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中国电影CEPA实施障碍何在？电影局解答八大敏感质疑
为什么CEPA实行一年来我们的合拍片只增加了6部？
为什么内地市场打开了港片却反而面临着冰河期？
为什么观众和香港电影人都在抱怨合拍片失去了港片的特色？
两个版本的合拍片属于违规吗？
现在中国电影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创作类型不丰富还是市场不规范？
等待多时分级制何时才能出台？
在对香港电影人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后，我们“收获”了大量的问号。但仅仅提出问题显然是不能让人满足的，所以释疑——对国家电影局领导的访问是我们此次采访的第二站。不少香港电影人听说我们将以CEPA实行一年为题采访国家电影局后，都纷纷拜托我们要替他们“打包”几个问题。
当我们从温暖的香港来到飘雪的北京，又站在国家电影局大门前时，觉得此行真有些沉甸甸的。2004年中国电影朝着产业化方向进步的过程中，我们希望能窥CEPA的“一斑”而见电影改革的“全豹”。所以，当我们获得一次对话的机会后，希望得到的答案当然并不只局限于合拍片。
对于一些敏感的话题，我们一开始只是小心翼翼地触碰，甚至在提交的采访提纲里省略了很多。那天下午，正是童刚局长网上答疑的时间。接待室里，暖气烧得很足，我们刚安放好采访机，他们就陆续进来了。副局长张宏森、助理巡视员谷国庆、宣发处处处长毛羽、制片处长周建东等电影局领导齐聚接待室与我们两位记者对话。童刚局长在网站上答完疑后，专门进来跟我们打招呼，“谢谢南都在过去一年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刚才有60万人上网，提了160多个问题，关心中国电影的人还不少啊！你们南都特别认真，提了10个问题，但是考虑到一会要接受你们的采访，就把机会让给别的网友了。”说完他还特别交待：“如果这些局长、处长还回答不全需要我补充的话，再给我打电话！”
ⅠCEPA后，为何合拍片还是很少？
回答：“CEPA的意义不仅在于增加量上，更重要的是畅通了香港电影在内地放映的通道。”
记者：能否谈谈CEPA实行一年来的情况？
电影局：CEPA是中国关于香港经济问题抓的一件大事，香港是自由贸易区，是WTO规定的独立关税区，它的东西多年来进内地是按进口指标算，包括香港片。CEPA对这两地都一样，两次谈判由商务部组织各部委去谈的，第一次的谈判文件从2003年1月1日起执行，第二次是从2004年9月起执行。对电影方面的承诺一次比一次更放开。第一次谈的电影方面四条政策把香港资金和人才都吸引到内地来了。然后第二次谈时对影院全放开了，允许独资，从2005年1月1日实行，还允许内地与香港合拍片在内地通过审查后可在内地以外的地方胶片冲印，允许香港在内地设立独资公司发行国产影片，通过两次谈判可以看到港片现在主要得益在三方面：不受配额限制，可以享受国产片待遇，最大的改变是明年成立公司发行国产片。很快能见实效的主要就这三点。这三点囊括了电影的生产、制作和发行。整个电影流程都包含了。
记者：2004年实行CEPA一年的成效你们怎么评价？为什么从上映数量上看，只增加了6部影片？你们对这个结果满意吗？
电影局：与香港合作的有26部，2004年是39部合拍片，有32部是与香港合作。其实CEPA的意义不仅在于增量上，更重要的是畅通了香港电影在内地放映的通道。《十面埋伏》取得了众所周知的好效益，《2046》是上影与香港泽东公司合作的片子，在内地发行放映，取得了很好的票房效益，突破3000万元。《新警察故事》，还有现在上映的《功夫》，都是在CEPA后让香港电影与内地合作且拥有同等待遇，因此可以视为国产片，在放映中占领自己的地盘。增加部数不是最重要的，而是畅通这个渠道之后，让香港以及香港和内地合作的影片在内地获得了应有的票房。
Ⅱ 合拍就是“只融资，不融风格”吗？
回答：“在合作中，必须考虑到内地观众的审美需求。”
记者：这一年来你们认为合拍片理想的代表作是怎样的？像《功夫》，是2004年合拍片中票房和口碑最好的，但是在我们看来只是融入了内地资金，它在影片风格和主创上都明显是香港特色的。
