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浪潮之许鞍华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香港一群年轻人拍出一批具有强烈现实意义、技巧前卫而视觉效果精致的作品，震撼了香港影视界。随着他们进入电影圈，他们的作品被称为香港电影“新浪潮”。如徐克的《蝶变》、许鞍华的《疯劫》、方育平的《父子情》和《半边人》、章国明的《点指兵兵》等。一时间，香港电影“新浪潮”汹涌而至，闯出香港电影的
新局面。
许鞍华是香港电影新浪潮的代表人物，1947年出生在辽宁鞍山，1949年随父母移居香港。后取得香港大学比较文学学士与硕士学位，又到伦敦电影学院读书，毕业后回到香港，适逢香港电视台成立，她于是担任胡金铨的助手。1979年，许鞍华导演了她的第一部电影《疯劫》，一上映便引起轰动。
许鞍华一直以接近三年两部的频率拍摄影片，2003年首次拍摄由内地投资的电影《玉观音》。
新浪潮传承之陈可辛
陈可辛是香港著名的导演和制片人、监制——在新浪潮之后的1991年，他拍出了《双城故事》，1997年拍出了《甜蜜蜜》，这两部使陈可辛一举成名的文艺电影，其题材与手法等等都算得上新浪潮之后香港电影的亮点。
上世纪90年代初期，陈可辛联手创立UFO电影公司，制作了一连串卖座作品，包括《风尘三侠》、《金枝玉叶》、《甜蜜蜜》等。2000年，陈可辛以制作高素质的亚洲电影为目标，作品包括《晚娘》、《春逝》、《见鬼》系列、《三更》系列。
今年，陈可辛进军内地电影市场，由周迅、金城武、张学友主演的《勿忘我》正在拍摄中。
许鞍华：我来自新浪潮
在第五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的后台，入围“百年导演”的许鞍华和众多电影圈内的好友谈笑，兴之所致一改此前暂不接受采访的态度。在短短20分钟的对话中，许鞍华流露出对以往“战绩”的淡然，她说会继续凭着感觉随兴地拍电影，下半年希望可以开拍新作。本次专访之后两个星期，记者了解到，许鞍华正在筹划的电影名为《天水围》，讲述在香港天水围这样一个移民集中的新市镇上，发生的关于一个家庭和一些移民以及香港本土人士的故事。许鞍华说这是一部“有很大写实意识的作品”。采写：本报记者 伍洁敏
关于新浪潮
我最喜欢我的第一部电影《疯劫》
记者(以下简称“记”)：这次作为少数女导演入选“百大导演”，能谈谈感想吗？
许鞍华(以下简称“许”)：当然很荣幸，我把它看成是一种嘉奖。今晚在这里遇到很多老朋友，很开心。
记：似乎女性在导演这个群体中更容易受注目，是否发现女性导演相对于男性导演有什么优势之处？
许：我没怎么从性别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反而我觉得从个人来讲有一些限制，我不懂筹划，也不懂得游戏规则。但作为女性，我不能开车，用电脑会头晕，而且不会做饭，只能泡方便面。(笑)
记：从新浪潮时期的《疯劫》和《撞到正》，到后来的《投奔怒海》、《女人四十》等回归传统的现实作品，再到跟内地合作的《玉观音》，你认为哪一部是你的代表作？
许：我自己最喜欢《疯劫》，可能是因为这是自己的第一部电影，所以特别有感情。当然我更希望自己的代表作还未出现，我接下去还会继续拍戏。
关于电影之路
我一直很喜欢拍戏，不会管别人说什么
记：你拍的电影外界评论并非全都叫好，你会不会认为那些评价不高的作品影响了你的“招牌”？
许：我拍电影不会有什么动机，最大的原因就是我在看小说、剧本时脑中会有一些画面，会想到一些感情，那我就想拍了，至于怎么拍，票房怎样，那都是以后再考虑的事情了。我就是一直很喜欢拍戏，遇到喜欢的就拍，不会管别人说什么。即使将来我哪部电影也许票房惨得一塌糊涂，被人骂得狗血喷头，我也不会后悔。
关于香港电影
衰落的原因有很多，拍摄周期太短是其一
记：能不能说你的创作经历了从一开始偏重形式，到后来的向写实的转变？能说说转变的原因吗？
许：很难说是“转变”，我拍电影是随着感觉去的，哪个时候对哪个题材感兴趣，就去拍，艺术片商业片都无所谓。其实一路这么拍下来，香港电影的状况一路都在改变，要适应它，就需要改变，不是自己刻意去改变些什么。
记：那不断改变题材也是整个电影状况在推动吗？还是说这种改变是有点刻意的？
