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中国电影创作的干旱期，儿童电影也不例外，除了《闪闪的红星》外，几乎没有专门针对儿童市场的作品问世。进入上世纪80年代，儿童电影逐步复苏，虽然没能完全褪去固有的概念与教条，也算大步拓开了局面。那段时间，有两件事情值得铭记，一个是1981年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成立；另一个就是1984年儿童电影拥有了自己的奖项———中国儿童少年电影童牛奖。
1982年上映的《泉水叮咚》，便是当时儿童电影中的一个代表。获金鸡奖特别奖的《泉水叮咚》虽然没有后来的《小刺猬奏鸣曲》、《霹雳贝贝》那么神奇有趣，却展现出那个时期儿童的日常生活，从侧面描写了双职工家庭子女入托难的社会话题，除了小童星方超的加入，还为日后培养出一位大明星陆毅。
从现在的视角来看，《泉水叮咚》更像是一部歌颂幼教老师陶奶奶(张瑞芳扮演)的作品，而在当时却是一部标准的儿童电影。
谢晋鼓励我拍儿童戏
《泉水叮咚》是我独立执导的第一部故事片，这个片子的情节很简单，就是讲一位退休工人陶奶奶创办小小的家庭幼儿园，与孩子们之间十分纯真的情感。选择这个内容和我小时候的切身经历有很大关系。
拍摄《泉水叮咚》之前，我还做过几部影片的副导演，谢晋是我跟过的一位老导演。从1977年的《青春》到后来1979年《啊！摇篮》，恰好都是青春片或者儿童片。我在组里任副导演，专门负责孩子戏的组织，拍完后谢晋对我说：“没想到你拍孩子的戏挺有天赋的，你今后就去拍儿童戏吧！”
从走私题材到儿童片
《泉水叮咚》的编剧吴建新当时是文化局下面的一个工作人员，写出有关走私题材的剧本交给上影厂，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厂里觉得这个题材不大好碰，后来这个本子就没有通过。吴建新也挺失落，正好这时我们看到报纸上刊登了一则消息，说的是上海的复旦大学几位教授夫人退休后自发地办起家庭幼儿园，解决一部分教工的后顾之忧，这在当时也是个社会问题。我们都说这个题材好，可以拍成电影，吴建新反应也很快，马上开始写，于是一个从没有人拍过的新时期家庭幼儿园的本子很快就出来了，厂里看到后立即决定投产。
一开始名字就定为《泉水叮咚》，大家都说这个名字特别动人，这种感情是双向的，一方面是描写大人对于孩子的爱，也写了小孩子对于陶奶奶如泉水一样清澈的爱，非常单纯。
没敢想请张瑞芳来演
我那时是小导演，第一次独立拍片是非常诚惶诚恐的。我说实话当时想都没敢想能够请张瑞芳老师来演陶奶奶，从演艺生涯、从资历等各个方面来讲她都是让我们仰视的一座高山了。领导当时对我讲陶奶奶这个角色，你们可以找上影几个有名的老演员演，我们还有些胆战心惊，没想到秦怡老师、张瑞芳老师都特别支持我们，一口答应。后来张瑞芳来了，帮我们改剧本，把一些比较生硬的文学化的语言全部改成口语。我们当时是在福建的一个小地方拍戏，因为资金有限，我们就在当地的仓库里搭内景，大夏天在最闷热炙烤情况下，张瑞芳老师没有一点怨言“战高温”。
陆毅那时候就很漂亮
影片里面出现了十几个小孩子，小方超因为我们在《啊！摇篮》就认识，已经很会演戏了。陆毅那时候就很漂亮，而且比较文静。我们为了找小演员，去了不少幼儿园，找到的这些孩子都很不错，我们的片场热闹的呀，真像开个幼儿园一样。这些孩子不仅表演，回到厂里还进录音棚亲自完成了自己扮演角色的配音工作，这项工作对于四五岁的孩子来讲是非常繁琐的，但是他们都很出色。
这个片子出来后获得了很多奖，这真是大大出乎我们意料，当时还给了我们金鸡奖的特别奖，还得了意大利、伊朗、印度等很多国家的电影奖，因为当时是电影局统一选片、送片到外国评奖，很多获奖消息我们都是后来在报纸上看到的。有意思的是，拍儿童片的多为女导演，像北影厂的王君正、琪琴高娃等女导演在当时也拍了好几部儿童片，包括还未走出校门、或刚刚走出校门的“第五代”电影人也拍出了《红象》、《候补队员》等儿童电影，所以说那时是儿童电影创作的全面拓展期。
口述：石晓华(《泉水叮咚》、《性命交关》、《娃娃餐厅》等片导演，现居上海)
采写：本报记者 张悦
发现
陆毅：我只算跑了个大龙套
陆毅拍《泉水叮咚》时只有五岁，他右边的小朋友是方超。
《泉水叮咚》是我五岁时拍的。我小时候在幼儿园是文艺积极分子，那会长得挺可爱，胖胖的，头发生得晚所以特软，稀稀的。
那年上影厂的导演把上海的每个幼儿园都跑遍了，为《泉水叮咚》选儿童演员，我当时是在上海西街幼儿园。正好选了我去面试，记得当时几百人，我就唱歌跳舞给他们看，我唱的是新疆儿歌，好像还要求我朗诵了一首诗歌，做了一段操，看看口齿清不清楚，形体是不是协调。后来他们就叫我回家等通知，家里人好像比我还着急，老问我有没有结果。过了很久我才拿到通知，说我们幼儿园去面试的200个人里面我是惟一被选上的。于是我被叫到上影厂住了一段日子，接受专业培训，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习惯离家的感觉。
