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娱乐讯 2006年8月14日下午，电影《圆明园》专家及媒体看片会在北影厂华夏电影发行公司举行。据悉，电影《圆明园》是中国第一步数字影片，由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和广西电视台联合摄制。导演金铁木是中国电影史方向的第一个研究生，其作品《复活的军团》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在电影院线几乎被进口大片和国产商业片覆盖掉所有票房的时候，一部严肃的史诗电
影将于9月8日亮相影院。业内人士、专家学者和媒体记者纷纷投来关注的目光：《圆明园》究竟是部怎样的电影？它能在时刻都用数字说话的票房院线争得一席之地吗？或荣或败的票房是否该充当一次观众观摩水准的标尺，用来评测中国影视领域的生态环境？
公映之前，部分专家观摩点评影片，抛出了观点，表达了期许。
震撼，盛世威严
张清：今天看到这个片子非常惊喜。无论过多少年之后，我们今天看到的《圆明园》都是非常具有丰富史料价值的艺术品。影片采用三个人物的叙述：画家、传教士、郎世宁，一直到最后英法联军进来随军的通信和日记角度进入，真是聪明致极。因为有那么多的信件、画面，永远都值得信任。最早听说要拍《圆明园》，我真的有些担心：到目前为止，我们对那段历史，还不能够非常自如地在荧幕上痛快淋漓地表现，所以这是我当时为他们感到非常为难的事情。
我们的《圆明园》，它的价值，它的丰富，甚至它的命运都曾经震惊世界。要讲述这样一段历史，以现在所能得到的素材做到影片中展现的这样精致，叫人感动，叫人感慨，对创作者平生出敬意！
王道成：第一点，《圆明园》的定位非常好，把清王朝的家族史、王朝的盛衰史、民族的盛衰史，三条线索凝聚在一起了。这样就不是负面地讲圆明园，而是把圆明园放在大背景下来讲的。
第二点，角度选得好。通过外国人的眼睛，用他们的眼睛来叙述，就比用我们的话来讲更有说服力。外国人的眼睛，加上我们的史料，给人很真实的感觉。
第三点，手段非常好。场面非常有震撼力，比如大都之战，尽管中国是打败了，但是把中国人的那种英勇无畏的精神表现出来了。火烧圆明园，从抢劫到焚烧都非常有震撼力。
《圆明园》是中国记录片产业化的第一部
陈坤厚：现在从世界趋势来讲，纪录片产业化，而不仅仅做成一种阳春白雪的概念电影，它应该是面向大众化的产业。我们也一直在探索这个事情，现在被金铁木捷足先登了。
在我的印象里，《圆明园》应该是中国纪录片进入产业化的第一部。我们要非常珍惜这部影片在发行上面的成功，和它产业化运作后产生的深远影响。最近看了一些外国电影，记录片上到电影院，都非常感动。我看《美国9.11》，美国人甚至非常崇拜这部电影。纪录片产业进入电影院是必然的趋势，是全世界目前的趋势。《圆明园》这部影片是迄今最好的一次尝试，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奇迹。非常佩服制片方有这样的勇气，也希望发行公司担当起更重大的责任：如何让中国历史纪录片产业能够更红火，能够得到国内外观众的喜爱和欣赏，这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司徒兆敦：《圆明园》应该是中国纪录片产业化过程的一个开始，同时体现了开始阶段的一部分成果。导演的定位是把《圆明园》当作像故事片一样的纪录片和像纪录片一样的故事片。金铁木写了这么一段，非常有意思。
这个片子真正的价值，首先体现为纪录片的文献价值。比如像雨果、郎世宁、传教士，这些话都不是瞎编的，从这个角度讲体现了作者的一种对历史对艺术负责的精神。《圆明园》刷新了某些电影模式，我主张叫它史诗电影。
我们亲历看到的圆明园就是一片废墟，今天通过电影的技术手段让我们还原了一个梦，一个民族关于光荣关于耻辱的梦。这也涉及到当前圆明园重建的一种争论。我个人是不太主张重建，用电影圆这个梦：让电影去重现，让观众去想象，这也许是纪录片产业化运作的一个充足理由。
彭吉象：两周之前，在香山开了纪录片研讨会，叫人文纪录片研讨会。那个会上讨论了哪些纪录片呢？有金铁木的《复活的军团》，还有《故宫》、《金山》、《江南》等等，当时我就说纪录片真的是到了震惊的时代。今天看圆明园又是一种开始，中国的电影电视到今天已经走出了戏说史。虽然还有人在拍戏说，但是我估计是走下坡路了。如果说纪录片走向市场，《圆明园》这部片子就是一个开始！
我个人也反对重建圆明园。圆明园是不可能重建的，重建是非常愚蠢的。那是伪造历史、破坏历史。
为戏说历史说一声抱歉
陈坤厚：中国历史很难懂，做历史片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让外国人看懂？我是从《戏说乾隆》一路进到北京。我们最初遭遇的头一个是可怕的现实——市场现实，那时我们不戏说不行，今天在这里，我想为曾经的戏说历史说一声抱歉！
