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繁忙、为人友善、嗜酒如命是人们对杜可风的一般传言。
由于正在上海紧张拍摄《伯爵夫人》，和他约好某天晚上专访，可到了时间却怎么都打不通电话。终于在子夜时分联系上他，原来收工晚了，再约时间，只有第二天清晨，因为下午他就得去无锡拍摄——此为繁忙。
清晨8：00，见面，坐定，杜可风要一杯冰啤酒，服务小姐连问，你确定吗——此为嗜酒。
聊天两小时，杜可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说两句话就会哈哈大笑，他的笑让周围的空气都充满暖意——此为友善。
传言一一兑现，他原来就是那么简单和透明的人。
我们从他当年在泰国当江湖郎中谈起，还有香港的王家卫、《英雄》或者镜头里的女人。虽然他一直强调，自己是得了皮肤病的中国人，但说起故乡，仍然情动于中，也许他身上的那种纯粹，正如同澳洲的碧海蓝天，与生俱来。
喝酒就像王家卫戴墨镜
记者：你每天那么早就开始喝酒，果然是嗜酒如命。
杜可风：我弟弟是个很有名的厨师，而我很爱吃，这是上天的搭配(大笑)。酒对我来说，可能是个借口。我希望让你意想不到，因为没有人会在清晨喝啤酒的。
记者：究竟是爱好还只是故意？
杜可风：也是爱好，但其实不喝酒也可以。
记者：是否就像王家卫的墨镜？
杜可风：对，我不能把它丢掉，要不然就没人找我拍电影。(笑)这大概也是一种标志，代表某种生活心态。
记者：就像李白喝酒是他写好诗的标志？
杜可风：对，他要划一条线，表示跟杜甫不同。我也是划一条线——我是这类的人。比如你喜欢一个女人，你不要只欣赏她的身材、她的脾气，她的家庭观念也是她的一部分。
记者：你经常喝醉吗？
杜可风：我喝醉就会离开，从小一醉就想到个没有人的地方。
记者：中国把醉酒的人分成两类，一类叫文醉，一类叫武醉，你属于哪种？
杜可风：我喝了酒不会打人，但可能会是一个晚上和20个人说我爱你，在厕所里睡觉那种。
记者：印象中，有没有在片场醉酒的经历？
杜可风：那一次拍《东邪西毒》，因为我们要跑，有许多运动的镜头，收工前一天晚上，我请所有摄制组人员吃饭，他们知道我喜欢喝酒，当然要把我灌醉，第二天是一场很重要的戏，我到现场，因为神志不太清楚，六七部机器在开动，我什么都想管，跑来跑去，有两台相距1公里。还好没出现大问题。
记者：王家卫没有发火吗？
杜可风：没有，他就说，把他送到旁边去。
曾经当过骗人的江湖郎中
记者：大家都觉得杜可风很会拍女人，那是因为你对女性有种特别的爱吗？
杜可风：我在镜头前面把她们爱死了，但镜头下我没办法爱她们。我跟正常的摄影师相反，有的导演也是，就是因为他爱那个女人，所以把她拍得很特别很精彩。我爱一个人，一点去拍她的动力也没有。比如你把张曼玉放在我面前，我觉得就是另外一种感情。熟悉我的人一看我的工作过程，就知道我是否喜欢这个人。
记者：全世界都知道你爱张曼玉爱得要死。
杜可风：但我1年中，跟她不在片场遇到的机会只有1次，我不会去约她，也不会和她一起出去玩。
记者：听说你在拍电影前还在泰国当过江湖郎中。
杜可风：那时没事干，又没钱，然后人家说可以给个工作，假装是外国医生，卖补药。基本上是可乐加香料，我喝过，也没有什么副作用，不会害人。我就假装是外国来的医生，会讲几句泰国话。整个泰国我都走遍了，有些小地方也去，因为警察会来，一直在逃。
记者：那个时候从来没想过将来自己会成为一个摄影师。
杜可风：对，小时候我看电影只是为了恋爱，人家问我看的第一部电影是什么，我说哪有看，我忙得很。
记者：后来在中国你是碰到王晓祥他们。
杜可风：我慢了10多年，我是二十七八岁才做人家10几岁做的事情，我小时侯对文学感兴趣，也是被那些所谓的专家泼了很多冷水。因为我那个时候身边有很多搞艺术的，我们都有理想，我什么都试过，搞十几部舞台剧还演电影。碰到一些人给我鼓励，其中一个是王晓祥，还有侯孝贤、李安等等。第一次拿摄影机我很惊讶，有的东西特别美，我没有注意到，有的东西我以为很美，摄影机没注意到。
