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电影转变阶段——“投城”
我们可以看到80年代张艺谋是在这种感谢意识形态的过程当尝到了甜头，然后继续变本加厉的变成了经验和历史资源加以扩大和利用。我在看《红高粱》的时候，他用各种各样的艺术手段改写，对意识形态进行减化和消减的当中，跟意识形态是一个紧张的关系，不可能很好的达到平衡，你看电影充满了紧张感。但到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时候，
就没有了感觉上很服帖，内在的紧张感已经没有了。这标志着前期改写意识形态的结束。就好象一个奴婢和主人本来有紧张关系，后来就升格为小妾，升格为正式夫人，那紧张关系自然就消减了。
我总结这个种转变的程度可以用“投城”这个词来形容。张艺谋从红色经典过渡到后来《英雄》，我觉得他好象要为意识形态寻找更加历史化存在的合理依据。使得意识形态更加具有合法性，有合理的外衣。当然我觉得张艺谋做的挺好，《英雄》一出来确实影响很大，他的功劳比翰林院所有的枪手都更有效。讲到这我有一个故事，我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华人，他在纽约做杂志，他也是我的诗友，他看完了《英雄》之后，曾经写了一首诗，他说英雄的片子布什看了非常高兴。我说撒达姆看了也会很高兴。他为中国一体化的专制，一体化的体制，政府的制度观念在辩护的时候，在我的底线上是让我受不了的。
张艺谋电影转变原因
我想更多的要分析一下张艺谋为什么从革命艺术题材一直到了远古的艺术题材？这肯定跟张艺谋出生有关系，他是陕西人。我记得没错的话好象二十多年前张艺谋还没有真正出道的时候，他曾经跟陈凯歌说，我宁愿是秦人，而不是中国人。他要做秦人，我觉得他对历史、秦朝的历史，对秦始皇的形象有一种迷恋、狂妄的历史性的想象。这不仅在张艺谋身上，而且在其他一些陕西人的身上，河南人的身上，所谓来自中国古老文化积淀的这些地方，这些人的身说我看到一种“文化恋尸癖”，《英雄》是他那种“文化恋尸癖”的集中体现和爆发，这种爆发可以说是非常的成功，穿的外套就是武侠，其实武侠在张艺谋手里就是一个套子和玩具，他并不是真正拍武侠电影。从这个角度来说，张艺谋回陕西省当旅游局长更加成功。从他的要求来讲是成功了，但要付出他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我们今天会议要谈到的东西。
张艺谋几大组成因素——符合消费社会要求
张艺谋是很符合消费社会要求。在用国家哲学和整个社会趋势合谋的时候，也正是被国家哲学和社会风潮所利用，成为这种观念和思潮的代言人。现在很明显一个倾向是什么呢？就是消费主义。我觉得张艺谋很符合消费社会要求的，为什么西方人喜欢看张艺谋？完全是站在消费整个角度看的。并不像我们站在其他的角度，比如文化建设、社会责任、道德要求等，美国人就是消费。而中国社会尤其是年轻一代，正在朝着消费目标在狂奔，而张艺谋电影正是帮助他们狂奔的轮子和车子。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张艺谋电影在批评家批评的时候，媒体在骂他的时候，照样能够成功，因为他符合大众消费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