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士司机小赵一听说记者要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去采访，第一句话就是：“我怎么也忘不掉我看的第一部电影《地道战》！这部电影我总共看了11遍！”“我父母是门头沟煤矿的工人，那时最让我们兴奋的就是看电影。我们常会透过破旧的会场窗户，贪婪地看那些电影，如《地雷战》等等。”1963年出生的小赵现在成了老赵，再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和雅兴去影院看电影了。但那个饥饿时代的经历和记忆，对于他来说，却比什么都值得珍惜。在去八一电影制片厂半个小时的路上，他说的全是小时侯看电影的故事……
饥饿时代的饕餮大餐
中国电影正如贫困时代的粗茶淡饭，哺育了一代人。
只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才能真正体味到电影对每一个人的重要。在中国有多少老赵这样的人，便有着多少他这样的经历。在那文化贫乏的年代，看电影成了过如同过年般的享受。每到黄昏，人们最想打听的，就是哪个公社、哪个大队、哪个村、哪个街道今晚有电影。而一旦电影队来了，几乎全队全村全街道倾巢而出，甚至几十里之外的邻村人也翻山越岭而来。早早的带着凳子、搬着砖头占好了位置。就连银幕的背面也挤满了人！树上趴着的是人，屋顶站着的是人。人们好奇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紧盯银幕，生怕错过哪怕任何一个细节。看完电影以后的几十天里，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恐怕就是看过的那部电影了。那时侯，人们对文化活动的渴求从没有这么强烈，电影票常常一票难求。其实过节也就放放《青松林》、《艳阳天》、《金光大道》之类，甚至连《毛竹》、《台风》这样的科教片都有好多人看。《鸡毛信》里的海娃蔡元元，《在烈火中永生》里的小萝卜头方舒，一张张小脸勾起多少怜爱与童年的回忆！
因为电影奇少，而要看电影的人又那么多，以至于当时“身穿红衣裳，站在高坡上，挥手指方向，高唱红太阳”的严格遵守“三突出”原则的8个“样板戏”也成了人们的至爱。直到现在，许多人甚至还可以整本整本地把8个“样板戏”唱下来。这是非常深刻而特别的记忆。苍白背景下的单调色块，有时比任何斑斓和艳丽都显得更为耀眼。就对生命本身的意义而言，现在一桌丰盛的视听大餐，未必能比得过当年精神饿殍时眼前那惟一的一碗残羹剩饭。
当时译制片也少得可怜，但对中国人的影响非同一般。以至那时候人们总结出四句打油诗一样的评语，并广为流传：“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电影没头没脑”、“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
这些在今天看来显得有些粗糙的电影，在当时却是人们美味无比的饕餮大餐。直到1978年上映得到平反的戏曲片《红楼梦》，则又重现了当年《乱世佳人》上映时通宵排队的场面。那情形是，晚上清场后，排队买第二天电影票的人都已经来了。
那些声音、形象，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中国电影走过的100个年头当中出现过一些转瞬即逝的碎片，也留下了许多可以回顾的经典。可惜在现代豪华的影院中已经很难找到昔日经典影片的影子了，不过我们依然可以通过那些记忆中的片段寻找到曾经的快乐。
很多人们至今都还能哼起那些电影老歌，忆起那些电影片段，甚至那一句句经典台词。至于电影形象，更是深深渗透进了他们的灵魂。
在北京采访时，许多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人都深有体会的谈起电影台词对他们的影响。“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老刘兴奋地说，“这是电影《上甘岭》里由刘世龙扮演的王成坚守无名高地，最后手持爆破筒与敌人同敌于尽，壮烈牺牲前所说的一句台词。多少年来每到困难时，他一直激励着我。……”
电影是艺术，台词是艺术中的艺术。那些经典的影片更聊以自慰的让我们还拥有了那些绝妙的言语。所有的精华都铭刻在言语中，伴随我们与电影一起上路。
老王最难忘的影片是《闪闪的红星》中那句滑稽可笑的“我胡汉三又回来啦！” 他说，每当出差回来或是重游故地时人们总喜欢这么开玩笑。
就连著名反派刘江老师自己也提到，生活中他那句台词“我胡汉三又回来啦！”的传播率极高，另外一句就是影片《地道战》里由他饰演的汤司令在恭维鬼子偷袭高家庄计策时那句拍马屁台词“高，实在是高！”流传的广度。这些小细节足以见证电影对人们的影响。
