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陈国星聊天，特别享受的是他谈自己的电影，尤其是电影之外的那些细节，他对过去那个时代有着太多的感激，说着说着，他的眼里开始有光，甚至可以说是兴高采烈。但他又是谨慎的，一遇对他人的一些评价，甚至是对自己的评价。，他就微低着头，字斟句酌起来。他拒绝评价那些前人是否够纯粹，理由是“我没有亲眼见过”。
忽然觉得自己那个有关“纯粹”的问题有些多余，他已经回答我了。人不可能一直
纯粹，要养家糊口，要过现实的生活。但有那么几个瞬间能纯粹一把，，就足够幸福。
炽热的眼神
新：[陈云]的拍摄初衷是什么，怎么想到要拍这样一个电影？在这个电影里你觉得最能抒发你个人情怀、或者最能激发你热情的东西是什么？
陈：我觉得我所接手的这些主旋律电影在拍摄上都是比较有难度的，因为你必须要在不太多的拍摄经费里面完成这个作品，要符合历史史实，符合人物在党史里的定位，同时也要得到包括家属在内的各个方面的认可，这是挺困难的。而且我运气也不太好，几乎我接手的这些电影一开始剧本都不是十分令人满意，所以必须重新做很大的调整，我们也不怕得罪编剧。因此，要说能拿到一个本子让我一下被抓住，很有激情地去投入，那会是特别幸运的一件事，但我没碰到过。至于说到我在这个电影最想表达的东西，一开始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每个电影导演的敏感和视角都是不同的，我相信换一个导演拍《陈云》肯定跟我的会不一样，但我拍着拍着会越来越清晰。
新：你是否参与了这个电影的剧本创作？在剧本创作方面都做了哪些功课？
陈： 我们在北京跑遍了所有相关的资料馆，说实话，跟陈云同志有关的资料并不多，但我们还是找到了一些。同时，我们还走访了所有我们能采访到的陈云同志身边的人。于若木(陈云夫人)同志也很高兴，我们访问她主要想了解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因为于若木同志跟陈云同志结婚的时候，是中央安排她这个19岁却有3年党龄的老党员去照顾陈云同志，因为当时的陈云身体不好，老流鼻血，而当时陈云同志已经35岁了，年龄上有很大差距。
新：那像于若木同志这样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说起自己过去的爱情故事时，会不会有些避讳？
陈：她话很少，但我们还是了解到了很多有意思的细节。比如她说到她曾经有一件毛衣，当时在延安不好意思穿。
新：是颜色太艳了？
陈：对，结果她就把毛衣拆了，给陈云打了件围脖。在延安那么干旱的气候条件下，他们还自己开出来一小片地，种了些西红柿，然后把西红柿挤成汁喂养他们的孩子，这样就给孩子补充了维生素C，等等这些细节我们都觉得特别有意思。我还见到了于若木当年的照片，她给我的感觉是那种特别有个性的女人。
新：你从哪里能感觉得到？
陈：这就得说些题外话了，于蓝老师曾经送给我一本她记述自己在延安鲁艺生活的书，当时她的那些照片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是她尽力在以那样一种姿势在表现着自己。当时跟现在还不一样，女孩子可以比较直接地表达自己。那时女孩子都是穿着特别宽大的衣服，留着齐耳短发，不太能表现自己特别女性的一面。但是，于蓝老师在那些照片里给了我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而于若木在照片里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特别相似的东西，我因为于蓝老师对这个很敏感，就一下捕捉到了。我就在想，也许就是这些体现在她们这些革命知识女青年身上的与众不同的魅力，吸引了我党高层领导同志的眼球。(笑)她们身上的那种理想主义的色彩和热情，跟现在我们文艺圈里的一些女孩子还是有相似的地方。
新：也许她们更加单纯一些？
陈：我觉得她们会更加泼辣一些。对她们来说，这些我党高层的领导干部代表了她们向往的主义，比如于若木当时就觉得自己太落后了，觉得自己似乎跟陈云同志的差距太大了。我想那眼神里出来的东西一定很不一样，一定是很炽热的。
比如，我们根据当时延安他们住的窑洞之间的那个很窄的小过道设计了这样一场戏，过道很窄而且有个坡度，于若木点着一盏油灯要把它放在过道的一个台子上，这时陈云也走过来了，于若木够不着，陈云同志接过油灯帮她放上去，这时灯光照亮了他们两个人的脸。你想啊，这么窄的一个过道，两个年轻的男女这么近的距离一定会发生一些感应，这种东西会非常动人。我觉得将来电影出来以后，这个地方会特别好看。
光着脚的主席
新：片中会涉及到不少伟人，表现伟人的片子太多了，这一次会有不同吗？
陈：在这个电影里我想要表现出来的一个主题就是“拯救”，我想说当年共产党的胜利不是偶然的，它正是符合了老百姓的利益而受到了老百姓的拥戴，它有一个拯救的东西在里面。因此，我在考虑电影配乐的时候也要突出这个主题，我希望它有些像[角斗士]那样的一种音乐，很宏大的、从上到下关照的那样一种音乐。
因此，我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就不想沿用过去那些类似题材里常见的那种特别机械教条的东西，我试图用一种新的视角来再现伟人的形象。 其中有场戏是我们根据一张真实的照片结构来的，那张照片里的毛主席躺在十三陵的一块空地上休息，地下可能就铺了张军毯或者就是一块门板，主席光着脚。当时我看了这张照片觉得特别震动，觉得这就是主席的状态。因此在我们的戏里，主席就是这样坐在十三陵的地上，因为当时解放战争还没有结束，身边的空地上还铺了几张作战地图，陈云同志这时走来跟主席商量发公债的事，主席指着身边一碗热腾腾的小米粥，用湖南乡音招呼陈云“吃，吃”，
