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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承认电影除了娱乐还有艺术和文化属性的话，那在娱乐化生存的同时，电影还是要自觉地去帮助社会思考，反思社会的弊病，反思金钱与人的关系，反思现代人的幸福感在哪里，反思被遗忘的单纯的愉快感。
曾是第六代导演领军人物之一的胡雪杨，在沉寂数年后，重执导筒，与他的同辈们会师在即！
一个胡雪杨，一部《上海1976》，是否能为第六代拥有主流话语权再添一个筹码？
这是一个话题，同辈导演王小帅，前辈导演黄蜀芹受邀与周刊一起“铿锵三人行”。
新民周刊：在北电时，你和胡雪杨是上下铺的同窗哥们，你对这位同是第六代的哥们导演，应该最有发言权，无论是他的作品还是他的为人，还有你们共同对电影的理解和各自对电影的理想。
王小帅：应该是这样。胡雪杨是戏剧世家子弟，身上秉承了传统文化的气息。真的，上北电时，雪杨就是咱同学中文艺味和书卷气较浓的一个。他很能聊，很艺术，为人有正义感，尤其是在雪杨身上那股子时代批判精神、历史使命感和艺术责任感，这在当时我们这个年纪及我们下几拨同学身上都是较难找得到的。这些特质同时也反映在了雪杨的作品中。
 复苏历史，是胡雪杨的艺术追求
当年的《童年往事》，是对“文革”经历记忆的复原，真切展示了“文革”中少年的个人体验，导演对影像的控制及人性化的描述，让人充分感觉时代的怪异和少年的惊恐，这一切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当然还有《牵牛花》，很精炼，很写意的少年记忆。雪杨用他独特的电影语境和个体视角成功地复苏了那段历史。
当然作为老同学，我也得全面客观地评价，当然雪杨也有“失手”的时候，譬如那部《湮没的青春》，是一部典型的上海文艺片，上海腔很浓，是讲二奶生活的。雪杨在把握上有小资矫情的拙笔，不如他的其他作品。
黄蜀芹：胡雪杨的作品题材大多接近生活，具有一定的社会现实意义。但他的风格不是那种张扬的，特正面的。他的电影感觉很好，有自己的思想。但在雪杨现在的年龄段，应该多拍作品。
新民周刊：胡雪杨可以说是中国第六代导演中最早出道的一位了，很多第六代还在“地下”苦苦挣扎的时候，他已能获准在上影的体制内拍片了，当然个体表达和体制内价值论断之间的矛盾，使得创作并不一帆风顺。
现在的第六代们都年届不惑，且值得庆贺的是你们也终于从“地下”晋升到了“地上”，但边缘化的焦虑始终存在，胡雪杨此前也有一部影片未被公映。
然而，2005年，被称为是第六代集体会师和复出的一年，人到中年，第六代终于有了主流话语权！你拍《青红》，胡雪杨欲拍《上海1976》，等等。请问，当下，你们最想表达的究竟是什么？
王小帅：其实也真是巧了，2005年有《青红》有《孔雀》等，现在雪杨又要拍《上海1976》，表现的都是那个时代的人物命运，但这只是巧合，而非统一行动。我们每个人都照着自己的节奏在进行创作。像我的下一部影片就会是关注当下的社会问题，以一个中年人的视角来阐述对现代社会的看法。
但真的，好像还没听说我们这拨人中谁要动科幻片大制作的主意。人到中年后，可能更关注具有社会性的问题，更愿意表达具有现实意义的思想内容。当然每个人的情况还是有不同。
至于主流话语权的问题，依我个人角度来看，第六代在整体上不见得有多少主流话语权，只是个别作品和个别导演拥有了主流话语权而已，对第六代的整体忽视还是存在的，我们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我们也绝不会像前几年那样再度失声了！
黄蜀芹：一个导演能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出发，亲自写剧本，那是最好的，这比去抓别人的东西来拍要生动。胡雪杨的《上海1976》就是他自己写的剧本，他将最能触动自己的一段故事写了出来。
乍一看影片的题目，觉得有点触目，很直接。但看了剧本后，觉得他很聪明，角度选得很好，重大敏感特殊时期的落脚点最终落在了几位涉世不深的少年身上，只是特殊时期，特殊的青春表达。现在社会已前进了一大步，对自己过去的历史，应有更坦荡宽阔的胸襟去面对和更全面宽容的认知。我希望他拍摄顺利。
新民周刊：从青年步入中年，你们怎么看待亲历的这20多年文化潮流的变化及评判潮流对你们自身电影创作的影响？
