影视不可阻挡的市场化潮流,纪录片的生存空间不仅没有扩大,反而有点萎缩。一方面是对纪录片创作有热情并从事纪录片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因为DV摄像机的出现,纪录片从技术记录手段上的难度已经没有。而另一方面纪录片的播放渠道、媒介反过来却并不太多,纪录片栏目在各电视台被逐渐压缩,电影院中纪录片也难觅踪影。

  要让纪录片完全走向市场,通过投资拍摄发行来获得回报,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中央电视台制作的许多大型纪录片,如果从纯商业的回报来说,基本上是血本无归。影院放映的纪录片更是如此,我记忆中90年代以后,除了有限的一部片子《周恩来外交风云》获得票房上的成功外,其他片子鲜有在市场上获得可观的回报。

  应该说,像中央电视台这样高投入拍摄纪录片的,在中国并不多,在世界上也不多见。未来纪录片的发展取决于由谁来投资纪录片,纪录片工作者怎么能得到投资得以拍摄。比如国外,主要并不是通过市场的投入和产出来运作纪录片,很大一部分的资金来自基金会等公益机构,这些基金会和公益机构都是不需要经济回报的。另外,如何通过媒介比如电视台、电影院来更多地播放纪录片,提供更多、更长时间的园地,也是让纪录片繁荣的一个因素。

  从创作者本身来说,也面临着一个如何更加市场化,更多以观众为中心的创作态度。曲高和寡,自我迷恋的创作风格应该有所改变。应该说,当今中国正在经历着深刻而剧烈的变化,对于纪录片工作者来说,到处都是绝佳的题材,是纪录片拍摄的最好时机。我想只要把投资问题解决了,播放问题解决了,纪录片会成为深受广大观众所喜爱的一个片种。

  有人说,纪录片是理想主义者的工作。理想主义者的道路总是会很艰辛的。纪录片的创作人员也不可能获得像张艺谋陈凯歌那样的声望,当然更不可能得到像他们所能得到的那么多报酬。我希望未来能有一些更好的条件,更好的待遇给纪录片工作者,因为我们知道,好的纪录片有无可比拟的历史人文价值:当未来人们想了解今天的历史与文化,最直观也是最主要的材料就是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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