许：我拍《疯劫》前拍了四年电视，像报告文学、案例啦都拍过，所以拍电影时我们还想拍回一个案件，后来又有一部戏班的故事，希望拍得搞笑，就这样一部接一部地拍，我做导演的路子也就这样走了，不是刻意的。
记：现在香港电影已经没有以往辉煌，你认为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许：我对这个现象也是非常无奈，香港电影衰落的原因有很多，例如不重视剧本等，但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拍摄周期太短，这也让我感到拍片压力越来越大。
以前我拍一部中成本的时装戏要35天，那时也是抓紧一切时间，灯光快、制片快、演员入戏快，可现在经常是十四五天就拍完一部，让你拍摄的过程想都没法想，像我的《幽灵人间》，他们无论如何不让在计划上写上30天，28天可以29天也可以，但千万不要30天才能拍完。当然也有能在短时间拍出好东西的，《无间道》就是25天完成的，但成功的概率太小了，在香港拍片非常紧张，竞争非常残酷，所以，我很愿意到内地，因为内地拍片时间要长些。
关于电影观众
现在他们似乎想要在电影里重新发现自己
记：观众的消费习惯是不是对这个市场也有很大影响？
许：现在大家没那么喜欢看电影了。我开始拍电影的时候是1970年代，当时电视出现没多久，也没有影碟、录像带、更没有电脑，看电影会是人们最主要的娱乐方式。现在的选择多了很多，消费习惯很不同。
另外，观众的要求和观赏心态也有很大区别。比如以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很少出去旅游，有时候只要画面出现一些国外的街景或奇风异俗，都能吸引人们去看这部电影；现在观众去旅行的次数比导演还多，电影自然少了这方面的吸引力。
记：现在怎样才能吸引观众进电影院？
许：现在观众就算看一般的娱乐片，都比较希望看到反映人性的比较深层的内容，而且要有特色。
以前观众去看电影是为了逃避现实，因为电影里的世界很丰富，而当时大部分观众的生活比较平淡和苦闷，他们是希望像电影里那样而去看电影的，像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觉得很辛苦就跑去看电影；现在人们丰衣足食，生活相对复杂，他们似乎想要在电影里重新发现自己，找回人生意义，现在的观众要求高很多。
记：那你觉得去年港片票房冠军《功夫》是否符合你刚刚说的“反映人性的比较深层的内容”这个要求？
许：符合啊，它也是在说人生意义。它是说一个有点颓废的家伙一直很想学到绝世武功，终于被他学到了，但他不是一定要争做天下第一，反而把武功传授给他的敌人。
记：你刚才说更喜欢到内地拍片，去年合拍片开始增多，对于香港电影来说有市场的诱惑，也面临一些限制，你认为这种状况下，香港导演的生存状况是更明朗，还是更艰难？
许：我觉得是更难成功，因为要同时适应两个市场、两个背景下观众的口味，要考虑的东西多了很多。
陈可辛：这是个动荡的年代
陈可辛导演直到颁奖礼的前十分钟才来到现场，正在为第一部与内地合拍的片子做准备的他告诉我：“真的很忙，有很多事要做，要筹备。但是我一定来，因为太值得、太兴奋了。”陈可辛一定是一个不一样的香港导演，看他一路走来的轨迹，你会明白他有多open；再听他那一口香港导演中难得的京片儿，你又会觉得他是多么传统。 采写：本报记者 陈弋弋
年代越动荡，电影越好
记者(以下简称“记”)：入选百大导演的感受怎样？
陈可辛(以下简称“陈”)：特别兴奋，我从拍《双城故事》起，到现在快15年了，第一次在内地拿到奖杯。
记：在中国电影百年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台湾电影已死，香港电影只剩下合拍片，电影的希望都在内地，你认同这种说法吗？
陈：(点头)香港电影面临很大的冲击，这种冲击是面对整个电影制度、电影生态的。但我相信，有变化是幸福的，台湾电影连变化的机会都没有。我们都在重新学习不是针对香港口味而是针对内地口味的电影。这对曾经自成一家、甚至非常辉煌的香港电影来说，是很大的调整。所以我说这几年是动荡的年代。但是没关系，年代越动荡，电影越好。因为动荡的年代，也是融合的年代嘛。
记：那香港电影人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这种动荡？
