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没事就干这个。”55岁的贾之坦伸出双臂,在面前推动并不存在的麻将牌,“现在我哪儿还有时间?”
去年9月,“中国村民自治影像传播项目”通过本报征集作者。贾之坦报名参加,并且真就获选成为10名村民DV作者之一。11月他到北京接受了3天“纪录片速成”培训,得到一台家用DV摄像机、一副三脚架和10盒磁带。
在湖南省石门县白云乡园艺场村,老贾本来就是一个人物。七八年前他把自家粮食地改种柑橘树,等其他村民逐渐开始效仿,他的果园已经获利颇丰;待别人的果树也到了收获年景,老贾已动手收购当地柑橘贩运到北京、东北。很多事,他都比别人先一步。
眼下脖子上挂了一台DV摄像机,走在村子里,老贾胸更挺、脖子更直,企鹅般骄傲。出了家门,街面上支着的尽是牌桌。“二叔,不来几圈?”村里人热情地邀他加入。老贾右手背在后腰,左臂平伸出去,很不屑地冲他们摆手。
“中国村民自治影像传播”,由独立纪录片作者吴文光策划,隶属于“中国-欧盟村务管理培训项目”,该项目旨在促进中国村民自治的全面发展,由中国民政部和欧盟驻华代表团共同执行,已历时5年,今年5月将结束。
这个项目包括“青年导演计划”、“村民DV计划”和“村民图片计划”。共有45名中国村民向项目组提交了申请,他们只需提供很简单的材料:一是证明自己的农民身份,一是写下自己为什么希望参与这个计划。
“包路费吃住,还给这给那?”10位被选中的村民作者,大多是将信将疑地来到北京,他们身边几乎没人相信有这等好事。“有人出来了两三次,都是被骗,一次是报纸上广告说收购农副产品,他去了,被骗了钱;另一次也是类似情况,他有了防范,没交钱,但路费白花了。家里人都反对他这次出来。”吴文光说。
10人之中有4人对DV并不陌生,来自浙江金华的伊初建甚至非常熟悉——他的职业就是拍摄婚礼录像。
带着项目发给的设备,10位村民回到自己家乡进行拍摄,20天后,他们将素材带回北京,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各剪辑出时长10分钟的短片。这些短片的集合,成为“村民DV计划”的最终成果,“五一”期间在草场地工作站公开放映。
贾之坦拍摄了邻村一个采石场的所有权纠纷。经营着采石场的是雷公嘴村村委会原主任,村民要求他把采石场归还村集体,主任不答应。村民们于是选掉了这位主任,由新任村领导继续与他交涉。双方的纠纷升级,村领导找到公安部门,把拒不交权的老板拘了起来。采石场停工了。老贾把镜头对准纠纷中方方面面的人物,逐一进行采访。
吴文光把项目组人员分成3组,分别前往村民作者的拍摄地观察并做必要的指导。他看到了老贾最初的拍摄素材,“跟我们常见的《焦点访谈》方式一样。”
“当DV在手,他们觉得有一种可能,他们可以开口说话。”吴文光说,“焦点访谈”几乎是他们直觉想拍的。他不得不与村民作者做大量讨论,到底是拍那种曝光式的东西,还是拍一个所谓的纪录片。
“这种交流是非常困难的。什么叫纪录片?怎么才不是新闻曝光?”尽量寻找通俗的方式,吴文光给老贾讲了电视台新闻操作的现实和“行规”,比如正面、负面报道的比例平衡,比如被监督方怎样在不同阶段使用“围、追、堵”的“补救措施”。
老贾起初情绪不小:为什么不让我这么拍?他的立场相当明确——村集体所有的采石场,当然应该归还集体。
但就在拍摄过程中,出现了老贾也绝没料到的变化。采石场老板是被抓起来了,可村集体并不具备即刻接手经营的能力,原先在这里有一份工作的村民反倒没饭吃了,时间一长,他们也吃不消。应了吴文光的话:“这样一个乱局,谁对谁错,你能判断出来么?”