电影局：以周星驰为例说明这个问题可能有点困难，他是香港文化中的一个另类，他不代表香港文化的普遍性，而我们大量的香港电影不是周星驰，而是代表香港文化普遍性的电影。周星驰不仅在香港，甚至在世界文化格局中都具有独特个性。因此他与内地合作保持他的个性是有必要的。但是香港电影的一般模式和普遍模式不是周星驰，因此在合作中，必须考虑到内地观众的审美需求，必须有所扬弃，朝着优化的方向发展。既然电影制片、发行和放映等几个环节都向香港开放，我们觉得香港人肯定要比以前更了解与熟悉内地观众的需求，更了解内地电影市场的运营模式。拍摄一部影片，市场定位在600万人口和定位在13亿人口，肯定是有所区别的，如果定位在13亿人口的内地市场，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适应、理解的过程。
记者：2004年的合拍片有没一些有示范意义的片子？
电影局：《十面埋伏》、《新警察故事》、《天下无贼》、《功夫》、《可可西里》、《2046》。
记者：《2046》哪儿做得好？
电影局：市场啊。王家卫在拍摄过程中不断在做努力，不管观众是否满意，王家卫本人用精益求精的态度，给内地电影人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榜样。
Ⅲ 《江湖》由合拍改协拍是什么原因？
回答：“《江湖》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不宜，暴力血腥尺度也超越了界限。”
记者：《江湖》是惟一由合拍改协拍的，我们也想听听你们对这个事件的解释？
电影局：剧本跟成片不一样，改了很多内容。整个基调变了。你刚才说剧本通过了，但是，任何文字在纸面上是有一定遮蔽性的，文字演变成为电影动作和画面之后可能有放大效果，具有夸张效果，文字的遮蔽性和电影实现的结果还是有距离的。我们是从完成的结果来看，它对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是不适宜的，他的暴力血腥尺度也超越了界限，因此我们觉得还是变合拍为协拍。这也提醒我们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今后在判别剧本的时候，要尽量透过文字的遮蔽性来发现电影可能演绎出来的效果，不能仅从文字层面上做出全部判断。举个例子，我们经常读到这样的剧本叫“一通厮打”，或“厮打在一起”，但如果演变成电影效果是五分钟血淋淋的、遍体鳞伤的、或者带有教唆意味的厮打，那就不合适了。仅仅从文字层面来实现对电影的把握和判断是有困难的。我们要承认文字的遮蔽性和电影实现的效果之间是有距离的。这件事提醒我们要更多穿越文字的遮蔽性，前瞻性地看到电影效果的形成。
记者：这是否和内地没有分级制有关呢？因为我们开放市场不是无条件的，是要让他们在遵守我们的规则基础上的开放，导演说，不了解内地审查制度影响了创作，那我们如何在透明度上做得更好？
电影局：我们的电影审查制度在逐步完善，逐步走上程序的公开和公正，逐步走上法规化道路，这是基本方向和原则。我们对合拍片和内地片的审查标准是统一的，没有厚此薄彼，我们的审查是严格按照我们的标准来做的。但不管我们的标准如何确立，我们可以负责任地说，审查只在内容的价值取向上进行尺度的把握，从来没在艺术的个性形态上予以取舍。要求电影维护法律所规定的内容，这在其它国家也是一样的，比如任何企图分裂国家的电影内容，我们当然不能同意。我们不会在艺术形态、艺术想像力上有任何偏好和取舍，在这点上我们需要与香港电影工作者进一步沟通，我们的审查没有给他们的创作造成障碍。
CEPA后给香港电影提供了一个大的空间，是香港电影发展的极好机遇。CEPA之后，内地电影市场给香港电影带来了更多的回报，不仅是在票房上，也包括音像产品的销售上。比如《新警察故事》，如果不是采取合拍的形式，按引进的方式操作的话，其在内地的分账比例大概就在15%左右。但因为是两地合拍，合拍片视为国产片，其分账比例就提高到了35%以上。两地同步发行放映，票房市场做好了，音像产品的销售收入也就相应增加了。
Ⅳ 电影里为什么不能“杀警察”？
回答：“有误读。如果在价值导向上说他是该杀的那就不行。”