从《南征北战》“张军长，拉兄弟一把！”到《决裂》里的“马尾巴的功能”，电影台词成了人们生活中另人兴味的一部分。
而银幕上的另一种声音—电影歌曲，更是伴随了一代人的成长。无论是过年过节举办活动，还是平时在KTV吼上那么一嗓子，那些电影经典歌曲总是主角。表达爱情的有《我们村的年轻人》里的“樱桃好吃树难栽……”、《柳堡的故事》里的“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喂……”《五朵金花》里“蝴蝶泉边好梳妆……”；抒发豪情的有《闪闪的红星》里的“小小竹排江中游……”、《红色娘子军》里的“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智取威虎山》中的“穿林海……”；歌唱祖国的有“一条大河……”、“我爱你，中国！……”等等。早期的电影歌曲《大路歌》、《渔光曲》、《天涯歌女》、《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歌》……这些产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优秀歌曲，曾经鼓舞着万千有识之士投入革命的洪流；新中国成立后的众多新题材作品，如《我的祖国》、《敖包相会》、《让我们荡起双桨》、《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有的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斗争生活，有的则表现为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改革开放以来的电影歌曲《我爱你，中国》、《燕归来》、《啊！故乡》、《牧羊女》、《黄土高坡》、《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等，更是塑造了新的音乐形象。
声音曾经那么深刻地影响了一代人。译制片的配音也是一种。那些会“讲”一口地道中国话的外国人，如杜丘、牛虻、聂赫留朵夫、叶塞尼亚、苔丝、瓦尔特……，是中国年观众曾经朝夕相处的朋友。而隐藏在银幕背后的配音演员—毕克、卫禹平、孙敖、李梓、刘广宁、鲁非……，那些曾经美好的声音回旋于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响彻我们的灵魂。
电影教会我们什么是爱情
“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而中国电影，则成为我们爱情的启蒙老师、成为我们爱情的教科书。
从最早的《马路天使》，到《柳堡的故事》……电影上那些俊男美女，成为人们暗恋的偶像。他们的恋爱方式，也成为几代人仿效的样榜。电影对人们生活中爱情的影响之大，仅从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那就是高仓健的出现，居然引起了“中国到底有没有男子汉”的大讨论。
与“高仓健热”同时，法国的英俊明星阿兰·德隆以黑袍白马迅速俘获了不少年轻女影迷的心，成了中国女影迷心目中当仁不让的太阳神。
但更吸引国人的还是孙道临演的肖涧秋、杨丽萍演的五朵金花……赵丹给周璇弹着琴，林青霞依偎着秦汉……银幕情侣双双入眼帘，有的终成眷属，有的劳燕纷飞，在羡慕或惋惜中，我们感悟着独特的中国式爱情。
中国爱情与中国银幕上的爱情从羞涩、含蓄到开放，也正是当时社会生活发展的写照。
1979年的《生活的颤音》羞涩地迈出第一步，让情侣在告别的时候有了“文革”后中国电影上第一个“接吻”意图，但是导演不敢放开，“刻意”安排女主角的母亲突然推门而入。
1980年，《庐山恋》的问世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电影的新风尚。该片不仅提出要拍“风景抒情故事片”，还安排了女主演张瑜在影片中更换了四十多件衣服。最有趣的是影片中张瑜对郭凯敏说出“你真傻，傻得可爱”时大胆的神情。虽然张瑜只是轻轻地将吻落在了郭凯敏的脸上。但就是着个吻，深深触动了压抑已久的中国人的心扉。
然而我们的爱情并不是那么坚决，还在渐渐突破。1986年谢晋导演的《芙蓉镇》中创下中国电影最长接吻镜头，特写时间长达4分23秒，这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1987年吴天明导演的《老井》堂而皇之地出现了张艺谋扮演的旺泉与女主角在坍塌的井下激吻的镜头，这些都曾经引起争议。