完成的短片《采石场》最终弃用所有的采访素材。片头字幕交代:“经营了12年的采石场,因所有权问题,到2005年11月止,已停工3个月。”一组空镜头展现了寂静的采石场。村里仍是意见纷纷,但也有人开始埋怨:“动不动找派出所来抓,乡政府做得,基层政府做不得。乡长干几年反正就走了……”片尾,村民们联名把老板又保了回来,几桌热气腾腾的酒饭之后,采石场重新开工。
广西隆安县都节乡都结村的农科,今年已经60岁,在介绍自己姓名时总是说:“农业的农,科学的科。”农科拍摄的短片叫《扶贫款评审会》:一个村子得到1万元扶贫款,要求扶助10户农户发展养猪业,每户1000元。
人人都想得到这笔意外的财富,路边竹林下的村民会议七嘴八舌。有人提议干脆按全村人口平均分配,有人甚至提出按户抽签,中者获取。后者被彻底否定了:平分至少人人有份,而如果抽签不中,本应扶助的反倒什么都没得到。
最终的解决,是村民按照统一的贫困户标准向村委会提出申请,然后张榜公布,由村民投票决定扶贫款的获得者。
农科的拍摄非常简洁,三脚架稳稳支在人群中,像一个看戏的人,没有中景近景特写,只有大全景。摄像机只不过换了几次位置,一个故事已经讲完。“要做影视分析的话,就是他的身份和条件决定了这种方式,他根本没有想到别的方式。”
村民投票的方式,是向每个名字下边的大碗里,投进一颗蚕豆。吴文光看素材时,本能地提出问题:我们看不到他们往碗里投的是什么。你给我们看看是蚕豆也好,不然别人以为是石子或花生。“他就很害羞很后悔。后来到北京,他说自己又补拍了一些镜头,几个特写,手在往碗里丢蚕豆。这时我已经觉得完全没有必要了。”吴文光意识到,拍“焦点访谈”固然不妥,而任何所谓的“纪录片”标准也很无谓,“原本就是他自己的拍法,应该尊重他的方式。”
“谁知道你是不是有啥坏心眼儿?”
“在部队时,就是因为知道村委会组织法的实施,以为可以为村里做点事,实践一下小范围的民主自治,才决定不留部队做士官。回村以后,现实远比想法复杂。独断专行贪赃枉法的村官,竟然把村里的田作为商品,出卖给村民耕种,所得收益用于挥霍……”山东省莱州市郭家店镇观音寺王家村的王伟,在申请表格里写道。
王伟是个“维权分子”。自1999年退伍,为村里土地分配问题,王伟几乎成了村里的职业活动家。“几年下来,上访、告状,通通试过。最终是借媒体的力量,登过报、上过电视,才达到换人的目的。”王伟笑称自己是村委会彻底换班子的“幕后黑手”。
村官是换了,但两年多过去,村里土地面貌仍没有大的改观。
“我想,我经历的是村民自治中的典型案例,能用影像记录所发生的,是我所愿。我将记录村委会议、代表会议、村民会议,其中争吵辩论,甚至谩骂斗殴……过程中应该不乏精彩。只是这精彩在我看来是有些悲哀。”
王伟没能拍摄到预期的内容。原因很简单,那些会议被搁置,在他拍摄的20天当中,什么也没发生。
北京市顺义区杨镇地区沙子营村的邵玉珍,与王伟的拍摄动机类似:“我们村子里,几乎没有进展,有很多事情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我要通过这次活动,告诉一个真实的情况。”
邵玉珍原打算拍的题目也是“包地”,同样因为没有足够的事件发生,没拍成。她几乎羞于参加后期制作,在项目组的劝说下,用她“练手”拍下的素材剪成了《我拍我的村子》。
不过平淡无奇的农村生活片段,却也别有生趣。比如村里有人家盖房子,她来拍摄,主人不高兴了,上来质问:“这是啥意思?”“没啥意思,拍着玩儿呗!”“盖房子有啥好拍的?谁知道你是不是有啥坏心眼儿?”摄像机始终没停,邵玉珍毫不退缩地应答着,又聪明地扯开话题:“你说说,为啥参加盖房?”“给侄子盖的。他那房子要倒啊!”房主对着镜头哈哈地乐起来。
在最终的评选中,《我拍我的村子》获得了村民DV计划的一等奖。
王伟的短片《分地》,其实也很有模样,但他自己说起来,“扔厕所里冲走算了”。因为“现实当中对身边的生活有很多的感觉,但是拍摄时却说不出来,不知道怎样表现”。
村民影片评审时,王伟实在憋不住心里的问题:“纪录片对社会,对我自己,究竟有什么作用和意义?”
