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百年名人堂：李安-用世界的眼光来检验自己

　　李安导演

　　代表作：《推手》、《喜宴》、《饮食男女》、《理智与情感》、《冰风暴》、《与魔鬼共骑》、《卧虎藏龙》、《绿巨人》、《断背山》

　　致敬辞

　　最早的三部作品《推手》、《喜宴》、《饮食男女》，构成了李安的“情感三部曲”。李安转入好莱坞工作之后，虽然拍摄了《理智与情感》、《绿巨人》等类型截然不同的作品，但其对人性的敏锐刻画和作者风格却依然清晰。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卧虎藏龙》，则是李安对中国传统的一次致敬。身处好莱坞的导演李安，为中国电影人开辟出一条新路，同时也提供了另一种思维方式。

　　答谢辞

　　在这个时候，这个年代，接受这样一个荣誉，我觉得很荣幸。身为中国电影界的一分子，感到很骄傲。电影从欧洲传到中国，最初是向别人学习发展，再到跟自己的文化相结合，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

　　我拍的电影，包括我拍的外国片，都跟我的中国文化的养成、眼光有关系。中国文化的养料是我的老本。当拿世界的眼光来检验的时候，有时候从里面往外看，有时候从外面往里看，看得会更清楚。这是一个发展的年代，也是一个反省的年代。

　　李安的作品以人文的笔触精准地勾勒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与情感世界，并且在与西方的沟通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影响 第一次看《十字街头》被震惊了

　　《新京报》：在过往的一百年中，对您个人影响较大的中国电影人是谁？

　　李安：中国导演里，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应该是李翰祥。因为以前看的电影很多是商业片，不会特别注意导演，他是我惟一很早就有印象的导演。他的片子不太一样，所以你会注意到导演。他表现出对文化的兴趣。后来还有胡金铨，香港电影对我的影响比较大。我看的香港电影比台湾电影还多。像胡金铨他们创造出来的影像，对我的影响，不止电影语言，包括表达情感的方式，对电影的理解。让我觉得中国片就是这样的，过去的中国是这样的。

　　台湾导演有一位叫李行，他比较像内地的谢晋，电影味道很像，影响也很像。台湾叫健康写实。他们的电影，对我们这些离开内地的台湾人有很大影响。台湾的文化也是继承了中原的，但有一个断层。当然，长大以后，我知道有些是真的，有些影像是创造出来的。他们身上还是有一种比较浪漫化的梦想。像李行拍的台湾的一些比较经典的电影，就是比较理想化的。后来我看到侯孝贤出来拍的片子，开始有现实主义，电影才跟生活现实发生比较大的关系。之前台湾的武侠片和琼瑶片，电影和生活的关系是不大的。后来到美国，可以看到一些内地的电影。比如《高山下的花环》，还有《林家铺子》，印象都比较深刻。

　　《新京报》：印象比较深的老片子，比较有触动的是哪几部？

　　李安：港台的话有《侠女》，还有《梁祝》。当时比较小，没有什么控制力，看完就哭。当然《梁祝》比较煽情，它是从内地的黄梅调中改编出来的。《侠女》感觉比较有艺术气息。那时候台湾还不像八九十年代那么商业化。那时候看还挺有意思的。

　　到美国以后，老片子像《十字街头》觉得很好看，第一次看老片，这么精彩的《十字街头》！接下来就是《马路天使》，是赵丹和周璇演的。“四季花开”那首歌使我蛮震惊的。它有意大利写实片的味道。

　　比我后来在港台看到的片子讲究，又有社会意识。80年以后，看了《神女》，《林家铺子》也看了，那时候第一次看，看得晚了一点，感觉上比较左派一点，比较收敛。后来看《小城之春》，虽然表演还是非常话剧式的，但那种战后心理的体察非常难得。我觉得他们当时受到好莱坞、意大利写实主义、德国表现派的影响都比较大，包括《夜半歌声》，基本上是学西方，然后从自己的文化里找东西。

　　 时代90年代形成了一个爆发

　　《新京报》：从一百年看下来，您觉得中国电影最有意思的时候是哪个时期？

　　李安：不太好讲(笑)。我认为最有意思的还是90年代，不过这个话应该由后人来讲，十年以后，大家来评价。我们现在还在从事这个事业，不应该由我们来讲。还有一个时代就是30年代，中国电影刚刚有点样子，有纯真感。那时候还没有市场，没有自己的电影形式，也没有意识形态，因此很纯真。

　　不过说回来，整体上感觉比较好的还是90年代。就是1989年到2000年，中间这十年，从《红高粱》到《卧虎藏龙》，还有《花样年华》。商业上的大片、社会片、功夫片都在世界上有了影响力，从编剧到电影语言到内容，虽然还在学习世界语言，但在艺术上说是发酵了，80年代是在酝酿，90年代就形成了一个爆发。从那个时候起，世界上开始注意到中国电影这回事，中国电影也跟着整个世界的发展一起互动。