而今，纪录片的产业化时代已经来临，我从《圆明园》看到了我的梦想。中国的历史，应该由中国人来做，这样的历史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
《圆明园》拷问传媒生态
胡智锋：《圆明园》赶上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传媒生态在今天已经开始变化和松动了。刚才陈坤厚先生讲的戏说转到正说，我想这可能也是一个大势所趋。我想传媒中的电影也大，电视也大，都出不了大的生态——生态环境。改变生态，可能我们需要八年、十年的努力，。历史无数次地证明，电影史无数次地经验证明，生态是可以改造的，但是生态也需要维护，所以健康的生态有的时候是你没有办法去扭转的，比如说从戏说一直到《超女》登峰造极的环境，这种形态是我们个体很难扭转的。《圆明园》的出现不是偶然，从戏说到娱乐大潮，恰恰是经过这样的洗礼，使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纪录片，在叙事能力上更考虑大众口味，更考虑可看性。这个，是一件大好事。
票房？是悲还是喜？
陈坤厚：如果说在市场上面有发行难的问题，不是影片，也不是导演的问题，而是观众还没有这样的喜欢。但产业就是生意，纪录片已经进入一个必须票房的时代了，我认为上院线这样的探索很重要，片子已经出来，下面就要看行销了。
胡智锋：《圆明园》的票房不可能有预期的好效果，但在这类影片的宣传推广方面，我对它的前景非常乐观。
司徒兆敦：对这部片子，我觉得并不是乐观，观众观影习惯还需要培养。
张清：我对发行很看好。时代是在前进，一年跟一年是不一样的。就像易中天签字队伍能那么长，这靠什么？我觉得这不仅是我们这些老年人对历史津津有味，现在中青年人也渴望知道这几千年的历史到底是怎么回事？历史真相是永远不能改变的。
单万里：我对《圆明园》的市场非常乐观，前面已经有这样的例子了，像《故宫》、《中国文明》。当然做得好不好，还要靠编导的眼光和信心。
章柏青：我对票房价很看好，因为这几年来这类片子都收视率都很高。在国外，大家都看纪录片。我们更是可以对纪录片发表文章的。以前一看类似片子，记者会中途离去，因为他们不感兴趣，但是今天所有的媒体都留下来了。
纪录片的力量
章柏青：从这个片子里，我看到了导演的个性，看到了人物的思考，我觉得影片应该是一部历史文化片，他规模很大。不是什么故事片，也不是纪录故事片，而是历史文化片。
单万里：我先说总体感受：大气、沉稳、理性、好看！
大气的手法、大气的篇幅面对的是大清帝国的题材；第二印象就是沉稳，不管是高科技手段的应用，还是文献的使用，都很沉稳；第三理性。圆明园发生的灾难，每个人在里面都有一些情绪化，但是经过了150多年，再去渲染情绪，远没有理性思考来得重要。第四是好看，从头到尾，我想去厕所都没有去，我相信其他人也有这样的感觉。
胡智锋：如果我们把一些商业性的电影故事片叫做娱乐大片，我们不妨把《圆明园》叫纪录大片。其实它就是个大片概念，只是非娱乐性的。第一气派大；第二视角大，它不是狭隘的民主主义视角，而是非常庞大的人类视角，它还有一点史诗性的追求，我不敢说它已经是史诗性，这个视角非常大；三个制作大。所以大气派、大视角、大制作就有了整体的一种气质。
至于说是不是史诗性的问题，我觉得有三个字，一个是史，一个是诗，还有一个是思。
第一个史，我想历史学家做得很严谨，有据可考。
第二个诗，应该说导演内在的心情是澎湃的，这个诗化的呈现，是我们能看到的。
第三个思，我觉得他们达到了纪录片制作较高的水准。大家之所以看完以后沉默，说明影片给我们留下了思的空间。这里最根本的是在于两个矛盾，人类性的视角矛盾和民族性的思想矛盾。民族性的思考肯定是有，从全世界来讲是个落后的体制，从民族的角度来讲我们是沉重的。所以这里人类性的视角和民族性的视角怎么去协调，这是非常复杂的事情。
附：到会专家简介
魏斌
中央电视台社教中心副主任。1994年第二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监制CCTV精品栏目《百家讲坛》和佳作迭出的CCTV《探索·发现》栏目。
参加和组织了多部大型系列纪录片、专题片的创作。其中绝大多数节目都获得了国家级奖项。
王道成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先后在新闻系、语言文学系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古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文论的教学和研究。现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历任清史研究所清代后期教研室副主任、主任、清史研究所副所长等职。兼任中国圆明园学会理事、学术委员，中国古都学会理事，北京史研究学术顾问等。