记者：我们了解到有一位香港导演拍了一部警匪片，本想来内地拍，但别人告诉他说不行，因为他的电影里有杀警察的镜头。这是导演对内地审查制度的误解吗？
电影局：有误读。另外有的来自于猜测。杀警察这样一个概念我无法表态，在什么样的情境下、怎么杀、杀的合理性是什么，是需要联系起来在一个语境下来判断的。每年合拍片的审查几乎还都是顺利的，他们怎么认为我们审查那么严？可能是对我们的不了解造成了误解。电影作为文化产品，在中国具体国情背景下，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我们必须在价值导向上认真把关。至于艺术表现范畴的，我们不会是他们想象的那样。具体到中国国情，具体到题材本身牵扯到内地的行业背景，特殊题材当然要征得特殊行业的意见。比如说杀警察，如果在价值导向上说他是该杀的那就不行。在现实背景中，连环杀警察的你们听说过几个？
记者：电视剧里为什么可以有很多杀警察的情节？
电影局：不是说警察不可死，中国没有任何规定说警察不可死，但情节写到这里必须要有合理的语境。香港合拍片也好，进口片也好，内地广阔的市场提供了一个机会。如果说非合拍片进入内地不像想象的那么乐观的话，那么应该认真反思这些电影中传达的电影信息和文化信息是否被内地市场广泛接受。这是根本的。绝不能简单地把在市场上不那么乐观的原因归结到电影审查制度上，要认真研究市场，研究观众心理，要从提高艺术质量，提高观赏性上下功夫。
记者：我们了解到在2004年送审的剧本中还有没通过立项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电影局：电影检查制度存在的本身就决定了有通过和不通过的，这是它的性质决定的。但我们检查的法规化和公正化是需要不断完善的。剧本会不会被枪毙永远有这种可能性，但你们从电影实践中看到，我不知2004年有哪部被枪毙的。(有没立项的)是这样，没立项有几个考虑，一是在电影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和题材的重复，防止撞车现象而不予立项；还有一种就是防止在电影创作中有与主流价值取向不一致或相违背的东西，避免在审查时出现对立局面，要严格把关；第三，对某些影视制作单位低层次低水平的重复生产有必要提醒，我们会让它出现小小中止争取能让它们上一个层次。
Ⅴ 一部片两个版本到底是不是违规？
回答：“偶尔的两个版本是个别形式，这是由分级制不配套造成的。”
记者：你们怎么看合拍片中两个版本的问题，是否只应有一个版本？
电影局：原则上是只有一个版本。有个别情况不同是这样的，由于没有分级制，个别表现方式或镜头不适宜在没分级的地区放映，可能在分级的地区可以，因此在合拍片中出现的偶尔的两个版本是个别形式，这是由分级制不配套造成的，但这种情况微乎其微。
记者：对人物身份的改变算两个版本吗？像《旺角黑夜》中粤语版是说从湖南来，结果改成国语版变成了从越南来，这算不算两个版本？
电影局：外面那个版本我没看到，如果它在香港版本中保留了湖南来那是违规的，因为我们让他们改成其它地方。因为在这样一个题材和表现形式中，指向具体的一个地方都是不合适的，可以虚构一个地方。改成越南也不好，应虚化，不要特指。如保留湖南就属违规，如果你提供这样的线索，我们可以追究他们的责任。
记者：你们认为那些纯香港投资而不能在内地上映的电影，主要是什么问题使得他们不能享受合拍政策？
电影局：首先要明确，纯香港投资的影片也是可以在内地上映的，只是需要通过进口办理引进的手续。根据CEPA规定，引进香港影片已经没有配额的限制，只是内容上要符合内地有关管理条例的规定。你们说的不能享受合拍政策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比如，并不是说CEPA后，每一部香港影片都需要和内地合拍，都需要享受合拍政策，首先要看香港和内地的制片公司是否有合作的意向；再比如，一些影片在合拍上也要看影片内容是否符合内地的实际情况，符合内地的相关规定等等。
Ⅵ 为什么在内地不能预定档期？
回答：“可以。但一些合拍片在拍摄的时候，自己没有考虑发行的问题。”
记者：有中小合拍片导演提出大片占用了大部分的投资资金和档期，能否也给他们一些保护？
