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对别人的
生活还有尊敬
—— 专访贾樟柯
成功总是激动人心的。
“很兴奋,当时都跳起来了。”贾樟柯手舞足蹈。显然,“兴奋”一词恰能概括这位年轻导演从1900多部参赛影片中冲杀出来,撷取全世界电影人梦寐以求的小金狮后的感受。
贾樟柯获得本次金狮奖的《三峡好人》延续了贾樟柯电影的基本风格:耐心的长镜头,日常细节的呈现,对底层生活的关注,小人物的命运。这些品质曾为他赢来了法国《世界报》著名影评人米歇尔·福东的评价:“贾樟柯直到昨天还名不见经传,甚至不为那些既热爱中国又热爱电影的人们所知道,但他肯定是一个伟大的电影工作者”。米歇尔·福东勇敢地使用了“伟大”这一含蓄的中国人不肯轻易使用的词语。
我经历的真实生活在银幕上很少看到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经说自己每做一个电影都有一段话对它来做一个阐述,那你对《三峡好人》有什么样的阐述呢?
贾樟柯:整个故事其实很简单,一男一女两个人在感情的困境里面分别做了选择.其实最主要我想表达的并不是寻找感情本身,我想拍的是这种新的中国人有个很强的自我意识,因为两人都是通过下决心来获得幸福和自由,特别是尊严。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电影有一个特点,就是持续关注一个阶层的人物,从《小山回家》,到《三峡好人》,都始终关注着一个人群,你有特别的生活经历吗?
贾樟柯:我跟同事聊,感觉自己特别骄傲,拍过八部电影,人群都没改变过。这个人群,在中国人口中占大多数,非常具有普遍性,我觉得这跟我个人生活有密切的关系。我自己就是山西汾阳一个小县城出身,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经历的真实的生活在银幕上很少看到。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主人公,都不是主流人群走的道路,他们好像没受到正规的教育,也没有正统生活观念的约束。
贾樟柯:我觉得他们是没有机会,像我这种考上大学跳出龙门的毕竟是少数,一个班60多人,考走15个,你能说他们是多数吗?他们不容易,一个人不能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那是很无奈的一件事情。
《瞭望东方周刊》：怎么能感受到这些人那么细腻敏感的内心呢?
贾樟柯:因为我是幸运者,所谓幸运者,并不是一件让人快乐的事情,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意外,但是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朋友,大多数还那样生活,从感情上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
《瞭望东方周刊》：有人说你的电影是你“青春的回忆”,是吗?
贾樟柯:有些是,有些不是。《站台》是,《小武》不是,《任逍遥》就是青春,没有回忆。那种惆怅感在《站台》里很深。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青春的回忆”会是那个样子的呢?
贾樟柯:因为我的青春就是那个样子的,我看到的、我感受到的就是那个样子。我身边的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无奈,从一个有理想的人,盲打误撞,最后又回到日常的关心里面,文工团是比较好的,还有一些人瞎折腾,今天卖木头,明天开肉食店,后天又卖摩托,大后天倒电视,折腾一圈还是去厂里当工人去了,还有的同学,想当官,想去县里当秘书什么的,折腾一圈最后还在小学里教书。
只要对别人的生活还有尊敬,
就不会枯竭
《瞭望东方周刊》：对这个人群的关注和这种写实的手法会一直坚持下去吗?
贾樟柯:总体上我会一直喜欢这种,我觉得我所采用的方法和生活是电影中最有魅力的部分,电影可以拍各种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可以挂十块黑布,用灯光打出来,可以在沙漠上搭一个建筑来拍,但是对我来说,电影最有魅力的就是对现实世界的复原,这一点,同其他文艺形式不一样,写一个人吃饭,你写的再多,它还是文字,但是电影,只要你把他拍下来,拿一个大碗,呼噜呼噜地吃,你就知道他的物质很贫乏、很累,你瞬间就能得到这样的信息。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电影的本质、电影最应该表现的是什么呢?
贾樟柯:我觉得精神活动本身都是愉悦的,一个人看电影,可能哭半天,难过,都是愉悦的,也是一种释放,愉快的电影可能给观众带来最大的感觉是使他们觉得并不孤独。
《瞭望东方周刊》：怎么看电影的娱乐功能呢?
贾樟柯:电影当然有娱乐功能,但是娱乐的方法不一样,要看是影响你的感观神经,还是影响你更深沉的东西。电影包括各种东西,我们不能只强调电影的工业特点,电影本身不是一个工业,虽然必须有产业的支持,大众文化也是一种文化。
《瞭望东方周刊》：最近很火的一个电影《疯狂的石头》你有没有看过?感觉如何?
贾樟柯:只要是能给电影带来多层次的发展,都是有价值的,它毫不回避它的商业目的,旗帜鲜明地做自己的电影,非常好。
《瞭望东方周刊》：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没有获大奖,那么你在现在中国的电影产业环境下有多大的发展空间?
贾樟柯:获奖并不重要,以前也没有获金狮,我的电影不一样发行吗?我对电影没有那么悲观,虽然很多人在强调电影的工业价值,甚至有些人在诋毁电影的艺术价值,还有很多的嘲弄,我觉得都是暂时的,即使如此还是有很多的空间。
《瞭望东方周刊》：这个空间是什么?你不能在院线上映,还有其他的路径吗?你在生存上会不会有问题?
