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北京的胡安，23岁时到美国留学，后来在商场上拥有成功的事业。1992年，她弃商从影踏上电影导演之路，并以《西洋镜》一片引起关注。该片不但获得“2000年中国电影金鸡奖”的“最佳故事影片奖”、台北2000年金马国际电影节的“最佳观众奖”与“最佳改编剧本奖”，也受邀参加加拿大多伦多、法国巴黎、比利时、莫斯科等地的影展，并荣获日本“东京影展”7项提名，还与索尼公司签下了在美国的发行权。
告别了带给她在中国电影界第一次荣耀的《西洋镜》，导演胡安开始了她的女性题材之旅———《美人依旧》。胡安自己形容，《美人依旧》是一部“冷艳”的作品：“所谓艳，就是有美色、有亲和力；所谓冷，就是有骨感、有力度。你看的时候，会觉得养眼、热闹，看完以后，也会有思考余地：美人依旧，风景难再。”她用自己坚毅刚强的性格给这样一个看似温婉似水的题材注入极致得竟有些偏执的元素。
告别了带给她在中国电影界第一次荣耀的《西洋镜》，导演胡安开始了她的女性题材之旅———《美人依旧》。无论胡安这些年取得的成绩有多大，在母亲口中千呼万念的仍是她的原名“小平”。母亲说，已经迈入不惑之年的女儿，从她出生起，带给这个家庭的就是一个接一个的意外。简单说来就只有一个字———惊。这“惊”字包含的故事可谓喜忧参半，有“惊喜”，也有“惊讶”，甚至“惊慌”、“惊恐”、“惊吓”。父母是一辈子在社会科学领域工作的高级知识分子，但是在女儿的生活道路上却没给过她什么引领和指点，“连我们自己的事业都不能自己设计，女儿的道路更是我们始料未及”。
惊喜———劫后余“生”
胡安出生时赶上多年罕见的酷暑炎夏，不少和我同时待产的孕妇都中暑了，我更是遭受了难产的痛苦。胡安的爸爸已经签了字，一旦有危险先保住母亲，孩子再从长计议。就在我们已经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胡安却在医生的努力下意外获救。我很清楚地记得医生问我们：“开心吧？”当然，劫难后得到的孩子更觉得珍贵。胡安用她的出生给了我们第一个意外。
胡安初中毕业时，我和他父亲受到“文革”的冲击被送入干校，年仅14岁的她和小她两岁半的弟弟留在北京。胡安被分配到饭馆当服务员，卖过油饼，端过盘子，后来还在旅馆做服务员，照顾弟弟养家度日。我和他父亲远在外地，鞭长莫及，只能每月寄四五十元钱，供他们生活。姊弟俩相依为命，生活了两年，我才回到北京。当我看到他们的生活井井有条，居然没有出什么大事，颇感宽慰。
惊奇———高考成功
原以为胡安能有一份工作，平平安安地生活就可以了。但是她下面的决定再次给了我和他父亲一个惊喜。1977年，中国第一年恢复高考。我们没想到胡安自己报了名，更没想到她一下就考上了。毕竟她只有初中水平，而且中学时受到“读书无用”、“老师靠边站”这些“文革”运动的影响，学业也被打了折。我和她父亲那些年挨批斗，自顾不暇，更顾不上像现在的家长那样指导孩子学习，好听的说法是“无为而治”，难听点儿的就是“自生自灭”。不过知识分子的家庭氛围还是提供了她耳濡目染的机会。家里书多，古典文学、外国文学，连当时普通人读不到的“禁书”，她也能随便看。胡安经常蹲在我们住的小屋的阳台上看书，什么《古文观止》、托尔斯泰的小说等等，都手不释卷地看。邻居跟我说，“你们家孩子都学坏了，怎么竟看禁书啊。”
相比之下，胡安生活的环境要比我们父母对她的影响和帮助大得多。我们家先后住在中宣部和社科院的宿舍大院里。同住一院的有不少学术领域的权威人物和思想理论方面的精英人物。他们的为人和治学态度，对胡安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惊讶———突然出国
最让我们意外的是，当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胡安开始自学英语。白天她一边干活一边背单词，我返回北京之后发现她为了背单词写的卡片密密麻麻，就好像专业搞翻译创作的人一样。著名的社会科学家陈翰笙一直在开免费的英语班，胡安废寝忘食地跟他学英文，跟别的同学们一起“竞赛背字典”。当时的胡安也许并没预料到将来英语会带给她什么，只是在他们的小圈子里，掌握这个语言工具成为一种潮流。
进入外语学院之后，擅长英语的胡安如大家所想，学习如鱼得水。大二的时候她却突然提出要出国。我和他父亲并没有想到她能办成出国的手续，因为当时家里的收入不高，甚至连怎么换美元都不知道，海外关系也多年没有联系。1979年，她凭自己的努力，在朋友的帮助下竟然办成了手续，收拾几件简单的行李，带着很少的钱，买了机票就去了美国。
惊人———三十多岁退休
