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派记者黄辰星
近年来，中国电影一直在探寻一条既代表中国文化又能走向世界的路。当观众对张艺谋、冯小刚和陈凯歌等第五代导演的“大片”产生了审美疲劳之后，第六代导演得到了更多的寄托和期待，但他们却一直都走在边缘。如今，第六代导演的旗帜人物贾樟柯终于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赢得了生机，但他这部《三峡好人》依然迎来了观众对之不同的意见。前晚，
贾樟柯在香港和记者展开了对话，回答了大家对他的疑问。
■关于艺术：“个人化意味着艺术的多元化”
记者（以下简称“记”）：第六代导演都是以个人情结，以个人的方式来拍电影，会不会脱离了公众？
贾樟柯（以下简称“贾”）：中国艺术特别缺乏个人自我的意识。为什么若干年之后我们看沈从文的小说、张爱玲的小说还会觉得那么热爱，因为不管在怎样大的时代里面，它都是从个人的角度看这个时代，讲述这个时代，这都是很珍贵的东西。很多年轻导演是在把这样一种语感，这种拍摄角度带回中国文化里面。
记：个人主导的叙事方式会不会变成主流？
贾：个人化意味着多元，这也就是《三峡好人》想说的主题。中国一直都在进行物质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也在潜移默化地进行，这并不是坏事。
■关于成本：“没有必要为了成本而成本”
记：如果给你三个亿，你会拍什么？
贾：现在还没有这个需求，如果需求的话马上会有，我相信这个数字我用一年时间可以拿到。问题是这个制作是不是需要这么多钱，现在都没有太大的资金需求。
记：你觉得什么片子才需要这么多钱呢，《无极》是不是花得有点冤？
贾：任何一个生意都是要花小本赢大利，为什么一定要拼命扩大成本呢？用小成本、适当的成本可以解决的问题就没必要花大成本。没有必要为了成本而成本。
记：宁浩也是新一代的年轻导演，你怎么看待他的小成本制作《疯狂的石头》的成功？
贾：《疯狂的石头》是商业电影，它就应该有这样的成功。商业电影不赚钱和艺术电影没有艺术含量，都是很尴尬的。
记：你们俩都是山西老乡，但宁浩现在也不专注于县城的叙事。只讲县城的故事会不会太“小”了？
贾：县城狭小吗？不狭小。中国多少人生活在县城里，然后县城连接了多少农村的人口，城市中有多少人的背景来自于县城、农村？我这次在威尼斯拿奖时真的很激动，因为我银幕上的那些人受到尊敬了，过去的银幕上他们是被遮盖掉的。
■关于票房：“中国电影所有的政绩就是票房”
记：票房问题怎么办？
贾：我们处理得很好，因为市场不应该是一个单一的市场。《三峡好人》整个发行完了，我愿意把所有的收入拿出来作总票房的统计，我相信我可以在全中国排前三名。很多商业大片只有华语市场。
记：为什么一个内地导演拍的电影在内地看不到？
贾：因为这种习惯还没有养成，我很理解电影院，很多导演会骂电影院，但我不愿意骂电影院———投资三个亿建一个影城，现在才收回5000万元，影城一定急功近利想收回成本，一定把所有的影厅都放映赚钱的电影。但不能因为这样一个困难的阶段就怀疑艺术电影。中国在建立电影市场、电影工业体系，所有的政绩就是票房，商业电影就得到了天然的帮助———张艺谋的电影从央视一套到十二套都在播，《英雄》上映的时候，好莱坞电影一个月都不让放，我的《世界》做不到，没有人管我。
记：《三峡好人》进入院线的进展怎么样了？是否会和《黄金甲》同步上映？
贾：15日会在上海开会协商，到时会确定下来。有过和《黄金甲》同步上映的想法，是上影那边提出的。
■关于新片：“请张曼玉演戏是一厢情愿”
记：《刺青年代》邀请周杰伦来出演主角是你自己的决定吗？
贾：这是一个商量的决定，但不是我负责的，是日本公司负责的。但也不是出于市场的考虑，我们制片人很喜欢他，我觉得他还行，挺有本事的，有待开发，也有得开发。不过现在还有点困难，他的档期比较满。
记：你觉得周杰伦有待开发的是哪些方面？你有什么方法来开发他的潜质？
贾：需要开发丰富性，他整体的气质比较明显，但在不同的场景下应该有不同的变化。至于用什么方法，会用比较感性的方法吧。
记：邀请张曼玉来出演的事情进展得如何？
贾：那完全是一厢情愿，本来我都不想公布这个事情，当时我在台湾收集资料，台湾记者抓到这点马上就写了出来，内地记者也很厉害，我在台湾就打电话过来采访了。我和张曼玉是有过约定，但不一定是这个片子。能不能在这个片子里实现合作还不清楚，剧本还没写完，我和她也还没见面，连这个剧本都从来没跟她说过。当然这个影片我真的很希望她来演，剧本也是按照她的气质来写，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