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2600万 — 美金：3000万
然而，巩俐走了，张艺谋品牌重要成员的离去，为这个品牌蒙上浓重的阴影。这时候，另一个重量级人物出现了！张伟平携款人民币2600万，开始了张艺谋品牌的商业时代。
张伟平涉足电影是无意插柳，1996年，他花2600万拍了《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
说》列当年票房排行榜第四，票房达4600万。但张伟平自己却亏了人民币1000万余元，原因是不懂电影这个行当，以便宜的价格卖断了发行权。这时候，张伟平还没有意识到电影也需要营销。钱让别人挣去了，但张艺谋却渡过了巩俐出走之后的难关，也就是说，张艺谋的片子里，没有巩俐也行！然而，毕竟，《有话好好说》云集了除巩俐之外的全中国所有大腕。
采访张伟平实录：“当张艺谋失去巩俐后，我们第一部影片没有经验，我们临时决定的，其实是一种弥补。这个想法是张艺谋想的，他决定把这些人聚在一块演这个片子。等《有话好好说》拍完后，我跟艺谋说，我不否定明星的作用，但我发现国内的市场，老百姓看电影还是要看故事。我们要证明的是，你的影片缺少哪个腕都可以。”
采访王斌实录：“像张艺谋这种性格的人，谁离开他的这个团队对他来说都不是很重要的，他依然拍电影，这是一定的。”（采访者：《中国广播影视》杂志）
如果张艺谋的影片里一个大腕都没有的话，那会是怎样的局面？
张伟平开始有意识地要树立张艺谋这个品牌了 。
在赔钱的情况下，张伟平又拿出2000多万，一口气投拍了《一个都不能少》和《我的父亲母亲》。
采访张伟平实录：“《一个都不能少》是我跟艺谋合作最成功的一部片子，抛开后面的《英雄》不说。从那部片子开始，张艺谋才开始真正树立张艺谋品牌，走出了巩俐的阴影。《一个都不能少》证明了张艺谋的实力。我认为它是张艺谋品牌的第一个里程牌。”（采访者：《中国广播影视》杂志）
在国内，《一个都不能少》以1200万被中影公司收购，并获得1999年全国票房第二名，在国外，它的反凡巨大，张艺谋因此片第二次获得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而它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但这个里程牌还有另一层意义。这是张伟平第一次以“新画面公司”的名义拍张艺谋的片子。如果说当初拿出2600万是出于仗义，那么现在就真的要把它当一个事业一桩生意来经营了。因此成立一家影视公司是当务之急的事。于是新画面诞生了。
采访张伟平实录：“我跟艺谋说，你来取这个名字吧。他想了三天三夜。按张艺谋的解释，首先我们拍的是电影，电影画面非常重要，而且要给观众不断地提供一种新的画面，所以叫新画面更直接。第二个原因，艺谋跟我说，新画面三个字好记，爽口。”（采访者：《中国广播影视》杂志）
这意味着，张伟平要开始经营张艺谋这个品牌了！不懂电影的张伟平，却成就了张艺谋品牌的商业神话。经过前两次的试探，张伟平知道电影是可以不赔钱的，至少张艺谋的电影是不赔的。
但电影需要营销！
营销这个观念在西方已经有一百多年的漫长演变历史，它经历了“生产观念”、“产品观念”、“推销观念”、“市场营销观念”直到现在的“现代市场营销观念”几个阶段。然而，在中国，1984年，当菲利普.科特勒的《营销管理》被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营销是个什么东西。当然，到了九十年代，营销已经是一个普遍的商业行为。当张伟平与张艺谋相遇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手里有药材和房地产等等的生意。显然他是懂得营销的。但要把电影当一件产品去营销，在中国，张伟平是第一人，也只有张伟平这个不那么疼爱电影的门外汉，才舍得扒开电影的艺术外衣，把它赤裸裸地推到了商业的怀抱。
张伟平开始施展拳脚，大展鸿图！
张艺谋说我是种萝卜的，你是卖萝卜的。这话生动而形象地把电影拽下了艺术殿堂。
在新画面，张艺谋只要把萝卜种好，张伟平就能把萝卜卖个好价钱。
让我们一一回顾那些令人目瞪口呆的营销方案。
采访王斌实录：“新画面公司对中国电影做了一个很大的贡献，他们有意识地去打造张艺谋这个品牌。而艺谋本人他一如既往地走他原来的那条路，不管别人后来说好说坏，他只是坚持要拍一个好电影。在拍好电影的过程中，新画面公司作为一个制片公司它承担了制作发行这么一个重要的而且是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它是有意识地打造张艺谋这个品牌，所以他们两个就合二为一了。某种意义上是各司其职，必须要把这两个分开。”（采访者：《中国广播影视》杂志）
说起来那已经是上个世纪末的事情。一切皆因时间的流逝而淡忘了。但我们依然要努力地从记忆中搜刮一些残枝碎叶。
新画面公司有意识的营销方案应该是从《我的父亲母亲》开始的。从那以后，他们一个比一个绝，直到《十面埋伏》的空前绝后。
《一个都不能少》最大的卖点是没有演员，一个14岁的农村少女支撑着整部影片。这本身就会勾起观众的好奇心理。因此它不需要画蛇添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