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没事就干这个。”55岁的贾之坦伸出双臂，在面前推动并不存在的麻将牌，“现在我哪儿还有时间？”
去年9月，“中国村民自治影像传播项目”通过本报征集作者。贾之坦报名参加，并且真就获选成为10名村民DV作者之一。11月他到北京接受了3天“纪录片速成”培训，得到一台家用DV摄像机、一副三脚架和10盒磁带。
在湖南省石门县白云乡园艺场村，老贾本来就是一个人物。七八年前他把自家粮食地改种柑橘树，等其他村民逐渐开始效仿，他的果园已经获利颇丰；待别人的果树也到了收获年景，老贾已动手收购当地柑橘贩运到北京、东北。很多事，他都比别人先一步。
眼下脖子上挂了一台DV摄像机，走在村子里，老贾胸更挺、脖子更直，企鹅般骄傲。出了家门，街面上支着的尽是牌桌。“二叔，不来几圈？”村里人热情地邀他加入。老贾右手背在后腰，左臂平伸出去，很不屑地冲他们摆手。
“中国村民自治影像传播”，由独立纪录片作者吴文光策划，隶属于“中国-欧盟村务管理培训项目”，该项目旨在促进中国村民自治的全面发展，由中国民政部和欧盟驻华代表团共同执行，已历时5年，今年5月将结束。
这个项目包括“青年导演计划”、“村民DV计划”和“村民图片计划”。共有45名中国村民向项目组提交了申请，他们只需提供很简单的材料：一是证明自己的农民身份，一是写下自己为什么希望参与这个计划。
“包路费吃住，还给这给那？”10位被选中的村民作者，大多是将信将疑地来到北京，他们身边几乎没人相信有这等好事。“有人出来了两三次，都是被骗，一次是报纸上广告说收购农副产品，他去了，被骗了钱；另一次也是类似情况，他有了防范，没交钱，但路费白花了。家里人都反对他这次出来。”吴文光说。
10人之中有4人对DV并不陌生，来自浙江金华的伊初建甚至非常熟悉——他的职业就是拍摄婚礼录像。
带着项目发给的设备，10位村民回到自己家乡进行拍摄，20天后，他们将素材带回北京，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各剪辑出时长10分钟的短片。这些短片的集合，成为“村民DV计划”的最终成果，“五一”期间在草场地工作站公开放映。
贾之坦拍摄了邻村一个采石场的所有权纠纷。经营着采石场的是雷公嘴村村委会原主任，村民要求他把采石场归还村集体，主任不答应。村民们于是选掉了这位主任，由新任村领导继续与他交涉。双方的纠纷升级，村领导找到公安部门，把拒不交权的老板拘了起来。采石场停工了。老贾把镜头对准纠纷中方方面面的人物，逐一进行采访。
吴文光把项目组人员分成3组，分别前往村民作者的拍摄地观察并做必要的指导。他看到了老贾最初的拍摄素材，“跟我们常见的《焦点访谈》方式一样。”
“当DV在手，他们觉得有一种可能，他们可以开口说话。”吴文光说，“焦点访谈”几乎是他们直觉想拍的。他不得不与村民作者做大量讨论，到底是拍那种曝光式的东西，还是拍一个所谓的纪录片。
“这种交流是非常困难的。什么叫纪录片？怎么才不是新闻曝光？”尽量寻找通俗的方式，吴文光给老贾讲了电视台新闻操作的现实和“行规”，比如正面、负面报道的比例平衡，比如被监督方怎样在不同阶段使用“围、追、堵”的“补救措施”。
老贾起初情绪不小：为什么不让我这么拍？他的立场相当明确——村集体所有的采石场，当然应该归还集体。
但就在拍摄过程中，出现了老贾也绝没料到的变化。采石场老板是被抓起来了，可村集体并不具备即刻接手经营的能力，原先在这里有一份工作的村民反倒没饭吃了，时间一长，他们也吃不消。应了吴文光的话：“这样一个乱局，谁对谁错，你能判断出来么？”
完成的短片《采石场》最终弃用所有的采访素材。片头字幕交代：“经营了12年的采石场，因所有权问题，到2005年11月止，已停工3个月。”一组空镜头展现了寂静的采石场。村里仍是意见纷纷，但也有人开始埋怨：“动不动找派出所来抓，乡政府做得，基层政府做不得。乡长干几年反正就走了……”片尾，村民们联名把老板又保了回来，几桌热气腾腾的酒饭之后，采石场重新开工。
广西隆安县都节乡都结村的农科，今年已经60岁，在介绍自己姓名时总是说：“农业的农，科学的科。”农科拍摄的短片叫《扶贫款评审会》：一个村子得到1万元扶贫款，要求扶助10户农户发展养猪业，每户1000元。
人人都想得到这笔意外的财富，路边竹林下的村民会议七嘴八舌。有人提议干脆按全村人口平均分配，有人甚至提出按户抽签，中者获取。后者被彻底否定了：平分至少人人有份，而如果抽签不中，本应扶助的反倒什么都没得到。