她在美国的生活更是给了我们一个接一个的意外。她一边打工一边学习，自然少不了艰难困苦。但是几年之后竟然和她的先生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不但生活工作得比很多中国人都强，甚至连有些外国人也比不上，可以说混得很不错。可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她却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我退休了。”我很不理解，“为什么我还没有退休，你刚三十几岁就退休了呢？”
如果说她在国内的时候我们父母还能说说她，出国之后我们就完全管不了她了。她“退休”后在国内国外到处旅游，画画、摄影、听音乐。去了很多之前没去过的地方，而且专挑艰苦的地方去———敦煌、西藏，后来还听说她差点儿从山上摔下来。当时我以为她是生活条件好了，开始享受生活。但是现在看来，可能那时她已经在有意地积蓄艺术能量，体验生活。
惊异———弃商从影
1992年，她告诉我她又上大学了，在纽约大学学电影。如果说，当年她选择出国是一个不简单的决定的话，那么这次放弃从商，转行当导演，对我来说，算得上一个大大的“惊异”。她的这次转行是我和她父亲都不太同意的。她虽然上过快训班，但毕竟是半路出家。当导演太辛苦，要找剧本，找人投资，有创作班子，而且还要很好地团结一个团队，找演员，这些都需要导演操心。虽然她在美国也导过几个小片子，我和她父亲却始终担心她的身体难以应付如此之大的工作强度。所以当有人问我，女儿成了导演你很为她骄傲吧？我却丝毫没有这样的感觉，“人到中年百病生”，我有的只是担忧。
胡安首先是自己生活道路的导演，不一定是精心设计，但至少是就势而上，她有自己的主意，只要是她想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干，要干到底。而且经常是出其不意，我和她父亲都“罩”不住她，我们只能当她的观众，而有的时候连观众都当不上，她的很多事情我们都没有机会旁观。
惊恐———曾被围追堵截
胡安的生活看似潇洒随意，实际上，她走到今天也是风风雨雨，有很多的不顺。童年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一个窝头还要跟弟弟两个人分。12岁的时候胡安就已经出落得像个花季少女，走在路上很惹人注意，于是“惊恐”也随之而来。
她上下学的时候经常有年纪相仿的男孩子围追堵截，早上上学我还能送送她，或是给她约个伴儿，下学晚的时候就很让人担心。有一次她很晚还没回来，原来是被两个人截住不让她回家，后来被邻居发现，才把她安全地接回家，家里人自然是吓坏了。
初中的时候她参加学校组织的学生下乡劳动，同学们高兴，唱起歌来。胡安一直是活跃分子，把《松花江上》“九一八，九一八”这句歌词改成当天的日子，后面唱成“我们来到这贫困的地方……”篡改革命歌曲的罪过还不是最大的，有一次背毛主席语录，有人硬说她把语录念成“文化大革命是完全不必要的，非常不及时的”，这样的罪过可就大了，同学对她挑灯夜斗。几天之后我发现她原本长得很浓密的头发，头顶上鸭蛋大小的地方全秃了，如同伍子胥一夜之间须发皆白一样，现在的人可能很难理解。
胡安小时候喜欢画画，她在课桌上画了一幅莲花、池塘的小画，还挺有情调地题诗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出自《红楼梦》的一句诗词。被同学发现以后，说这是“封资修”。有一次她看见操场上的国旗正在往下降，她说“红旗落下来了”，于是别人说她这是诬蔑共产主义，红旗怎么能落下来呢？后来全校开大会批斗她，我也被叫去陪斗。她让两个红卫兵押着上台，在礼堂里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受侮辱。虽然这样的场面在我的工作单位已经见怪不怪，很是平常了，可是当同样的事发生在自己女儿身上的时候，惊恐，麻木，我现在已经难说清当时的心情。胡安挨斗时的表现很镇静，不哭也不闹，但是她毕竟是十几岁的孩子，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伤害仍然超过了她的负荷。
令人欣慰的中国情结
胡安出国后当然吸收了很多国外的文化，但是出国让她更加中国化了，“中国情结”在她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她喜欢中餐，喜欢中式衣服，喜欢住四合院，家里的装饰也是中式的。
在她身上有很多个结。除了“中国结”，还有“导演结”，有人说，导演是条“贼船”，上了船就下不来了。我不知道她能把这行继续多久，听说她下面要拍战争片。我想女导演一般拍些言情片、艺术片尚可，拍战争片，飞机大炮，战火纷飞，不知又要消耗她多大的能量。我和她父亲希望她早点儿转行，她文笔不错，可以写写东西，这么多年的见闻和感悟，可以写成书；她很有设计天赋，可以搞服装设计，室内装潢设计。在艺术设计上，她有时还真有“神来之笔”，能够化腐朽为神奇。不过我们的意见她十成不会听。胡安做事的出发点就是：只要她乐意，她高兴，就锲而不舍，直到她做完，或她自己决定改变主意为止。