电影局：这其实与我们的国产中小片进入市场的困难是一个道理，市场空间不够大，是共同问题。如何改变，那就靠建设，需要建设更多的多厅影院。美国、韩国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韩国市场有今天，与其在1998年后大规模建多厅影院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只有多厅影院才能在同一时间内因空间增多而可以容纳更多观众，更多的喜欢不同类型影片的观众。现在我们的多厅影院也就100家左右，每家平均也就3-5块银幕，真正意义上——至少8个厅的影院并不多。如果我们有500家8个厅以上的影院，那么不仅中小影片如何找到生存空间、观众如何细分的问题，而且目前困扰我们的一些其他问题也都基本上可以得到解决。
记者：合拍片通常都是香港内地同期上映，但在香港预定档期可以提前几个月，甚至半年预定，在内地却不行。
电影局：内地也可以预定档期。周星驰冯小刚就可以提前半年预定档期。如果影片有强有力的号召力，市场反而会主动找片子。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合拍片在拍摄的时候，我们了解到，并没有考虑发行的问题。甚至在影片审查通过后，还不知道交给谁发行。另外，一部影片要放好，得经过很长时间的经营，香港合拍片几乎就没这个时间，往往是刚审查通过几天后就要投放市场，然后音像产品还同时发。这种做法，也极不利于市场的培育。
记者：2004年相对于2003年的影院增长情况是怎样的？
电影局：2004年数据还没出来。进展是很快的，院线成立初期1986年时是875家，现在发展到近1200家影院，比2002年增加了316家影院815块银幕，基本都是多厅的。
记者：在这个痛苦期中，中小投资片该怎么办？
电影局：越是在这样残酷的环境中，中小型投资片越要寻找自己的优势，做不了视听奇观就要做好对人的情感贴切的挖掘和对思想深刻的把握，从另一个角度取胜，像伊朗电影。现在恰恰相反，我们的大投入影片在努力制造外在形态的同时，也对内在构造进行不懈地努力，而中小投资没钱在外在形态上去努力，又同时对内在构造有自暴自弃的倾向，造成两个极端，好的越好，坏的越坏。如果投资小，那么思想深和角度新都是取胜手段。而我们一些中小投资影片不讲究严格的艺术构思，也不讲究独到的艺术追求，这就容易造成恶性循环。怎么办呢？要求我们在投资规模下寻找并建立优势。《可可西里》算是个中小投资，就是抓住了题材的独特性和视觉的冲击性，对电影的追求就应是这样。
Ⅶ 银都机构的剧本为何不用送审？
回答：“没到外界传说中的那样，他仍然要遵守一般规定。”
记者：银都机构的性质是否比较特殊，因为他们的合拍片不需找内地演员，审查也只用终审一关。
电影局：因为这样一个国有全资公司是在香港地段来经营拍摄，有一定特殊性。可能相当于特殊津贴吧。在演员比例、使用、一些拍片形态上，有一些特殊，但也没到外界传说中的那样，他仍然要遵守我们电影制片管理的一般规定。
记者：听说他们的剧本不用送审，只用最后成片送审。
电影局：你说的这是个别情况，1997年开始我们允许它每年有六部影片发行，以前他们是挺困难的，考虑到特殊性所以有些倾斜。我们也在制定相应的制约机制，但他是否应与香港其他公司完全一样，那肯定不会。报批立项是一定的，程序要遵守。
记者：听说《六壮士》他们就是没报剧本通过最后又送电影局审。
电影局：不可能，传说得太多。
Ⅷ CEPA引发香港电影冰河期！？
回答一：“香港现在面临的问题即使没有CEPA协议同样存在。”
回答二：“香港电影的文化形态也不是没有值得反思之处。”
记者：你们怎么看待香港电影的现状，香港媒体报道出现了冰河期，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观望，随着发展最终港片融为合拍片，合拍片融为国产片，而合拍片只是一种过渡形式？