最终的解决，是村民按照统一的贫困户标准向村委会提出申请，然后张榜公布，由村民投票决定扶贫款的获得者。
农科的拍摄非常简洁，三脚架稳稳支在人群中，像一个看戏的人，没有中景近景特写，只有大全景。摄像机只不过换了几次位置，一个故事已经讲完。“要做影视分析的话，就是他的身份和条件决定了这种方式，他根本没有想到别的方式。”
村民投票的方式，是向每个名字下边的大碗里，投进一颗蚕豆。吴文光看素材时，本能地提出问题：我们看不到他们往碗里投的是什么。你给我们看看是蚕豆也好，不然别人以为是石子或花生。“他就很害羞很后悔。后来到北京，他说自己又补拍了一些镜头，几个特写，手在往碗里丢蚕豆。这时我已经觉得完全没有必要了。”吴文光意识到，拍“焦点访谈”固然不妥，而任何所谓的“纪录片”标准也很无谓，“原本就是他自己的拍法，应该尊重他的方式。”
“谁知道你是不是有啥坏心眼儿？”
“在部队时，就是因为知道村委会组织法的实施，以为可以为村里做点事，实践一下小范围的民主自治，才决定不留部队做士官。回村以后，现实远比想法复杂。独断专行贪赃枉法的村官，竟然把村里的田作为商品，出卖给村民耕种，所得收益用于挥霍……”山东省莱州市郭家店镇观音寺王家村的王伟，在申请表格里写道。
王伟是个“维权分子”。自1999年退伍，为村里土地分配问题，王伟几乎成了村里的职业活动家。“几年下来，上访、告状，通通试过。最终是借媒体的力量，登过报、上过电视，才达到换人的目的。”王伟笑称自己是村委会彻底换班子的“幕后黑手”。
村官是换了，但两年多过去，村里土地面貌仍没有大的改观。
“我想，我经历的是村民自治中的典型案例，能用影像记录所发生的，是我所愿。我将记录村委会议、代表会议、村民会议，其中争吵辩论，甚至谩骂斗殴……过程中应该不乏精彩。只是这精彩在我看来是有些悲哀。”
王伟没能拍摄到预期的内容。原因很简单，那些会议被搁置，在他拍摄的20天当中，什么也没发生。
北京市顺义区杨镇地区沙子营村的邵玉珍，与王伟的拍摄动机类似：“我们村子里，几乎没有进展，有很多事情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我要通过这次活动，告诉一个真实的情况。”
邵玉珍原打算拍的题目也是“包地”，同样因为没有足够的事件发生，没拍成。她几乎羞于参加后期制作，在项目组的劝说下，用她“练手”拍下的素材剪成了《我拍我的村子》。
不过平淡无奇的农村生活片段，却也别有生趣。比如村里有人家盖房子，她来拍摄，主人不高兴了，上来质问：“这是啥意思？”“没啥意思，拍着玩儿呗！”“盖房子有啥好拍的？谁知道你是不是有啥坏心眼儿？”摄像机始终没停，邵玉珍毫不退缩地应答着，又聪明地扯开话题：“你说说，为啥参加盖房？”“给侄子盖的。他那房子要倒啊！”房主对着镜头哈哈地乐起来。
在最终的评选中，《我拍我的村子》获得了村民DV计划的一等奖。
王伟的短片《分地》，其实也很有模样，但他自己说起来，“扔厕所里冲走算了”。因为“现实当中对身边的生活有很多的感觉，但是拍摄时却说不出来，不知道怎样表现”。
村民影片评审时，王伟实在憋不住心里的问题：“纪录片对社会，对我自己，究竟有什么作用和意义？”
问倒了一位评委：“这个问题太大了，得让我回去想想。”
王伟一直在拍摄他村里十分贫困的一个“王老五”。分地不公的问题对这类人的伤害是最严重的，其他的家庭，至少还有青年在外地打工的收入。他跟“王老五”闲聊着，看他做一顿午饭，黑不溜秋一箩馒头。抬腕看表，下午1点多，该走了。
“起初我对他是同情和可怜，现在回头看，很扯淡。”王伟说，“其实我和他是一样的人，那时候对他却是没有尊重的。我连看他吃完一顿饭的耐心都没有，这种所谓的关怀，就是放屁。”王伟现在的打算，是“踏踏实实地记录村里的现实”。除了继续拍摄“王老五”，他还对村里老人讲述记忆产生了很大兴趣。“听他们说起1960年代的情况，很震撼。我应该把它们留下来。”
邵玉珍的想法也不一样了：“我无力改变村子的面貌。我的动力在村民，他们喜欢我拍的东西。我用DV录像帮他们排练春节演出，我拍自己种西瓜的全过程，也拍邻居的家长里短，说不定将来什么时候有用。我就把它当一个工具，记录自己生存的过程。”
“人家以为你是记者，很多事都来找你”
“五一”期间在草场地重聚的5位村民中，湖南岳阳的周层佳最“没精打采”。被问及完成拍摄后的感受，他说：“我非常茫然。像是黑暗中的小孩，不知道该往东还是往西。”