随后的岁月里，中国人生活中的爱情在电影的鼓舞下，终于开始渐渐大胆地奋勇前进……当时电影院承担了很多功能，既是年轻人聚集的场所，又是一种时尚的行为，电影院甚至成为了爱情约会的场所。电影细节物品也成了爱情的信物：陈道明的道具风衣、周润发在影片中的围巾、还有潘虹在新片中的新发型，都俨然成为当时贫瘠时尚里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
中国电影对我们命运的改变
电影会改变我们的命运，这还不足以说明电影对我们的影响么？
先说电影改变了电影从业者的命运。上世纪60年代中国电影的命运实在太诡谲了，人们都难以忘怀《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林家铺子》等影片所引出的疾风暴雨。
电影《武训传》引出的政治风波以及《创业》的编剧张天民的命运曾受到冲击，这早已众所周知。方化因为演日本鬼子特别象而受到政治打击，演黄世仁与南霸天的陈强也没有逃过被打击的厄运……
在配音界，曾经支付最大代价的就是“嗓音的诗人”邱岳峰。这位声音独特的配音界大师，完美地诠释了“传神”两字。他的声音表情极其丰富，控制能力极强，就音色而言，邱岳峰并没有优势，深沉锐利又带点沙哑，但是他往往能够凭着出色的艺术感染力，将自己的声音与人物化为一体。
记者在这里借用国内某主流媒体中一篇文章里所写的故事，来说明中国电影从业人员所受到的命运冲击。“邱岳峰之死给世界留下了更大的困惑—邱岳峰死后，这样的追问在一茬接一茬的人群中无言地传递：为什么要自杀？为什么？……?传说中无望的恋爱也许是有的，更无望的是所谓“历史问题”和现实际遇加诸心灵的沉重枷锁。因为莫须有的“历史问题”，邱岳峰曾经被发送到木工车间劳动了整整6年；因为这个“历史问题”，分房没有他的份，评先进也没有他的份，甚至女儿连共青团都入不了；雪上加霜的是，为了获得平反，邱岳峰坚持并盼望了两年，最终被告知自己是20年的“内控对象”，根本不在平反之列。悲剧发生在1980年3月30日，当时邱岳峰才59岁，正值生命力、理解力和创造力的顶点，在艺术上会当凌绝顶，无奈在生活上却处处碰壁，一败涂地。据说，他自杀了三次才死成……”
中国配音界的命运受到冲击的不仅仅是邱岳峰。“1984年，上译厂经历了一场地震式的人员变动。因为劳动法规的硬性要求，苏秀、尚华、于鼎、赵慎之、叶琼、萧章等导演、演员、翻译同时退休，厂长陈叙一退居二线。尽管嗣后采取了返聘等补救措施，这次粗暴的“一刀切”还是令上译厂元气大伤，也狠狠地伤了这些艺术家的心，而这些老艺术家没有经历一次评级就退休，这使得他们在退休后，工资、医疗、住房各方面都得不到与他们贡献相称的待遇，并导致晚年的生活条件普遍不佳。这是与邱岳峰之死相距不远的中国配音人的又一巨大付出。
以上所说的是负面故事。正面影响从业人员命运的故事就更多。且不去说中国电影早期那些电影从业人员，比如史东山、孙瑜、胡蝶、赵丹等人的命运。单说改革开放初期在中国影坛上涌现的优秀演员，比如因扮演小花而成名的陈冲。那时候她在上海外语学院上学，刚刚18岁，学校不同意她演戏，她外婆也不同意，后来剧组人员亲自到上海总算说服了她的学校和家里人，而当时那个长着一张胖胖脸的陈冲因为“赵小花”这个角色获得“百花奖”最佳女演员时也不到20岁。陈冲曾经在访问时表示，“我拍了很多影片，几乎没有什么让观众记住，惟有‘小花’这个角色，很怀念那时自己的样子。
1975年，刘晓庆第一次登上银幕，在八一厂摄制的影片《南海长城》中出演一个“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民兵甜女。1978年被《小花》剧组选中出演翠姑一角。
与出国后演艺事业坎坷的陈冲不同，进入80年代刘晓庆达到了最巅峰，观众几乎每年都能在银幕上看到她主演的影片，从《原野》、《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到《芙蓉镇》、《春桃》等，成为中国女演员中站在风口浪尖上的人物，如刘晓庆所说“我就想做中国演员之‘最’，我终生都会去追求这个字”。
而在电影《小花》中饰演“赵小花”哥哥“赵永生”的唐国强，因为长相秀气而获得了“奶油小生”的称号。后主演了《今夜星光灿烂》、《孔雀公主》、《路漫漫》等片，其中《孔雀公主》中英俊的傣族王子形象深入人心。
进入90年代唐国强连续塑造了诸葛亮、毛泽东、雍正等一系列重要历史人物形象。唐国强回忆说“回头再看《小花》，就觉得现在丢掉了质朴。虽然在那部影片中有很多幼稚的东西，但都是非常质朴的、真实的感情。”
正是电影对他们这些人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以至使多少中国少男少女前赴后继地追求这一深刻影响人们命运的电影事业。
1977年10月20日，恢复大专院校统一考试的通知一经发出，犹如一声春雷，给当时还在农村中的数量众多的知识青年带来巨大希望。1978年5月，北京电影学院正式宣布恢复大学本科各专业的招生，这是自1965年以来第一次重新正式招收本科生。招生广告一出，全国轰动，申请报名者逾万。由于考生太多，进行大面积淘汰之后，留下来少数艺术专业成绩特别优秀者，参加文化考试。
