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今年第5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唯一获奖的华语影片《江城夏日》将于8月11日在全国上映，前日，该片在京举行了小型看片会，影院座无虚席，让剧组主创人员十分感动，用导演王超的话讲“经历了那么多艰辛，终于赢得了正常关注。”鲜为人知的是，王超曾是一位油漆工，经过多年磨练，终于变成了一位职业导演，并登上戛纳的领奖台。昨日，王超接受采访，讲述了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
油漆工一当十年整
王超说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17岁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于是接父亲的班，进工厂当起了油漆工，其后10年，他分别在汽车制造厂、无线电器件厂、电窑厂呆过。“上个世纪80年代，工人出身的孩子，没有考上大学能干什么呢？尽管我对电影充满了无比的渴望和向往，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做电影的就好像住在天上的人，可望而不可及。如果生在现在，我可能还知道如果想做电影，可以先从群众演员当起……”回忆起那段经历，王超自嘲地说，“1986年，由于自己的固执和任性，我离开国营工厂成了街道工厂的一名临时工。于是，每天和一些退休工人在一起，每天的工作就是把锃亮的冷气管道切割、上漆。”
一部片子要看三五遍
工资也就几十块钱，基本都砸在了看电影上面。王超说当时的南京影院是外国电影发行最好的时期，他看了《远山的呼唤》、《最后一班地铁》、《得克萨斯州的巴黎》、《苔丝》等许多文艺好电影，他大量收集《世界电影》、《世界电影译丛》等各类电影杂志。除此之外，他没有其他任何嗜好，生活乏善可陈。
“我是那个时候典型的文艺青年，南京顶级的电影发烧友，业余时间也会写文章、写诗歌以及看电影，那个时候，但凡纸上能阅读的与电影有关的任何讯息，我都没有放过，可以说，那个时候，我的电影理论知识超过了研究生水平。而我周围的人基本都是普通工人，彼此没有共同语言，那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很郁闷，一个人呆在电影院，只和电影发生关系。一部好片子基本都看上三五遍，让卖票的人都误以为我是神经病。”
夜大与贾樟柯是同学
一直对电影充满热爱的王超终于在27岁那年，和许多怀揣梦想的外乡人一样去了北京，成了“北漂”一族。这对王超来说成了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在南京生活了那么久，我才知道原来做电影的人都在北京，电影圈也在北京。就像一个掉队的孩子，我终于找到了组织，于是1991年我跑到了北京考电影学院的本科，结果专业课过了，文化课没有过。所以就读了夜大，学编剧。”
王超说自己到电影学院读书的目的很单纯，“为的是看更多更好的电影。”那时，他的室友是贾樟柯。王超说贾樟柯是一个“勤奋”、“有时郁闷”的青年。“大家在一起半年多，很少讨论电影，不过经常相伴去喝酒。都是同学啊，志同道合的人，那时在一起觉得特别开心，到现在还很怀念那段时光。”
写影评当上陈凯歌副手
王超的导演之路，陈凯歌是不得不提的名字，他让王超彻底地进入职业导演生涯。王超说陈凯歌家的一个亲戚在南京，正好与母亲是工友。那时他爱写影评，陈凯歌的《黄土地》、《大阅兵》他都写过。于是就通过亲戚把影评转到了陈凯歌父亲陈怀皑的手中。“老人家非常欣赏，经常与我通信。我曾告诉他，自己很想给陈凯歌当副手。当陈凯歌拍《风月》的时候，机会来了。”就这样，1995年9月，王超去了陈凯歌工作室给他当助手和秘书。那时正是电影《风月》的后期，他负责记录陈凯歌和瞿小松关于音乐的谈话。再到后来，他又“很幸运”地加入了《荆轲刺秦王》剧组，一开始他是“服化道”的副导演，后来又担任了现场副导演。“7点钟开机，我必须4点半起来，准备服装和道具。因为是古装片，又是这样宏大的古装片，对服装道具其实要求十分严格。在灞上拍戏，我每天只睡1—2个小时，每天凌晨2点起床，去把农民喊起来，骑马的，遛马的，然后到草原上去找马，给马套上鞍，让部队的1000个人穿上服装。到了7点钟，准时开机。这个戏一拍就3年。”
回忆当时，王超十分感慨，“我特别感谢陈凯歌导演。10年的工人锻炼；半年的学生生涯；3年半的实践机会，让我真正地觉得自己能够胜任做个导演了。”
新片放映期待成都之行
2001年，王超开始拍摄第一部独立电影《安阳婴儿》，那时他已经36岁。让人意外的是，那部电影获得美国第37届芝加哥国际电影节上的费比西国际电影评论大奖。从此，王超便与国外大奖有缘。如今，《江城夏日》终获公映，让王超十分高兴：“从2001年到现在，我花了5年时间，赢得了这种正常的关注，我非常感动。”王超透露，自己下一部新片《可以重来》将彻底转型，投资在1000万人民币以上。
目前，王超将赴各地宣传《江城夏日》，成都是他十分期待的地方，因为他的处女作《安阳婴儿》就是成都人方励投资的，并把他和影片带到了戛纳，对此他非常感激。记者马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