百善孝为光
所谓儿女对父母的“孝顺”，“顺”字胡安不一定都能做到，因为她一贯我行我素，但是“孝”字她肯定是放在第一位的。几年前在《西洋镜》首映式上，她发表了一个四句十六字的导演致词，第一句说了四个字“孝敬父母”，后面的我都没听清。因为听完第一句话我就有些“懵”了，为什么在电影首映式上说“孝敬父母”？我想这是她从内心深处迸发出的一腔真情。出国20年后回到祖国之时，她对我说：“希望我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母亲之一。”其实什么是最幸福呢？
我和她父亲不需要宝马豪宅，儿女的健康和平安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三年前我和她父亲准备去一趟俄罗斯，飞机票都已经买好，我的腿却由于骨刺发作突然不能行走了。无奈我们只得退掉机票，赶紧去医院就诊。医生给我两种选择，要么保守治疗，要么冒一定风险做手术根除。手术成功就能完全康复，但如果失败，很可能从此以后我的腿再也不能行走。犹豫不定时胡安替我拿主意：“一定要保守治疗，治不好再动手术也不迟。”果然如胡安所想，我的腿没动手术也完全好了。她给我买了四根长短不一的拐棍，上楼的时候用短的，下楼用长的，后来又让我们搬进有电梯的房子。如今我已恢复常态，那些拐棍也被我“供奉”起来了。
胡安反诉
没想到我给妈妈带来了这么多惊吓！做了这么多让父母揪心的事，我对此一直都没有什么认识。每次与母亲通话，她都是重复同样的叮咛祝福，“注意身体”、“一切小心”，听得多了就充耳不闻。我可能的确太闹了，所以连我爱人给我起外号也叫“胡闹闹”。
我从父母那里得到的太多。记得还没有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家里来了一个客人，送了我们家很漂亮的礼物。我兴奋极了，对我妈妈大喊：“妈妈快看！有这么多礼物！”我妈妈说：“你怎么这么浅薄。”那时候我第一次懂得什么是寒碜。后来我们院里的一个伙伴儿考进了话剧团，我跟她去她的一个同事家玩??鞘橇街滞耆?煌?募彝セ肪车某寤鳎?恢质怯槔纸缒承┤说那岣∏潮。?恢质茄?踅缂彝サ难辖魃畛痢5?敲幌氲轿艺飧鲅?跫彝コ沙て鹄吹娜撕罄幢换?榈接槔纸缒潜叨?チ耍?br>
父母对我的爱是毫无保留的，他们给了我那么多的爱心，尽管也会养成了些任性、娇气的脾气，但同时也给了我绝对的自信，就好像《天下无贼》里的傻根，不相信有坏人的存在。
当知道母亲也要离开北京去干校的时候，我是怀着一种解放的心情把她送上火车的，终于可以不受他们的管治，可以不好好上班了。但是当我独自回家时，我的脚步却是“虚”的。那个年纪对父母的思念也仅限于心血来潮时掉几滴眼泪。每个父母都对子女有控制欲，只是控制的方式和程度不同。起初我父母对我管得非常严格，我的每一个朋友他们都要知道，跟谁出去都要汇报。但是突然有一天，我父亲问我刚才跟谁出去了，我说：“我不能告诉你！”于是我父亲震怒了。
这种公开的冲撞再一次发生的时候，终于以我的胜利告终，我可以不回家，去机关宿舍住去了，最终我父母请我回来，因为他们怕我跑掉。从那儿开始任何人也管不了我。
上大学时，我开始对外面的世界非常地向往，我觉得外面会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可能性，更多的精彩。但是当我真正开始国外的生活时，“腿软”、“心虚”的感觉就同当年送妈妈上火车时是一样的。原本的想法是大不了出去玩儿一趟，随时都可以回来。但是后来我才发现回来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
我父母在他们那个年代，我相信他们的思想是相当超前和优秀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和他们两代人之间的沟通肯定有些困难。提到我从事的电影，我的父母好像永远在摇头。有时候我参加一些活动需要化妆，父亲说：“你不要化得跟熊猫一样！”比如他们完全可以去美国过很舒适的生活，但是他们就是不愿意去。现在我已经明白，对父母最大的尊重就是毫无条件地服从他们。
电影是一种永远不会停止的挑战，只要我还想干，而且还干得动，就会一直干下去，如果改变也肯定是一种不得已的原因。也许有一天我的观点没有前瞻性、落伍的时候，就是我决定退出的时候，但是可能那时候我也不自知。口述/陈韶廉、胡安 记者姜薇 实习记者于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