问倒了一位评委:“这个问题太大了,得让我回去想想。”
王伟一直在拍摄他村里十分贫困的一个“王老五”。分地不公的问题对这类人的伤害是最严重的,其他的家庭,至少还有青年在外地打工的收入。他跟“王老五”闲聊着,看他做一顿午饭,黑不溜秋一箩馒头。抬腕看表,下午1点多,该走了。
“起初我对他是同情和可怜,现在回头看,很扯淡。”王伟说,“其实我和他是一样的人,那时候对他却是没有尊重的。我连看他吃完一顿饭的耐心都没有,这种所谓的关怀,就是放屁。”王伟现在的打算,是“踏踏实实地记录村里的现实”。除了继续拍摄“王老五”,他还对村里老人讲述记忆产生了很大兴趣。“听他们说起1960年代的情况,很震撼。我应该把它们留下来。”
邵玉珍的想法也不一样了:“我无力改变村子的面貌。我的动力在村民,他们喜欢我拍的东西。我用DV录像帮他们排练春节演出,我拍自己种西瓜的全过程,也拍邻居的家长里短,说不定将来什么时候有用。我就把它当一个工具,记录自己生存的过程。”
“人家以为你是记者,很多事都来找你”
“五一”期间在草场地重聚的5位村民中,湖南岳阳的周层佳最“没精打采”。被问及完成拍摄后的感受,他说:“我非常茫然。像是黑暗中的小孩,不知道该往东还是往西。”
周层佳拍摄了邻村的村书记吴爱国。这位书记十多年前就开始上访反映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甚至因此被拘留过两次。周层佳欣赏这样的人物,“在农村这样的人太少了。真正解决农村、农民问题,还是要靠农民有自己的思想和见解,要靠教育。靠外面的力量,不现实。”
他对自己的片子很失望。一是因为对DV太不熟悉,一是拍摄时间太有限,与对象交流不充分。40多岁还没有摸过照相机的周层佳,看来对DV这个新工具和“纪录片”没什么信心。
“我以前也像王伟,热情,过分激动,但随着年岁增长,越来越圆滑世故了。”老周说的真是心里话:“社会非常复杂,尤其中国农村。为农村、农民说话,说真话的人,结果都不是那么理想。我自己不站在农村没有思想没有见解那群人里,但像吴爱国那样上访告状,联合群众抵制一些不正当现象,我也没有那样的勇气。”
贾之坦则是另一个极端。这位55岁的湖南村民第一次接触DV之后,新点子层出不穷,确实是不可能再有时间打麻将了。上次离开北京,他从吴文光那儿借了贾樟柯的纪录片《公共场所》看,很快就大受小贾启发。这次来北京的火车上,老贾看见车厢连接处总是聚着抱孩子的农村妇女,顿生灵感:“我可以拍一个关于她们的片子,就叫《车厢连接处》,或者《无座乘客》。”
在家乡,因为有了DV摄像机,老贾确实感到“身份改变了。人家以为你是记者,很多事都来找你”。一些村民希望他牵头,组织农村合作社,老贾跃跃欲试。这次他还主动联系河北定州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打听中国人民大学农村问题专家,希望咨询相关知识。
老贾最受大家赞许的点子,是在农村建立“DV生活娱乐室”。“农村的娱乐除了麻将,就是那些武打的、黄色的东西。年轻人其实都出去打工,村里的人并不爱看这些。他们看了我拍的东西,都觉得好看。”
就是迷茫中的周层佳,也非常支持贾之坦的想法。“我们的镇常住人口2万,连个电影院都没有,没有一个文化阵地。DV娱乐室如果结合好的内容,可以用渐进的方式引导农民,教育农民。”
“要拿就全拿,要么一个也别要”
去年底村民的DV影片完成,眼下已经在美国纽约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圣母大学放映过,也已光顾了香港电影节、新加坡电影节和瑞士尼翁纪录片电影节。
周层佳不太满意:“这都是在高层做,还是没有回到乡村。”
今年2月,项目组对村民影片进行评选时,来了两档电视栏目的记者,中央电视台12频道的《法治视界》和中国教育电视台的《国视DV》。他们表达了强烈愿望,要在节目中播出这些作品。
“这是我原来万万没想到的。”吴文光说。最初在村民作者的概念里,不播出拍它干嘛呢?拍了电视就要上电视,这才叫拍。“我当时千方百计打消掉他们这个念头,别让他们到头来失望。我们要保留他们那种粗糙的拍摄和剪接,这是很不符合电视台的标准的;内容上也很难保证能播。”
两个节目组都很热切,希望挑选四五个短片。吴文光一口否决:“要拿就全部拿,要么一个也别要,是打包的。”对方同意了。每个短片稿酬1000元。按照电视台的工作流程,是要播出、入库、登记才付给稿费,吴文光向教育电视台争取到了提前付酬。邵玉珍连一等奖奖金带稿酬,拿到3300元,第二天高高兴兴把钱拿回了家。
不日,又有电话打来,另一个电视栏目也希望来看看,有没有可以播出的东西。贾之坦来了劲头:我拍的素材可以做出8个片子,可是还没有时间剪出来,是否请工作室的人帮忙赶出来,看看有没有出手机会。
老贾立刻遭到另外4位作者的批评——太急功近利了,怎么能这样?
陕西蓝田的村民作者张焕才问:“如果没有奖金,也没有电视台播出,老贾你还拍不拍?”老贾也很有理:“现在还没到共产主义啊,我们也还是得有点收入吧?”
张焕才又问另外3人,大家都说,没有奖金和播出,也肯定要做。
“我绝对不会只谈精神的东西,如果有实际的利益,我比你们还高兴。”老吴给他们做总结,“但是利益考虑得太多,你们是不是就朝着做一个电视台编外记者的方向去了?这样事情就有点不好玩了。”
“五一”假期,5位作者在北京的另一件大事,是学习自己操作非线编辑系统。短短几天,他们的进步相当大。作为“中国村民自治影像传播项目”,他们的任务可以说是结束了,但吴文光和大多数作者一样,都希望在村里的拍摄长久地继续下去。
“我不把事情想得过大,显得夸张,什么建设民主啊,给村民发表意见的平台啊……从人数上看这也毕竟是极少极少。”吴文光说,“但这种方式,比如我从农科、老贾身上看到,有种生命被照亮的感觉,他们想拍下去。”李宏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