事实证明，全中国1977年和1978年入学的大学生，是此前和此后都少有的质量优秀、人才辈出的群体。北京电影学院78班更被看做是中国电影的神话，“第五代”作为一个庞大的艺术群体也从这里诞生。
其中，当以后来轰动中国影坛的张艺谋的破格录取最为难忘。而与张艺谋同时进入摄影系的还有顾长卫、侯咏、吕乐、张会军、赵非、王小列等等，导演系更聚集了陈凯歌、田壮壮、吴子牛、夏刚、张建亚、李少红、彭小莲、胡玫等等优秀人才，美术系则有何群、冯小宁、霍建起、尹力等等，他们后来都大有作为。黄式宪老师表示“正是废除了‘文革’时的‘推荐入学制’，重新恢复择优录取的公平竞争使得十年左右积压下来的优秀学生聚在了一起，他们和灾难一同成长，有极为丰富的阅历和十足丰沛的感情，是不可重复的一个奇迹。”
2002年2月16日，同窗再聚首，毕业20周年庆。这一次的同学会大张旗鼓，并且是各路媒体关注的焦点，叫作“北京电影学院82届暨中国影人‘第五代’20年聚首活动”，地点在北京王府井大饭店。这次聚会中汇聚了一批闪亮的名字，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冯小宁、李少红、顾长卫、张丰毅、谢园等人出现在会场，他们组成了“第五代”电影人的主流。
正面影响从业人员命运的故事很多，无法一一赘说。但 “文革”结束后的中国电影却更能让人体味到中国电影是怎么生动、深刻地反映了我们一代人的命运。
“文革”留给人们心灵上深重的、难以根除的伤痕，这在文学界直接表现为“伤痕文学”的出现。随着“人啊，人！”的呼喊声，人性的觉醒与人性的讨论开始“浮出海面”，中国似乎重新回到了五四时期的感伤、迷茫与叹息交织的氛围中。
1979年由滕文骥、吴天明执导的《生活的颤音》如同人们对于十年浩劫的痛苦反思之后，“人”被重新发现和认识，累累伤痕是负担但同时也是力量的源泉。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电影创作中，“天安门事件”作为“文革”后期的重要事件常用作影片的大背景，《生活的颤音》、《于无声处》和《春雨潇潇》都与“天安门事件”有关。
同样是1979年，由滕文骥编剧，并与吴天明共同执导了这部反映“四五”运动的影片《生活的颤音》，影片的故事结构同音乐的曲式结构联系在一起，片中小提琴手奏响的那一曲“一月的哀思”更是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杨延晋导演执导《苦恼人的笑》引起轰动，不仅因为它新颖的拍摄手法，更在于影片用独特的构思表达一个特定时代中“不能讲真话”的荒诞故事。一个诚实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苦闷和彷徨的心路历程，导演别具一格的把幻境、梦境和现实交叉组接在一起，心理活动构成统一影片的主线。还有1981年杨延晋执导的《小街》， 由李文化导演、李仁堂和谢芳主演的《泪痕》、吴天明执导的《人生》、《老井》、吴贻弓执导的《巴山夜雨》、谢飞执导的《我们的田野》……这些影片都对属于那个年代人们的人生产生了强烈冲击。
是的，我们至今也忘不掉那些影片对我们当时心灵的影响。这些电影，曾经一度震撼和左右着我们的思想和情感……
在这些电影背后，陈荒煤，这三个字的分量也许远在任何一部单独的影片之上。这个当年的电影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同时也带着文学家、电影文学理论家这样沉甸甸头衔的人，其重要的影响横跨了“文革”的前与后，特别是在“文革”之后，他发现并推荐了又一批文学新人，对《伤痕》、《班主任》等作品给予非常关注与支持。而以他在电影圈内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力，可以说为这一时期大气候下的新影片特别是“伤痕电影”的生产在背后助了一把力。这种影响是从根子上下手，像李准、鲁彦周、叶楠这些著名的电影文学作家都是出自他门下的得力干将。这位幕后高人最后得到的一副挽联上是这样说的：“披阅影本三千卷，培养编剧五百人。”
在此之后的《警察故事》以及一系列武打影片对我们英雄主义气节的影响、《海外赤子》等对我们的爱国主义情结的培养，以及《人到中年》、《阳光灿烂的日子》直至前不久在的柏林电影节上获得银熊奖的《孔雀》，对人生命运的抒写及其对我们自己人生的影响，就更如一道阳光直入人心了。
感谢百年电影，对中国人的哺育和指引。电影，是我们人生路上最好的朋友和导师。(刘晓林/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