而且告诉他这是延安的小米。这场戏是讲主席并不同意陈云同志向人民发公债的想法，他在情感上觉得要人民交钱给政府，尽管之后国家会以利息的方式返还给人民，他情感上还是不能接受。但他又不会直接表示反对，他就试图用他那种朴素的感情来说服陈云。我们在这些表现主席的戏里就是要拉近伟人和观众、和人民的距离，我不要主席还是我们常见的那种招手、那种很遥不可及的样子，我希望他一上来就是特别可亲的、光着脚站在地上的形象。因此，在我们戏里扮演主席的古月一开始特别不习惯，他找不着我们的机位，因为他习惯了主席正面的机位，但我们几乎都是侧着的，我觉得这样更能衬托出主席的形象特别可亲、特别有伟人的魅力。
新：你曾说“拍电影要放进自己的东西，但又要判断是否是观众需要的”，就这个电影而言，你如何找到这两者的平衡点？你觉得对于观众而言，这个电影最能吸引他们的是哪些？对于这部伟人的生平事迹，观众除了能从中受到教育之外，你觉得他们还能得到什么？
陈：你这个问题比较敏感，我得想想。拍这样重大历史题材的电影我希望能有一个比较独特的视角，是不同于我们通常在书籍、课本上看到的那种视角，我觉得那样会受到观众的欢迎，可以说是一种民间的立场，但这个词也许很多人会不喜欢。我们总认为所谓“主旋律”的、重大历史题材的电影观众不多，但根据北京电影市场的回馈，凡是关于历史题材的、无论中外的电影，北京的票房都是不错的，说明观众还是喜欢这类的电影，关键看你怎么拍，是什么样的视角。
新：似乎对目前的中国电影而言，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能吸引最大多数的观众走进影院看电影。但其实每部电影都有它偏重的受众群体。你希望你的观众越多越好，还是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固定的观众群，彼此像知音一样？你想过自己的电影是拍给那一群人看的吗？
陈：(思考中)我这个电影还是面向那些有一定知识的观众的。其实我们很难有机会跟看电影的人在一起(交流)，很少。
知识分子立场
新：90年代初期你拍摄了一系列喜剧电影，如[临时爸爸]、[爱情傻瓜]等等，跟你后来的作品风格和题材都很不一样，当时出于怎样的考虑去拍那些电影的？
陈：我是很喜欢拍喜剧的东西的，就是想拍，我很愿意在作品里融入一些喜剧的元素。
新：那些电影在当时的票房成绩似乎都不错，你今天如何来评价那些电影？那个时期的电影创作为你今后的创作打下了怎样的基础，有怎样的收获呢？
陈：这我不知道，我觉得那是我电影创作的一部分，那些经历对我来说都有用。那些电影加深了我对喜剧的理解，恰恰理解了那些东西以后，使我今天在塑造人物上，我作为一个导演有自己的特色。你看我电影出来的演员大多有非常具有人物感。对比有些电影，电影本身不错，但人物都有些空。我的电影可能有的电影比较一般，但人物比较有特色，值得人们分析和探讨。这个可能跟我对戏剧的堆积和积累也有一定的关系。如果有机会，我还是愿意弄喜剧，喜剧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东西。
新：你曾说：“希望自己和自己的电影一样越来越纯粹。”纯粹是你向往的一种状态吗？为什么？你觉得怎样是一个纯粹的人？怎样是一个纯粹的电影导演？
陈：你这个问题我不太好回答。
新：是不是始终保持自己独立的思想就能算纯粹的人？
陈：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本来我们知识阶层应该有所谓“知识分子立场”，我们更应该接近社会，接近大众，替他们说话。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越来越集中在权利和金钱的周围，这是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现实。有些非常有思想的电影导演，我很好的朋友，当年拍出来的东西都非常棒，但最近几年也转型，可能在商业化方面做了些努力，也有了些进步，但我也跟他们说，在你们的电影里你们自己没有了。但我作为同行，我也能理解，拍电影非常不容易，作为职业电影人，你拍电影最终还是要交房钱啊，要养家糊口生活的。所以这个东西是很难的。
新：在你的心目中谁能算得上是纯粹的导演？
陈：这不好说，不好评价。
新：那死了的那些导演，其中包括外国的那些导演呢？(笑)
陈：我没有亲眼看到过，我也不好说他们私下是什么样的人。我接触过的比如俄罗斯的一个导演，就是拍[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的那个缅绍夫，有次我和他都是俄罗斯一个电影节的评委。当时评委会里就有两个俄罗斯的评委，我亲眼看到那个女评委跟缅绍夫因为对一个电影的看法争得面红耳赤，他们就是针对一个电影各自发表意见，没有说谁的资历老或者级别高就怎样怎样，我觉得他们能那样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立场，那样开诚布公地争论，觉得挺感动的，那就是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文/汪剑 编/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