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第六代导演的问题与出路

　　点开当当网或者卓越网——中国两大最知名的正版音像制品销售网，在影视类的首选商品中，贾樟柯的《小武》、《站台》以及《任逍遥》赫然在首，虽然，它们至今还没有在影院里公开放映。

　　贾樟柯是中国第六代电影的代表人物。

　　这也许是一种信号，也许是一种态度，又或者是一种重要的改变。

　　在变化中找到位置

　　在很多人的观念中，中国第六代导演是尴尬的一群，他们的电影在上个世纪90年代几乎都无法公映，但同时，他们的电影又频频在国际各类电影节上获奖。

　　通常对于类似事件，中国大众能联想到的就是这些电影可能具有“严重问题”才会遭到禁止，而由于在社会转型时期衍生出的某些问题，人们又不经意地将这种联想放大，导致一种根深的误解。

　　事实上，大多数受到处罚和禁止的原因是因为这些电影在送出国外参赛之前没有交给国家电影局办理审批手续，因此没有获得“中国”——准确地说是官方——认可的合法身份就自作主张把电影送到了国际视野中。

　　当然，第六代导演不送审就送展有他们各种层面的考虑，比如，认为即使送去了也肯定通过不了，而即使官方接受，也要进行大篇幅地删减。

　　但这种推测未必就是理性和准确的，而作为审批主管方的国家电影局，也因为多年来的被误解，即使试图做出一些变化也很难引起人们的信任和共鸣。

　　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曾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表示，“对于中国青年电影导演，我们认为，青年电影是中国电影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中国电影未来发展的生力军。从这两句话出发，我们就要积极团结、培养、扶持青年导演。但由于历史原因，有些青年导演做了一些不了解电影规程的事情，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没有把他们拍摄的电影纳入到我们管理的程序中来，比如私自拍摄电影，私自送到国外，违背电影管理条例，而这个东西有一定的影响性和传染性，在他们中间甚至形成了一定的风尚。”

　　张宏森表示，从共同促进中国电影发展的目的出发，第一让青年导演们了解中国电影的现行制度，第二从鼓励的角度出发，积极引导他们健康、有秩序地拍摄他们的电影，同时体现他们的个性。

　　“总之，中国电影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衔接，这一代导演是未来中国电影的新生力量，生力军，没有理由把他们排斥在电影创作队伍之外。无论是谁，能够拍出代表中国电影文化高度的作品，都是非常光荣的事情，中国太需要这样的作品，也太需要这样的人才。我们设立了青年电影的创作基金，不仅要给青年导演解禁，如果他们的选题合适，我们还为他们提供资金的支持。我们不希望再出现像‘地下电影’、‘独立电影’、‘边缘电影’等概念，这些概念可以交给学术，对中国电影创作队伍来说，是没有中心和边缘之分的。”

　　渐然宽阔起来的空间

　　可以看到的是，自2004年以来，展现在大众眼前的，的确是一个越来越宽阔的电影空间，这一切，在频繁获奖同时也频繁公映的第六代导演们身上尤为明显。

　　2004年10月，陆川，描写人性界限的《可可西里》公映。

　　2005年2月，顾长卫，描写“文革”岁月中小人物命运的《孔雀》公映。

　　2005年4月，贾樟柯，描写社会阶层矛盾分化的《世界》公映。

　　2005年6月，拍了12年电影，六部作品无一公映，被电影局“禁了又解”的王小帅的电影《青红》首次公映。

　　12年来在各种场合老穿绿色军大衣、给人一派颓意的王小帅，穿起了精神的T恤，虽然像极一个荣归故里的中年民工，但他看上去却是如此兴高采烈,“我现在真的很高兴，真的很感谢，因为现在至少可以在中国的影院里，让我最希望的观众能够看到我的电影。”

　　王小帅的话其实很能代表一群人的心性，他们开始在变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为获得这样的位置和认可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但这些变化不是偶然，恰恰缘于政府机构的初衷。如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赵实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的那样，实际上在目前中国并没有对电影内容提出一个统一的标准，还是希望鼓励电影的艺术个性。

　　“对于电影的审查，之所以我们并没有提出一个统一的内容标准，是为了鼓励电影内容的多元化，推进内容与品牌创新，形成多样化的电影产品结构。这也正是中国政府正在实施的形象战略之一。”赵实说。

　　然而，各方都还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

　　比如，就电影创作来说，面对观众们不断提高的娱乐需求，中国电影导演们的艺术追求似乎因为一种不自然的压抑而太过强烈，他们的目标并非是国内观众，而是远在他乡的某个奖项。而在另一个极端，一些受到高度重视并被部分人认为会对广大人民群众产生极大影响的“宣传片”，占据着电影院包场，当然，同时被涤空的还有电影行业的市场力量。

　　“这个社会主要是由需求决定的，不是由生产决定的。均衡是在一个需求比较流畅地表达的前提下取得的，但法规依然会排斥一些有限的需求。”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张献民说。孙轶玮/文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