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国内一线电视剧导演，是中国警匪电视剧的领军人物，是中国电视剧四大最卖座导演之一。对发行商来说，高群书(blog)是目前国内电视界最具商业价值的电视剧导演之一。但是，他不甘心于小荧屏，转而在大银幕上驰骋。一部《东京审判(blog)》，奠定了他主流商业导演的地位。主流的，商业的，史诗的，正剧的……这些关键词放在高群书身上都十分恰当。在经过了电视剧的多次锤炼之后，高群书对一个故事的叙述显得驾轻就熟。《东京审判》的好莱坞式主流叙事用最直接的方式把历史展现在了人们面前，也让观众认识了这样的
一个正剧大将。
你算是中国电视荧屏上的红人了，转战大银幕感受如何呢？
从一个电影的旁观者或者审视者成了一个制作者，用我们另一个制片人徐嘉暄的话就是说从业余一下成了博士了。电影是什么？电影就是用拍六十集电视剧的钱拍了一个三集电视剧。
有一种看法，好像认为电影就是比电视剧要艺术一些，要高贵一些。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电影和电视剧的区别仅仅在于认识，就是思想，思想的深度和新颖度，而不在于技术。技术是起码的，但决不是最关键的。技术就是把五谷杂粮酿成酒的过程所依据的某些条件而已，就像温度，湿度一样，这个过程如果没有思想和智慧的加入，就是一个平庸的过程，结果也是平庸的。那种把电影看的比电视剧高贵的人都是一些自私的人，因为电视剧属于观众的多一些，电影属于自己的多一些。其实能把电影拍好不难，关键在于态度，但能把电视剧拍好就难了，仅仅有态度还是不够的。如果一个导演连电影都拍不好，那他干脆就别干了，回去养孩子得了。
有没有不服气，所以拍部电影证实一下自己的能力？
没有不服气，因为我始终瞧不上这些虚头八脑的所谓电影导演，我只是告诉他们，拍电影也无非就是一种工作，那种在嘴上把电影说得比生命还重要的导演多么虚伪，为什么你的电影后期制作没钱了，你怎么不自己垫上先把它做完，你整天出去赚钱，把赚的钱拿出一部分来弥补一下你自己造成的亏空呢，如果你是一个刚出校门的穷光蛋也罢，但你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为什么不自己搭点钱把事情做完呢？我非常鄙视那些所谓的大师，嘴上说电影很神圣，底下干的都是戕害和竭泽而渔的事，很恶心。
当时为什么选择“东京审判”这一课题，是和你毕业于新闻系供职于新闻系统这样的经历有关吗？比较具有社会责任感？
肯定有关系，我的教育背景决定着这么多年来的题材趣味，感觉走向，我对电影学院或中戏的教育体系很陌生，也很隔膜，说实话，我所有最终选择的题材都是社会意识很强的东西，因为我始终是个活在现实生活中的业余导演，就是说，我做导演是一种业余状态。
那你的主业是什么？
活着。活着并且享受生活就是我的主业。然后把自己活着的感受用别人的人生表达出来。
你走上影视道路以来，拍摄的作品多是警匪、正邪较量的题材，是不是个人的一种正义感作用使然？
我喜欢那种对峙感比较强烈的，粗暴的或者说是粗砾的带有强烈生活质感的题材，当然那种慢悠悠的生活状态的东西我也能接受，其实我最初拍的东西是一些农村戏，比如我第一次获飞天奖的一个电视剧就是用一群山西农民演的。
正义感不敢说，我只是一个人，有自己的善恶标准和做人标准，我很像那种中孔孟学说的毒比较深的乡村知识分子。比较固执地坚守着一些东西，这些东西现在看来可能有些落伍，或者说不时尚，但我觉得还有点用。
其实我是那种按照自己的观点尊重每一个人的创作者，因为我采访过几百个杀人犯，死刑犯，就是那种所谓的十恶不赦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坏人，在我和他们面对面，在他们马上就要踏上刑场的前几天，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尽头时，他们表现出来的或者说想要倾诉的都是最真挚的，他们的经历都有很深的社会因素，这些生活对我影响很深，也左右着我的选题和立意走向。
梅汝?扭转了整个审判的局面，有他才有东京审判的结果，你如何看待梅汝?这个人？如何看待那段历史？
梅汝?真的是个很伟大的人物，那个时代这种类型的人物很多，象闻一多，蔡元培，鲁迅，那个时代的人比现在的知识分子要干净的多，他们真的是满腔正义感，满腔为社稷牺牲的精神，他们很讲究自尊，讲究天降大任于斯人的道德崇高感，但在做每一件事时又很务实，也很世俗，但不说大话，就是坚持，自从拍完闻一多后，我的人生也有了很大的改变，我觉得那个时代的文人才叫文化人，才叫骨气，现在，说实话，我很悲观。
我特别喜欢那个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物质和诱惑的匮乏造就了精神的单纯，造就了那个时代理想主义的光芒，那个时代无论中国人，日本人都很讲究气节，讲究国家主义至上。