贾樟柯:《世界》你知道我们的总收益有多少吗?相当于按票房算一亿两千万,全球总收益,有一些在中国号称挣多少钱的电影,可能在国外卖不到钱。电影是无国界的,没有哪个国家的电影收入只看国内市场,美国电影只看他们国内的收入肯定惨了。所以毫不客气的说,如果按总收益来说,我的电影不比他们任何一个差。你算一下,现在《三峡好人》有25个国家买去了,如果每个国家按十万欧元算,那是多少?
每个人要尽到自己的力量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电影有时候被归在艺术类电影里面,你觉得你拍的是艺术电影吗?
贾樟柯:当然是,我觉得所谓的艺术电影与商业电影,就是看拍摄的初衷是想盈利还是想表达自己的感情,这就区分开了,可能有的艺术电影拍得很烂,艺术片的水平是有高下之分的,但是它的出发点是很清楚的。
《瞭望东方周刊》：也就是说你的电影不是想盈利,而是想表达?
贾樟柯:首先不是想盈利,任何一个电影都是要盈利的,都是商品,但是制作这个电影最初的动力是什么,很清楚。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还羞羞答答的,那就没意思了。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电影,对时代的表现手法比较特殊,好像喜欢用流行歌曲的变化来表现时代的变迁。
贾樟柯:一部电影不可能对整个时代都作解释,时代有方方面面,你拍一个部队也是一个时代,婚丧嫁娶也有它的时代,《站台》里面,我找到的时代的角度是文工团,是流行文化的角度。流行歌曲首先是我的兴趣,此外也是个人成长的感受,我很喜欢文艺,小时候是文艺爱好者,那时候没有电视,就是在收音机广播里听样板戏,后来逐渐有了录音机、随身听,逐渐有了音响、CD,我自己的成长过程跟流行音乐关系太密切了,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脑,没有音乐会,流行歌曲太重要了。
《瞭望东方周刊》：《站台》里有一句话,崔明亮多年以后又见到瑞娟,旁边正有一群工人在问他:“又在建什么?”瑞娟说:“填了挖,挖了填,谁知道建什么”。你的电影取景好像总是有工地,挖街道或建楼房,是故意找这样的景点吗?还是碰巧赶上了？贾樟柯:哪有这样巧啊,我专门找人来挖的,哈哈。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
贾樟柯:真实的感受,我印象里的街道总是在翻修,没完没了,没有规划,换一个领导挖一下,哪天说,要安水管了,挖;过几天,说电话线要从地下走,再挖;又过些天,要走光缆,又挖,就是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荒谬。因为中国最近几十年发展得很快,荒谬跟速度有关系。现在还在挖,原来我住在北京小官那边,四周都是工地,站在我家门口往外看,根本不觉得是北京,不知道在哪,到处都是土堆,塔吊。
《瞭望东方周刊》：《站台》里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男主人公崔明亮的表弟,三明,到小煤窑挖煤,煤窑老板跟他签“生死合同”,里面的内容电影里都很清楚,那时媒体对煤窑事故的报导还不多,你是怎么意识到这个问题的?
贾樟柯:那个表弟就是我亲表弟,他就在煤矿工作,生死合同我没有看到,我听表弟说的,触动很大,他们的情况我很清楚。
《瞭望东方周刊》：北大教授陆绍阳说你用“平静的绝望”表达对现实的态度,是这样吗?
贾樟柯:绝望本身不是对现实和生活的,我觉得生命本身也是挺绝望的,生下来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要死,婚丧嫁娶,有固定的生活轨迹,能不绝望吗?我觉得叛逆,不管是叛逆生活还是叛逆艺术,都是为了打破固有程序。当然,不同的人看到的不一样,有的人乐观,能及时行乐,我恰恰不是及时行乐的人,很多同事都说我这个人不好,在一起没意思,老是工作,生活单调,有时候自己也烦自己。
电影的背后是国家的发展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电影有没有想过去奥斯卡?
贾樟柯:还没有想过,以后不知道。荣誉没有人去回避,问题是有必要那么一厢情愿吗?该你拿就拿,别把心思都花在这方面。
《瞭望东方周刊》：电影专家把你划分为“第六代”导演,你觉得是吗?
贾樟柯:我是无所谓。我觉得拼命说自己是“第六代”,或者拼命说自己不是,都是一个问题,就是想强调自己最重要。我觉得无所谓,就是评论界的一个说法。说我是就是呗,何必一定要摘出来。
《瞭望东方周刊》：你对中国电影的命运怎么看,有一种比较悲观的看法,以崔永元为代表,他认为中国电影前途黯淡,说“中国电影死了”。
贾樟柯:我非常不喜欢崔永元的观点。电影死了,也不是因为当代的电影导演拍得不好,可能是电影本身受到其他媒介的影响,中国现在有很多好电影啊,只不过他喜欢的那类电影死了,我觉得死了很好。死了就死了吧。说中国电影死了或者中国电影复苏都很容易,说这种话是最不需要价值判断的。
《瞭望东方周刊》：有人说你电影惯用的长镜头是学台湾的侯孝贤和日本的小津安二郎。
贾樟柯:你要仔细看,跟他们完全不一样,时间上,还有节奏上,像是很欣赏他们。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中国的电影工业有可能走韩国的道路吗?
贾樟柯:不可能,任何一种道路都不可能复制,中国电影可能会有韩国电影的局面,但是不可能走它那条路。为什么要关注中国电影,因为电影的背后是国家的发展,电影工业要走得更远,不但是电影界要干的事情,而且是整个社会要干的事情。《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柴爱新／北京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