　　 武侠必须要经过市场的考验

　　《新京报》：从《卧虎藏龙》开始，功夫片有了一个新的起点，后来的《英雄》、《功夫》等陆续把它推进了一步。您认为从整个欧美主流市场来看，中国功夫片的热潮是上升期还是低潮期？

　　李安：高高低低的。基本观点就是说，除了艺术片不算，整体来看，中国也就只有功夫片影响比较大，讲得比较现实一点。我们希望发展更多的东西，但现在是蛮尴尬的一个局面。香港片、台湾片都经过这样一个考验。它们起初都是艺术片，后来人们的新鲜感过去了，不出五年，必须要经过市场的考验。中国的市场从口头上来说是比美国还大的，大家都看到一块大饼。但是商业电影是大众的，而主流的大众文化目前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除了周星驰的片子，成龙的片子，90%的片子都需要吸收西方文化，久而久之，你的主流文化逻辑，都转向了西方口味，朝西方走。朝西方走也没有关系，走不走得过去也是一个问题。这是文化转型的问题。

　　我们的文化比较压抑，片型还没有建立，观众的口味还没有建立。看上去似乎什么都要，又要你得奖，又要有票房。拍电影的人没有片型，90%人都不知道怎么拍，只有冯小刚抓到了，可是他的片型有点奇怪，它的逻辑还是从很多别的东西里吸收过来的。电影的思维逻辑，跟人生不一样。中国电影百年跟美国百年是不一样的，100年下来，美国建立了很多的片型，它的路数都有一个标准。

　　中国内地还没有，而港台的市场太小，在现在的状态里很难生存，一定要结合内地共同发展，大家都在摸索中。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不过从讲故事来讲，中国可以讲的好故事太多了，美国的故事都讲烂了，这次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牛仔同性恋的故事。很多东西，要超越自己，不是一天两天的，需要长期摸索，大家要有点耐心。

　　心路没有想要春蚕到死丝方尽

　　《新京报》：最近几年，你对电影的表达和理解，在中西方的共鸣也越来越广泛。回头看自己这20来年的电影历程，是否达到了自己最初的、最本源的想法呢？

　　李安：其实我没有想从小干电影，后来误打误撞进入学校学习电影。当初只是想去拍，从来没有想过要拍什么样的，并没有想过要做到春蚕到死丝方尽。电影是我了解人生的一种武器，跟人接触沟通的媒体工具。

　　我也说不上来我还有什么目标还有什么片子要拍。当学生的时候没想到能在美国拍，当时拍的片子都不可能在美国演。拍《推手》时还没有这种想头，只是想在台湾上映，我就很高兴了。《推手》只有在台湾上映，在香港大概也上映过。一步一步走过来，我也没有计划。拍两三部就开始往外扩展，找题材。使命感使我要面对很多人，处理很多人际关系，其实这个环境不是我想面对的。拍电影的人好像是导体。你们都比我们聪明。

　　有些东西我拍了以后，没想到会被很多人访问，为什么做这个，为什么做那个。不能不给答案啊，我这个人很老实的，人家怎么问，我就要给人家很好的答案。他们满不满意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也等于是自己检讨。有时候也看别人写我自己，我又多了一些了解，其实自己都不晓得或者没有这个想头的。

　　最近拍的一部电影，人家问我两个儿子过得好好的，干吗要拍同性恋，牛仔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跟人家分析、解释的时候都很困难，道可道，非常道，把它讲出来，就缩小了，越讲越不值钱。有的导演高深莫测，戴副墨镜，也讲不出几句话来。我做不到这样。蔡明亮拍了一部电影《天边一朵云》，台湾的电影人、学者、专家开了个会讨论了一个礼拜，最后恭请他去做结论。他一上去就说你们在讲我的电影么？又好气又好笑！把那些人伤得不行！(笑)。

　　 压力商业导演是有容乃大

　　《新京报》：这样一个转型时期，对导演的创造力来讲，其实是很大的挑战，你怎么看中国电影下一个百年开始，所面临的问题和前景？

　　李安：我觉得现在是尴尬时期。以前受压抑太长了，一下子积累了很多火气，有火气拍出来的电影就很好看。但是现在要满足观众，光凭火气是不够的，需要重新摸索。包括作家，导演，演员，整个表演方式等都要摸索。它不是从艺术片，甚至去电视中找的，很难做，受到的帮助也很小。商业导演是有容乃大，容纳很多东西，不是凭火气一股热血就可以搞定。

　　这是一个过渡的尴尬期。社会在转型，观众也在转型。我看现在一般的评论总是盯着这几个人，有时候真是难为他们了，不能光靠那几个人做事的，这对导演有很大压力。导演也需要靠山靠水，也要吸收文化的养分，需要观众对他的回应。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创作出大家都喜欢的作品。从中国百年来看，整个文化的成长，吸收，都需要检讨，匹夫有责嘛。导演只是泡沫，是浪花，而底下的海流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