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飞正传》：不卖座的开始
记者：《阿飞正传》用了很大“卡士”，但是当年的票房效果和专业口碑刚好成反比。
王家卫：《旺角卡门》很成功，让很多人问我下一部是什么。我就说一直很想拍一个
六七十年代故事，讲几个人共同成长。上一部的背景放在1960年，下一部的背景就放在1966年。
《阿飞正传》要是放在今天就对了，但在那个时代，他们看到那样的阵容，用了那么大的“卡士”（梁朝伟、张曼玉、刘德华、张学友、刘嘉玲）基本上会想是一个江湖片。
记者：《阿飞》第一部结尾，梁朝伟穿好西装后就再也没机会出现了。
王家卫：对，《阿飞正传》第一部商业上不成功，投资商就不敢拍第二部。
第一天开工，我跟他们说这个电影是有旁白的，所有人就昏倒了。那个时候有旁白的电影是三大禁忌之一，是绝对不能做的事情，只要有别人就说你是闷片。（记者：徐克做过。）徐克的《蝶变》旁白很简单，讲几几年几月几号，这个人去做什么，《阿飞正传》大段内心独白让观众很纳闷，问“这是什么”。
记者：１９９５年香港电影评论学会２５名会员评选有史以来最佳港片，《阿飞正传》获１４票，你作为导演获得１８票，都是最高票数入选。但在当时因为票房毒药的称号，你又退回去做编剧（《猛鬼学堂》），在这种情况下，１９９３年怎样再找到资金投拍《东邪西毒》？
王家卫：《阿飞正传》也让我面临压力，香港是以票房论英雄，一部这么大“卡士”的电影不卖钱，他们会感觉这个导演很危险。我要做其他电影，投资商就觉得我们给你故事，我们要求你怎么去拍才可以。
可是我不相信这一套，我不相信电影只有一个拍法。
还有最主要就是那个时代的制片人都很懒，什么东西好卖，我们就赶快照抄一个收钱，但是电影不该只有一个类型。还好我们赶在了“王晶时代”，你自己做电影也可以，只要你有故事，有演员。我们就开始尝试这样去做，自己做监制，找演员，拿一个故事卖给制片人，然后做自己想做的电影。
《东邪西毒》：面对攻击
记者：刚才您也两次提到王晶，在香港王家卫和王晶经常代表电影的两极。从《阿飞正传》开始，你之后的很多作品在香港同时代其他导演的电影里都有迅速反映，有“ｔｈｅ ｄａｙｓ ｏｆ ｂｅｉｎｇ ｗｉｌｄ”（《阿飞正传》）就有“ｔｈｅ ｄａｙｓ ｏｆ ｂｅｉｎｇ ｄｕｍｐｉｎｇ”（《阿飞与阿基》），甚至《精装难兄难弟》里的“导演王晶卫”拍的电影叫《东蛇西鹿》。你怎么看这种作品中的对话，或者说是挑衅？
王家卫：这种事是很正常的。电影被模仿或者被取笑都是一种手段，他们一定有一个理由在里面。他们需要一种喜剧感，这也是一种手段。
《东邪西毒》的时候，一开始我就和刘镇伟约好了，我拍《东邪西毒》“真金版”，他拍《东邪西毒》搞笑版《东成西就》。结果我拍太慢了，那么大的卡士到了1993年11月——快过年的时候，我才只拍了1/10，我就说那你就先拍搞笑版吧。刘镇伟说那怎么成，真金没出来，搞笑倒先出来了。我说那你就先搞笑，然后我从搞笑里提出真金，所以这种事我从来都没有什么大的介意的。
《重庆森林》、《堕落天使》：最快的王家卫纪录
记者：我们知道《重庆森林》是你拍戏最快纪录，穿插在《东邪西毒》之间，只用两个月就完成了。换句话说王家卫其实也可以很快。
王家卫：那个时候，我们上街扛着机器偷拍，最难的是时间的压力不允许演员NG。可能这个镜头拍完就要上车，再过一个小时才有可能回来偷拍。幸好林青霞和梁朝伟都是很好的演员，当时的王菲和金城武是新人，面对这种状况压力应该很大，但是很运气的是，他们都表现得很好，所以这个戏拍得很顺利也很快。
《重庆森林》让整个班底忽然走到另外一个空间去，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像张叔平再也没有机会去弄头发、动衣服，现场什么东西抓到就拍。这也是一种风格，一种手段。
当你做过这种事情之后，你会对自己的信心大了很多，你可以拍很规矩的电影，你也可以拍很随意的电影。在这个过程中，你一路是在肯定你自己。
记者：为什么一定要用重庆大厦作为拍摄背景？
王家卫：因为我是在重庆大厦那个区（尖沙嘴）长大的，对我来说从小对重庆大厦就很好奇。它曾经是很好的公寓，有很多明星住那里，香港最好的夜总会就在它的地库。但后来慢慢变成游客、印度人租住的地方，有很多赌档、妓女，我的父亲就告诉我绝对不许去，所以我一直对这个地方很有兴趣。在《重庆森林》之前。
我们第一次进去，那个保安拿棍子就打杜可风，杜可风扛着机器就一路挡一路拍，到后来就变成我们跟保安对打。对方就打电话报警，我们就上车离开，警察离开1小时之后回来继续偷拍。所以那个时候有这样的一部戏在拍，我们还找了林青霞来演，她居然也肯答应，真的是很敬业的演员。
那个时候我们还让林青霞沿着弥敦道跑，让几十个印度人追。正常情况下是应该穿球鞋拍这场戏，但我跟她说：“不行，这样体型就不对了。”因为穿高跟鞋走起来就很好看。她们这一代演员真的是非常敬业，那场她也答应我，就穿着高跟鞋沿着弥敦道一路跑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