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电影素材，特别是两岸四地加强合作，把很多的题材挖掘出来，这是巨大的财富。再有就是我们潜力巨大，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我们面对这么大的市场只有这么点票房，这既是不好的，也是好的。不好就是我们现在所取得的成绩非常有限，但是好的是我们有这么大的一个品牌，我们有很广阔的前景。我们现在的起点越低，表示我们将来会越高。这个数字我不太好意思到外面说，说这么大的国家，像韩国这个地方一年七八十亿的票房，中国才这么一点票房，说老实话，再翻十倍都不好意思说。我到澳大利
亚说到年底再统计，明年再问我们的时候，我过几年尽量争取告诉他们中国的电影还是有希望的。
这个尴尬还有一次，就是法国的文化部部长，是我们的一部影片，说这部影片是和中国的《十面埋伏》同时上奥斯卡，这部影片在欧洲上的很好，在法国，我忘了数字是多少，大概是有八亿人民币的水平，我忘了，不是八亿就是八千万，他说我不能设想，在中国十三亿的人口，如果上了这个影片是多大的巨大的天文数字，我后来心想，你不要想天文数字，我不好意思说，我们每年美国影片或者进口的影片，除了20部影片好一点以外，其他的三四十部影片过百万的多。我后来说这部影片就在上海、北京放放，说明什么，外面的市场把我们想象非常大，所以，我们基础差不是坏事情，预示着我们有广阔的前景。
政府下一步还做什么，我们想进一步创造好的环境，让更多的投资者对中国的市场产生信心。比如说在维护版权上我们做工作，现在成立了中国电影版权协会，把很多的制片人吸收过来，希望两岸四地的电影界共同的维护。再有政府还做什么，帮助把中国的影片放到海外去，我们将来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可以联合对外树一些品牌，打我们的华语电影，中国电影的品牌，将来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
还有我们今年要使中国的电图书馆落成，是中国电影100年，我们要建立电影图书馆。再过几年导演协会开会我们可以到那面开。再有就是国产的电影，不存在版权的电影，香港、台湾的电影，可以数字化电影，把所有的电影为了让资料保存，将来保存以后，可以提供数码电影院放映，可以光线电影院的播出，可以提供VCD、DVD，提供我们的产品。我们在这些方面做一些工作。同时，我们准备再进一步转换一切妨碍电影制片、发行，妨碍的我们都在改变的范畴之内，我们有信心，中国电影经过几年的努力，将来的中国电影一定会前程似锦。我今天不想和大家说太多的体验，我们电影局的几位领导都来了，想剩一点时间和两岸四地的导演一起探讨。谢谢各位！
主持人：谢谢童刚导演的发言。
有关分级制的出台、敏感题材的局限
主持人：各位导演，我介绍一下各位电影局的领导，童刚局长大家知道了。
童刚：应该是我们感谢导演参加我们的盛会。
主持人：接着介绍电影局的副局长张丕民同志，副局长吴克同志，副局长张宏森同事，助理巡视员古国庆同志，本人江平。
童局长管全面，张丕民局长管发行等等。吴克管影片的立项、审查，张宏森副局长管重点影响的立项、报批、审查等等，还有宣传，古国庆同志分管计划、财务、统计等等，我是协助各位局长干活、也协助各位导演干活。
朱延平：中国电影是华语电影的希望，具有非常的吸引力，但是我们知道，电影在全世界分级制度很好，不知道中国内地有没有这个计划，将来什么时候能够做好分级的规划？电影的创作范围这样就会宽很多，有没有这个计划，就是电影的分级制度？
童刚：这段时间我老在回答问题，我们和电影的主创人员一样，我们也认为分级制度很好，但是中国的电影管辖太大，我们怕盲目的出台会起副作用，一个是走私盗版，是严令禁止的不能走私，但是实际上实行起来不太好。所以，我们还有一点点的余悸。另外少年不能进网吧的问题也是严令禁止，但是在这个问题的管理上也存在一些问题，所以，分级得广电总局和有关部门，特别是考虑怎么贯彻实施这上面做文章，我们现在有想法，但是什么时候出台给不出时间表，我们愿意和在座的各位导演共同努力，推向中国的电影向健康、有序的发展。我可能满足不了朱导演的问题，但是只能说到这。
朱延平：我想问一下，现在拍电影的很多，他们有没有权利和电影的制片合拍，需不需要申报管理，或者挂一个国有的电影制片厂才能够申报的问题？
童刚：去年是不行，今年我们准备把它变成现实，如果你们想和他们合作，双方都是第一次，给电影局写一个文，只要你拥有电影局发的许可证就可以了。如果一次都没有的时候，你们的民营公司也是第一次，海外合作的公司也是第一次，就需要有一个共同的报告，我想我们也会积极的授予的。
胡雪扬：我想问一下，听说现在电影题材上还是有局限，比如来说1966年到1976年文革是不是还能拍，希望回答我，我是一个年轻导演，想问这个问题？
张宏森：这是一个比较难以回答的问题。关于文革的这段历史是很多的艺术人的一个情结，希望通过艺术展现出来，但是在目前的艺术形态背景下，不是绝对的说1966年到1976年不能描写的。实事求是在2004年的电影创作中，以六十年代或者七十年代创作的背景也出现了一些，也获得了审查的通过，比如说《孔雀》取材于文革的后期，比如说《美人草》，或者有六七十年代文革背景的作品，但是我们也希望，在历史的一个转型时期，在新世纪到来的时期，回首这段岁月和历史的时候，我们能够用比较理性的、比较冷静的目光来寻找历史深处的一些症结，不要表面停留在伤痕文学或者仅仅是反思文学的层面，希望艺术家找到合理的角度，找到一个现实的通道，找到一个对未来有启迪，对未来有指示性的角度，如果仅仅是对一个民族的伤疤、对民族的伤痕进行一种痛苦的再现的话，我们觉得在这样一个转型的时代，在和平建设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发展的时代，我们觉得希望艺术家慎重选择自己的这种表达方式，表达角度，没有一个绝对的禁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