陈：就是要真诚。把自己的东西做好。很多香港人都觉得两三年前是进入内地的最好机会，说我“miss the boat”(坐失良机)。但是我不这么想，我觉得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内地的很多电影制度正在成熟起来，我们对合拍片题材的摸索也才稍微有一点头绪，所以我现在才动手，觉得刚好。
现在合拍片的时机成熟了
记：用什么指标来衡量这个时机的成熟？
陈：我做很多事情其实是很保守的。我永远不会第一个去做。做《晚娘》、做《惊蛰》、做《见鬼》，钱都不多，我看得很准，我的好处是我是个创作人，我看了剧本有信心才去做，不是盲目投资。当CEPA刚开始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大陆投资，我觉得冲第一会很危险。去年我就保留实力。因为我觉得很乱。那时候有人叫我去拍古龙的《多情剑客无情剑》，说你能拿到这样的资金，能拍这样的合拍片。我都看不定。《勿忘我》是去年SARS之前就开始在看，但今年才拍，要是去年拍的话，我很担心。你去看看去年的整个合拍片的发行制度，根本大家还措手不及，突然间有那么多影片发行，大家都不知道要怎么发行、宣传，还没有那个概念叫观众来看片，录影带乱七八糟，同步发行的结果是没人去电影院。像这样无论你拍得多好的电影都不可能卖钱，都没有用。除非《英雄》、《十面埋伏》那么大的大片。所以结果我看到现在一两家公司已经有一个模式了，他们也不是每次都成功，但起码他们知道要怎么做。再加上我跟一些广告公司沟通，他们在整个广告上的概念很清楚。并不比香港差，可能会更好。我看到这种配套，觉得电影就成功了一大半，因为好莱坞为什么那么厉害，不是电影好不好的问题，是整个工业的配套使你不可能失败，他们每部戏开画的票房是预计到了的，很少说突然间戏会那么卖钱，或一个戏垮了。其实基本上只有10%到20%的戏是意外的。80%的戏基本上他们花多少钱宣传就知道有多少票房。
记：您曾经说过无论香港还是内地，都缺少真正的明星，就是票房和口碑兼备的明星，除了这个，内地电影还缺些什么？
陈：还缺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商业制度。内地不要盲目地学香港电影的制度，香港以前有机会拍片的时候没有好好地拍，大家都去挣快钱，所以才会有现在这样的状况出现。这种制度是包括制片、宣传、发行、海外等方方面面的，我现在很珍惜这个机会。
记：可以期待《勿忘我》是一部比《甜蜜蜜》更经典的电影吗？
陈：我希望。我不想做一辈子都讲一部电影的导演，虽然很多导演一辈子也只有一部电影。我一直想用不同的东西刺激观众，歌舞只是一种手段。
我们的优势就是适应能力
记：香港电影其实在去年之前已经有过几死几生。你目睹过的是哪些？
陈：我们小的时候其实香港电影已经死过一段日子，1970年代，香港电影是讲机会主义的地方。李小龙回来，结果每个武师都来做导演，做的电影却很烂。然后新浪潮回来，没有把商业电影带起来，只是香港人喜欢看，外面不行，武行和新浪潮结合起来就有了新艺城，但是到了1990年代末，很多专业的投资商都走了，剩下很多不懂电影的商人。他们是要赚快钱的。1995年拍《甜蜜蜜》时想不到会是一部那么成功的片，很赚钱，但嘉禾公司已经在退了，他们叫我留下来，不要去美国，但是能够给我的条件比《甜蜜蜜》的时候更糟。你想想，当你拍了一部成功的电影后，下一部比原来那部的条件更糟，这个市场又在掉，还能够久留吗？我的选择就是去美国，在那里也学了很多东西，回来后我也没有直接跳进港产片的市场，就是做亚洲片，能做不能做我也不知道。但是今天我可以回美国拍片，韩国也请我拍片，作为导演我还有很多选择，甚至可以回国内拍一部全国内的电影，都可以。
记：保留很多选择是你生存下来的一个秘方？
陈：我觉得一定要保持有多方面的选择，这是一种变通。当然在国内导演听起来一定很不理解，因为张艺谋说离开这片土地就不会拍戏了，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子，我们香港导演的适应能力一定要很强。我觉得香港人能够适应很多东西，也是香港人保留下来的最好的东西，这是香港惟一的价值，我们的优势就是适应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