周层佳拍摄了邻村的村书记吴爱国。这位书记十多年前就开始上访反映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甚至因此被拘留过两次。周层佳欣赏这样的人物，“在农村这样的人太少了。真正解决农村、农民问题，还是要靠农民有自己的思想和见解，要靠教育。靠外面的力量，不现实。”
他对自己的片子很失望。一是因为对DV太不熟悉，一是拍摄时间太有限，与对象交流不充分。40多岁还没有摸过照相机的周层佳，看来对DV这个新工具和“纪录片”没什么信心。
“我以前也像王伟，热情，过分激动，但随着年岁增长，越来越圆滑世故了。”老周说的真是心里话：“社会非常复杂，尤其中国农村。为农村、农民说话，说真话的人，结果都不是那么理想。我自己不站在农村没有思想没有见解那群人里，但像吴爱国那样上访告状，联合群众抵制一些不正当现象，我也没有那样的勇气。”
贾之坦则是另一个极端。这位55岁的湖南村民第一次接触DV之后，新点子层出不穷，确实是不可能再有时间打麻将了。上次离开北京，他从吴文光那儿借了贾樟柯的纪录片《公共场所》看，很快就大受小贾启发。这次来北京的火车上，老贾看见车厢连接处总是聚着抱孩子的农村妇女，顿生灵感：“我可以拍一个关于她们的片子，就叫《车厢连接处》，或者《无座乘客》。”
在家乡，因为有了DV摄像机，老贾确实感到“身份改变了。人家以为你是记者，很多事都来找你”。一些村民希望他牵头，组织农村合作社，老贾跃跃欲试。这次他还主动联系河北定州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打听中国人民大学农村问题专家，希望咨询相关知识。
老贾最受大家赞许的点子，是在农村建立“DV生活娱乐室”。“农村的娱乐除了麻将，就是那些武打的、黄色的东西。年轻人其实都出去打工，村里的人并不爱看这些。他们看了我拍的东西，都觉得好看。”
就是迷茫中的周层佳，也非常支持贾之坦的想法。“我们的镇常住人口2万，连个电影院都没有，没有一个文化阵地。DV娱乐室如果结合好的内容，可以用渐进的方式引导农民，教育农民。”
“要拿就全拿，要么一个也别要”
去年底村民的DV影片完成，眼下已经在美国纽约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圣母大学放映过，也已光顾了香港电影节、新加坡电影节和瑞士尼翁纪录片电影节。
周层佳不太满意：“这都是在高层做，还是没有回到乡村。”
今年2月，项目组对村民影片进行评选时，来了两档电视栏目的记者，中央电视台12频道的《法治视界》和中国教育电视台的《国视DV》。他们表达了强烈愿望，要在节目中播出这些作品。
“这是我原来万万没想到的。”吴文光说。最初在村民作者的概念里，不播出拍它干嘛呢？拍了电视就要上电视，这才叫拍。“我当时千方百计打消掉他们这个念头，别让他们到头来失望。我们要保留他们那种粗糙的拍摄和剪接，这是很不符合电视台的标准的；内容上也很难保证能播。”
两个节目组都很热切，希望挑选四五个短片。吴文光一口否决：“要拿就全部拿，要么一个也别要，是打包的。”对方同意了。每个短片稿酬1000元。按照电视台的工作流程，是要播出、入库、登记才付给稿费，吴文光向教育电视台争取到了提前付酬。邵玉珍连一等奖奖金带稿酬，拿到3300元，第二天高高兴兴把钱拿回了家。
不日，又有电话打来，另一个电视栏目也希望来看看，有没有可以播出的东西。贾之坦来了劲头：我拍的素材可以做出8个片子，可是还没有时间剪出来，是否请工作室的人帮忙赶出来，看看有没有出手机会。
老贾立刻遭到另外4位作者的批评——太急功近利了，怎么能这样？
陕西蓝田的村民作者张焕才问：“如果没有奖金，也没有电视台播出，老贾你还拍不拍？”老贾也很有理：“现在还没到共产主义啊，我们也还是得有点收入吧？”
张焕才又问另外3人，大家都说，没有奖金和播出，也肯定要做。
“我绝对不会只谈精神的东西，如果有实际的利益，我比你们还高兴。”老吴给他们做总结，“但是利益考虑得太多，你们是不是就朝着做一个电视台编外记者的方向去了？这样事情就有点不好玩了。”
“五一”假期，5位作者在北京的另一件大事，是学习自己操作非线编辑系统。短短几天，他们的进步相当大。作为“中国村民自治影像传播项目”，他们的任务可以说是结束了，但吴文光和大多数作者一样，都希望在村里的拍摄长久地继续下去。
“我不把事情想得过大，显得夸张，什么建设民主啊，给村民发表意见的平台啊……从人数上看这也毕竟是极少极少。”吴文光说，“但这种方式，比如我从农科、老贾身上看到，有种生命被照亮的感觉，他们想拍下去。”李宏宇/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