单万里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学学士，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硕士。曾赴非洲、法国、加拿大等地访学或公干，做过记者与编辑。发表文章100余篇200余万字，主编《纪录电影文献》，翻译外国电影文献，翻译外国电影剧本，撰写中外电影文章。
张清
原电影出版社社长。国家一级导演，原中国科教电影电视协会理事长
章柏青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所长，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影视理论研究员。并兼任《都市影视》杂志社社长、主编等职。还先后聘任为：第十七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选委员会委员，先后担任《中国银幕》杂志主编、宣传处副处长，《电影与观众》丛书主编等职。
彭吉象
北京大学艺术系副系主任，教授，博导
1994～1995年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艺术系、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美术系做访问学者、客座教授。中国高教美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高教影视研究会副会长。已正式出版、发表了300多万字专著、论文、译著，其中代表性著作有《中国艺术学》，《影视鉴赏》等。
胡克
中国传媒大学电影美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电影理论专业硕士生导师。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电影评论学会理事，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理事、副秘书长，夏衍电影学会理事，《当代电影》杂志编委。
胡智锋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文学博士，党总支副书记兼系副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广播电视艺术学、电影学博士点梯队成员。
现任《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副主编。兼任中国高等院校电影电视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电视家协会高校艺术工作委员会理事、副秘书长。
舒晓鸣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高等院校电影学会会员，中国新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毛泽东思想研究会会员。
近十五年来主要从事中国电影史的教学 与研究工作，编写教材，发表论文多篇，特别在新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方面，填补了学术空白。
司徒兆敦
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曾任中国传媒大学导演系副主任、主任。现任研究生导师。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视协会、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中国电视纪录片学会会员。
指导电影学专业导演创作及理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重点研究视听语言及纪录片理论及创作，培养了数名硕士研究生。发表数篇论文，并创作编导电影，电视剧和多部电视作品及专题片。
陈坤厚
台湾著名导演。以《汪洋中的一条船》获金马奖最佳摄影，是台湾新电影运动中的重要导演。导演了《小毕的故事》，此片于1983年创下票房佳绩，并得到当年金马奖的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大奖，同年还获得西班牙希洪国际少年电影节最佳影片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