东京审判的时代是二十世纪最动荡也最凋零的战后复兴的前夜，也是时势造英雄的时代，东京审判就是一群英雄和所谓枭雄的较量，没有弱者，没有高下卑微之别，每个人无论审判者和被审判者都有充分的辩解自由，都有维护自己的尊严的权利，这包括思想尊严和人身尊严，都有洗清自己的可能，只要你确实是清白的，甚至某种程度上被审判者的自由度更大。所以说，我通过这次拍摄也得知，什么叫民主，什么叫人身权利，什么叫真正的法律。
为什么要选择刘松仁来扮演梅汝?呢?使他的演技，还是他身上哪些特质符合你对梅汝?的设想呢？
我觉得在大陆很难找出那种具有梅汝?气质的演员，何况还有语言问题，这个片子里梅汝?说的都是英语。
刘松仁身上的那种孤独和超拔的感觉很符合梅汝?的气质，也有些侠义的成分。
片中大量的英文对白对于他来说存在困难吗？语言有没有成为拍摄的障碍？
其实英文对白不仅仅对刘松仁是个考验，就是对英达这种在美国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大师来说，也是一个难关，我们的英语对白法律色彩很重，英语对白是中央编译局的一个美国专家翻译校对的，不允许有任何差错，因为很严谨，而他们平常说得都是口语，二者差距很大。但在拍摄时语言倒没有成为工作的障碍，我也很庆幸第一次拍电影就几乎拍了个外语片。在现场我们有七八个翻译，有管现场拍摄工作的，有管生活的，日本人，美国人，俄罗斯人，法国人，整个一个国际组织。
听说在拍摄中很多日本演员非常的敬业，他们属于能够承认历史的一部分人吗？在一个审判日本人的戏中出演应该是有一定的心理压力吧？
我们没有就这一问题探讨过，我觉得我得尊重他们，他们在一个还互相存有某些成见的环境下合作，大家还是避免触及一些敏感部位更好。但当初选演员的时候我们确实很有顾虑，想了很多办法，但真正给他们谈演出的事情时没有任何问题，他们看了剧本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和担忧，他们就是把这事当成一份工作来做，就是拍电影，没有其他想法。并且在拍摄时这些日本演员表现出的职业精神超过任何一个演员，我们的法庭搭在一个大棚里，那个大棚后来也是《夜宴》的景，当时正是夏天，棚里的温度足有四十度，并且搭景装修的气味很难闻，一个镜头拍完，所有演员都蜂拥而出，但几个日本演员始终直直坐着一动不动，直到翻译叫他们出去休息他们才出去。
《东京审判》使用了很多历史资料镜头？是想呈现高度还原、真实记录的感觉吗？
一个目的当然是出于真实的需要，但更实际的想法还是因为形式的需要。因为当时时间和资金都不允许我们到日本实际拍摄，何况到日本也没有1946年东京的景，所以为了拓展电影的历史感，也为了叙述的需要，我们选择了用真实历史资料镜头来还原和过渡，也是一种叙述方式。毕竟这是一个饱含复杂内容的历史大事件。
这样做，是为了对现在的年轻人有一定的教育，启迪？你希望年轻人从中看到什么？
这个电影应该不仅仅是针对年轻人的，但我尤其希望我们的年轻人都应该去看看，看看那个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在那个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国际大事件里，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是如何坚持自己的尊严和国家的尊严；看看日本人在那种即使是阶下囚的情况下也是在坚持自己的尊严和理念，虽然那种理念是错误的，有罪的。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有关这个电影的帖子，题目叫“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看的电影”，我觉得说得很有意思，这也正是我想说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些影响世界，影响历史的大事件发生，消弭，我们都应该用影像的形式把他纪录或者再现出来，并且尽量客观，这对我们下一代的成长都是有意思的事情。
接下来还会推出电影作品吗？有什么计划？
下面基本确定的就是海岩(blog)(blog)的《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和根据张平(blog)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十面埋伏》，还有一个重磅级的，现在正在准备。然后就是拍电视剧《玉观音》，用十六毫米胶片拍，走国际市场的路子。
是不是象美剧那样的？
对。就像《迷失》，《越狱》，《24小时》什么的。
演员呢？
必须是韩国一线演员，正在谈，因为档期的事。我和海岩老师达成了一致，这个剧必须是什么时候成熟了什么时候拍。电影世界/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