王小帅：今后的拍片趋势是会越来越弱化“代”的概念，在计划经济下的代性划分，到了当下，衍变成愈发个体化的倾向。只要有资本支持，谁都可以拍电影，当然他可以是70多岁的老人，也可以是十几岁的少年，他们也可以是横空出世的某某某。所以说第六代之后是没有第七代的了，有的只是以个人作品为标志的系列。
第五代们经历的是改革开放前十多年，与全民族一起团队性地整体回顾，总结历史，整体性地文化反思，之后可以反映到他们的作品中。而我们是身处变化潮流之中，我们没有办法总结，我们也顾不上，来不及总结，那也就谈不上沉淀。我们只能往前走，随着洪流。因为整个社会也顾不上总结。在变革的洪流中，我们唯一能做到的是保持独立而清醒的思考，只有社会文化责任感强的同辈导演，他们将自己的作品保持个人化倾向的批判性，但那也只是一种个人化的判断而已。
1990年代末，中国电影进入“娱乐商业化”，下一代年轻人的创作方式是抛弃个人思考性的体验，而直接进入物质化的感官娱乐。说得夸张些，他们连个体性的文化反思都没有，当然这也是电影大工业生产所带来的结果。他们对社会更没有反思的过程，他们所表达的也许就是直接的个人物质化享乐主义。他们不能理解承上启下的我们在经历了变革洪流之后，所带有的批判性的东西。他们却直接进入娱乐化时代。
但若承认电影除了娱乐还有艺术和文化属性的话，那在娱乐化生存的同时，电影还是要自觉地去帮助社会思考，反思社会的弊病，反思金钱与人的关系，反思现代人的幸福感在哪里，反思被遗忘的单纯的愉快感。
有话语权的导演们，自省之后请再向公众传递你们的社会文化精神吧！
新民周刊：张艺谋、陈凯歌等第五代们正如你刚才所说，在经历了集体反思总结后，他们倒合时宜，又赶着潮流进入了娱乐商业时代。你的《青红》和贾樟柯的《世界》都不是市场的宠儿，当然胡雪杨的《上海1976》是乖巧地定位在“具有观赏价值和文艺欣赏品位的商业大片”。你们该怎么面对市场与艺术的双重压力？
王小帅：在当下资本控制的情况下，电影制作很大程度上都由金钱来控制，人们都浮躁地往现时现地就能得到好处的方向奔。没有资本就没有电影话语权。我们从计划经济一下又转到任由大资本控制。这是两个极端！
商业大片的拍摄，是一种证明。但电影创作的丰富性，不是只要这一种形式的电影。其实我们每年都会生产一大批中流的文艺片，它们却都被雪藏。文艺片本身并不属于那种极具商业诱惑的电影，所以我们不在当下盛行的大资本风头之列。
像国外成熟的市场，它有市场细分，各种类型的影片，艺术片甚至包括纪录片等，都有相应的渠道与观众见面，而我们并没有提供这些细分的平台，现在更没有相应的政策来支持和保护这些被排斥在大资本之外的，却有艺术价值的影片的创作。
新民周刊：要还原1976年上海的特殊人文风貌，其实不易，你是怎么看待像《上海1976》这类影片在历史真实感上拍摄的难度的？
王小帅：创作本身不应该有什么难度，只是导演的处理风格含蓄与否的问题。预祝雪杨能拍摄顺利。
黄蜀芹：我也这么认为。
新民周刊：怎么看待当下中国电影的创作审片制度？
王小帅：现在能提供给我们的创作语境宽松了许多。其实我们导演心里对于“审片”，还是心存敬畏的。现在的审片制度已衍变成真正服务于电影创作的政策，那于我们是利好。
新民周刊：很多青年人对“文革”已是恍若隔世，当下再探讨这段历史中的人物命运，其价值何在？
王小帅：其实雪杨和我的电影都只是以我们个人的视角来表达的，人们健忘，只要你不健忘就可以。当然我们无意让现在的观众去忆苦思甜，这是没有意义的。当然别人要怎么接受和看待我们的电影，那并不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
黄蜀芹：历史不可忘却。
新民周刊：胡雪杨作为一名上海导演，曾一度离开上海去北京。你也有上海情结。你是怎么比较上海、北京两地不同的创作氛围的？
王小帅：说得夸张点，想在上海搞创作，要有一种过客的姿态。在这座城市，只有过客是可以欣赏它的风情和它的质量的。但要随时准备抽离。若长期生活在此，其城市的物质商业氛围会同化你的文化。这座城市更符合商业，你浸淫其间，潜移默化会变成一个更像商人的人，而非更像文化人的人。
黄蜀芹：当下的电影制作队伍进入自由运动状态，以导演为代表，自由选择的空间较大，这是好事。这比过去更放开，人才不用拘在一个地方。相互能选择，是进步。撰稿／夏菁岑(特约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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