记者：杜可风这个名字怎么来的？
杜可风：我的第一个中文老师起的，她是个女诗人，我跟她还有过感情，不过她结过婚，比我大一点，但我们有点火花。我觉得这个名字是我的一个标志。人家一听会觉得有点诗意，这个人有点文化。
《2046》拍到后来有点疯了
记者：《2046》还没看？
杜可风：看了。你说……(狡猾地)
记者：我很喜欢啊。
杜可风：跟《花样年华》比呢？
记者：我觉得不同。
杜可风：对，那是一个故事的另外一面。
记者：从摄影的角度，你满意《2046》吗？
杜可风：我们为什么去阿根廷拍摄《春光乍泄》，就是因为那时所有的广告、杂志都在模仿我们。所以会想我们的东西真的那么好吗，值得模仿吗。那我们自己怎么进步呢，就是把原来的东西推翻，给自己一点难题。从香港出发，除了南极，最远大概就是阿根廷，这就有点意思。《2046》的难题也有三方面，第一，怎么去做《花样年华》之后的东西；第二就是未来世界我们没做过，以前都是怀旧的；第三，就是技术性的，我们用真正的宽银幕来拍摄。
记者：但是拍摄了5年，传说拍到后来，你都已经受不了了。
杜可风：大部分人是一日三顿饭，8个钟头睡眠，有家庭观念，想回家，你要违背那些东西必须有特别强烈的理由和精神。一部电影原则上对我们说是工作的理由，但在那么长时间内要维持下去，真的很难。还有就是我的个性和感情，太多人在等我。我答应其他人做一些事情，做不到，我心里会有些焦急。
记者：那部片子后来确实有些不想拍了？
杜可风：我觉得大部分导演是这样的，凯歌是，张艺谋也是，好像他不拍电影的话，就不在生活。所以他舍不得停下来。我潜意识也有点这个问题，就是你工作的时候，才觉得在生活，我们这种人都有点毛病。所以王家卫也这样，为什么要停呢，很开心啊。
记者：所以你是个把工作和生活分得很开的人。我听说你在私底下从来不跟王家卫、张叔平吃饭。
杜可风：我必须有电影之外的生活，这是我很重要的精神来源。休息的时候我比较会跟搞音乐的人玩，像崔健。因为我知道我不会搞音乐。
世界上技术最差的摄影师
记者：最近在上海拍摄《伯爵夫人》，是第一次和他们合作吧，感觉怎么样？
杜可风：还行吧。我觉得还是做我们自己的东西比较重要。我拍了30多部中国电影，西方电影只有8部。我从来没把自己当作和中国无关的外人，中国电影的现状，好不好不敢说，但我们在努力。
记者：所以你一直强调自己是得了皮肤病的中国人。
杜可风：呵呵，上影厂所有人都叫我老杜，也是一种肯定。现在中国热嘛，为什么这么热，有一部分是我们把它炒热的。
记者：这次做的又是老上海的东西，原来你拍摄的都是王家卫眼中的上海，这次不一样。
杜可风：原来都是上海人眼中的上海，严格来说他们还不能体会。我其实还是个西方人，虽然在中国生活了那么多年，我不可以评论别人。电影是个主观和客观相加的东西。我的身份在中国文化里是参与者，所以有时反而能客观，这是艺术需要的心态。你必须平衡这两样东西，需要退后一步看。比如这次你接触这些人，他们就是太客观。像我拍的唯一一部澳洲电影《末路小狂花》，也是那么主观的故事，我本身又是澳洲人，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客观一点，否则就会陷入单纯的浪漫和煽情。我对那部电影很骄傲，因为我完成了平衡，用比较超然的眼光看待它。
记者：很多人觉得你的镜头抓住了上海的某些特质，到底你对这座城市有多少了解？
杜可风：我觉得我常常是故意天真，我还没有长大，或者说故意不长大。我大概是全世界技术最差的摄影师，那是有点故意的，可以带着另一种眼光。我觉得我和上海的关系也这样。我故意不太去认识她，为了有更新鲜的眼光去拍摄。当然在车墩的南京路就非常熟悉，因为那是拍《风月》时搭出来的，我有点又回老家的感觉。新闻晨报记者 黄 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