电影局：这个担心也许是共同的担心，香港电影会不会消失？我们分两层次来回答：既然电影称为文化产品，就必须瞄准最广阔的市场空间，这是毫无疑问的，内地是个庞大市场，我们不光要把中国电影市场做强做大，还要瞄准世界市场。既然要做大，就不能不去融合、借鉴、学习更广大空间内电影文化优秀的东西，来改造自己的旧有的模式，这是必然的。内地电影要进入国际市场也得这样。第二就是说，任何一个文化土壤中的文化产品都会带有特殊的文化个性，但这种个性需要经得起更大范围的检验。比如周星驰经受住了这种检验，他完全可以保持这种个性与内地合作，这种经得起更广阔市场检验的文化个性就是成功的，比如徐克、吴宇森，张艺谋等，都可以在世界电影中保持自己的个性。但是，一种个性如果经不住更广范围的市场检验和更长时间的检验，那这种文化个性可能是不成功的，必须进行改造。如果香港电影要保持个性就要把个性塑造得更优秀，使之经得起时间和空间检验。如果因为合拍就没个性了，那说明他这种个性经不住检验。这既是一种实践性思维，也是一种文化思维。
记者：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香港原来中小影片的制作是挺活跃的，但现在CEPA之后中小片的生产很萎靡，原因是什么呢？
电影局：我们是这么认为，电影投资和制作观念的调整不仅是内地电影工作者面临的课题，也是全世界电影工作者面临的共同问题。随着审美水准的提高，在多媒体激烈竞争的大背景下，内地，香港，甚至全世界，需要电影在特有的艺术框架内实现突破，更好地树立起电影的独特优势。目前的突破就是试图在视听效果上追求奇观化效果和奇迹的诞生，这可能是第一个步骤；往后的突破可能还会有第二个步骤，比如在挖掘更深的人文内涵和其他艺术追求上下功夫，也许还有第三第四个步骤……但有一点是共同的，电影必须适应现代审美需求，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提供给电影的巨大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大投入与大制作并不是CEPA给香港带来的，而是全世界电影面临的共性选择。我们也承认香港中小成本电影在过去曾经一度趋于活跃，其实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内地也没有大投资的概念，我们也是靠中小投资维持着国产片的局面，全世界几乎都是这样，但自从好莱坞开创大片模式之后，它确实拉动了票房，带来了商业奇迹，对全世界电影生产模式和投资概念都带来了冲击。香港现在面临的问题即使没有CEPA协议同样存在，这是现代审美需求和现代科技背景下提出来的对全世界电影发展的共同拷问，要联系全世界电影发展的背景来考虑。
记者：是CEPA让这种拷问提前到来了吗？
电影局：其实也不提前。既然这已是全世界电影面临的共同问题，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课题，如果香港认为是提前的话，提前比不提前好。电影观念的洗礼可能会带来阵痛，带来革命性变化，但也会带领电影进入一片新天地。我们更多地需要反思，而不是考虑一个协议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应该统筹考虑当代世界电影背景下发生的变化。早冲击比晚了好。我们跟香港谈判过两次，香港大老板邹文怀、吴思远等都来了，讨论得非常激烈。他们有一个困惑，他们也承认香港影片在迎合观众方面不如内地上档次，因此在转换文艺档次的观念上得一段时间。现在数量虽然翻了番，但他们思想还在转型，他们要根据内地文化转型，这是太必要的事，当然这个过程中会有些痛苦。香港电影的文化形态也不是没有值得反思之处。前些年形成的文化模式以及给观众审美的定势，究竟是电影艺术的长久效应还是短时效应？在鉴别香港电影时应该有清醒的、辩证的认识。冲击如果提前到来，由此涉及到文化反思、生产机制、投资观念等，都是很有必要的，对香港电影和华语电影发展都是有利的。
记者：能谈谈CEPA的远期规划吗，即它的目的地？
电影局：我们希望通过内地与香港电影的广泛交流，同时带动香港电影市场和内地电影市场的共同繁荣，带动两地电影人的共同提高，提高华语电影的整体水平。希望我们有更多的交流，在碰撞基础上互相吸取优势，最终把中国电影品牌打到世界上去，产生更大的文化影响力，占领一个更大的市场空间，这是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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