被剧组选上以后我特别兴奋，虽然不知道拍戏是干什么，当时想到可以在屏幕上看到自己就觉得挺好玩，热情高涨，我大概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对新鲜事物热情高涨的。记得拍完之后还发了我50元钱，当时那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数目，算是一个大人一个半月的工资了。那时候我不会用钱，就把钱上交了。但是剧组发给我的一堆蘑菇被我给藏起来了。当时街坊邻居都知道陆毅拍电影的事情了，好像我的地位一下子提高了，老听见别人说向陆毅学习，你看陆毅多有出息这样的话，我听着特美。
其实我拍《泉水叮咚》时只算得上跑了个大龙套，也就是群众演员，最后剪在成片中的有我的镜头加起来也不超过5分钟，可前后拍摄的时间却足足有四个月。我记得当时一说“拍小孩的戏了”，我就得在后边跑来跑去的，但是我从头到尾都特别认真，一点没想过偷懒什么的。我们那时选上的十多个小孩一起进了少儿演播组，每周到电视台上两天课，所以有了学习的机会。后来，每年总有两三部戏接，从基本群众到男三号到男二号，但是始终没有做过男主角，直到我在上海儿童艺术剧院毕业大戏上，才在《海的女儿》中演了王子。
口述：陆毅
采写：本报记者 张文伯
名词解释
儿童电影
一般而言，儿童电影是指以儿童为题材的影片，同时观众的群体也明确指向儿童市场。
据史料记载，1922年由但杜宇导演的《顽童》是中国电影史上的首部儿童电影。拜漫画原著所赐，1948年的《三毛流浪记》使儿童电影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让三毛这个经典的人物形象成功地由画格搬上银幕。
解放后，儿童电影在产量上得到一定的提升，曾拍摄出《祖国的花朵》、《鸡毛信》、《小兵张嘎》等名片。“文革”期间，儿童电影全面停滞，只有1974年的《闪闪的红星》成为那个时代的一抹亮色。
“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步入新时期，电影工业开始复苏。
上世纪80年代初，学校组织中小学生观看电影是每学期的固定活动，除了革命历史题材之外，儿童片便是观看的首选。因此，儿童电影不乏这样一个特定的观众群体以及相关的市场回收方式。而对普通家庭来说，看电影仍是重要的休闲娱乐方式，而带着小孩去看儿童电影也算是当时三口之家的一种普遍娱乐消费。
所以，儿童电影这样一个特殊的类型片种在当时还是颇具活力的，像《苗苗》、《四个小伙伴》、《应声阿哥》、《小刺猬奏鸣曲》等都给大小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候补队员》、《红象》、《九月》等也为第五代导演提供了最初的创作空间。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儿童电影依然保持一定的产量，也有一些具备影响力的作品问世，却很难形成类型片应有的创作态势，这与中国电影的整体形势以及家庭娱乐方式的转变都有关系。□朱穆
电影笔记
真的是儿童电影吗？
没有童话、没有儿童电影陪伴的童年是不幸的。当然，什么样的童年并不能决定你拥有什么样的成人生活，这可以举《泉水叮咚》中的两个童星为例。
现在提起《泉水叮咚》，大家总会第一联想到在影片中戏份不多，甚至没有被列入主要演员名单的陆毅，并为他5岁就出演这么脍炙人口的电影而咋舌赞叹不已。其实，如果不是因为电视剧《永不瞑目》的热播，《泉水叮咚》带给陆毅的也仅仅就是“50元酬劳、一套儿童积木、两袋香菇和一袋芒果”吧。
有一期《艺术人生》中出现令人心酸的一幕：在《泉水叮咚》中饰演主要角色冰冰的方超，这个2岁多就在谢晋导演的《啊，摇篮》中大放光彩的童星，却是被演员邵峰从上海的一家小餐馆里“捡”回北京演艺圈。虽然没有理由让一个人一帆风顺到底，但念及方超不过是因为身高不够而被拒之大学殿堂门外，不由人不唏嘘，却无从感慨。
当然，人生际遇都是后话了。就我而言，留在我童年记忆里的电影却鲜有真正的儿童电影，不是革命影片《地道战》、《开国大典》、《淮海战役》等，就是《烛光里的微笑》、《凤凰琴》等歌颂教师的影片(都是学校组织去观摩的)，所以我小时的理想要么是渴望上战场杀敌，要么是长大后要做一位受人爱戴的好老师。
因此我一直心存困惑的是，为什么《泉水叮咚》要被称作儿童电影？按我的理解，它明明是一部歌颂教师、正面弘扬美德的主流故事片。如同影片简介中所言，它是要表现陶奶奶的美好心灵和展现儿童们纯洁多彩的内心世界，的确我们也被它的单纯美好所感动了，尤其是片中那个叫“木头”的孤独小女孩一直都留在记忆中，甚至非常羡慕他们儿时有陶奶奶的陪伴。但单单从主要演员的名单就可以看出：七个主要人物里面四个是成人，三个是孩子———它至少是一部给大人和孩子共同观赏的电影。
眼下，上海已经连续几年没能为“六一”拿出儿童电影，《泉水叮咚》的导演石晓华非常焦虑地表示：“大家都说青少年被外来的文化拐走了，可我们自己的文化产品诞生却非常艰难。”
对于这一点我不敢完全苟同，与其把成人从善的美好愿望灌输给孩子，还不如顺应孩子们天真好奇的心理，让他们看看《精灵鼠小弟》、《哈利·波特》、《冰河世纪》……因为往往是那些充满童趣和异想天开的电影最能让孩子成为孩子。有诗人说孩子的心灵是最接近天国的，而银幕上那些小朋友或者小动物令人嫉妒的神秘经历，才能呵护孩子们天马行空的幻想力啊。□笑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