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裂变，已经将北京变成了一座全新的城市。
没有人知道，有多少楼宇在这里推倒重来，有多少面孔在这里生死明灭，有多少欲望在这里交织纠缠，有多少记忆在这里戛然而止。
有一些人，他们在此时扛起摄像机，走上街去，力图纪录下北京最真实的形影。
那些不可复制的影像，在这个惯于将历史倒转、戏说、选择性遗忘的时代里，成为了这个城市的绝版记忆。
民间纪录 北京残念
每一个人都是城市的孤本
每一个镜头都将是绝版的城市
中国民间的纪录片爱好者们最近应该感觉挺爽的，他们正在集体过节。在上海，首届“真实中国·导演计划”在11月底揭晓，8部赢得“真实导演”奖的提案将获得全程技术支持和资金完成拍摄；在广州，全球知名媒体Discovery本周二选出了它2006年度中国“新锐导演计划”的6名优胜者，并将资助他们在6个月内完成影片的制作；在北京，这里在11月已经悄无声息地启动了“中国题材纪录片全球展映计划”，北京是首发站，在后面排队的还有上海、广州、华盛顿、戛纳、多伦多……
远的有《复活的军团》、《故宫》，近的有《圆明园》、《大国崛起》，近两年是电视纪录片的好光景，虽然它们的收视率还远不能和那些甜得发腻的电视剧相比，但广告商挥舞的支票本比任何统计数字更能说明问题——这个教育、收入水平普遍偏上的收视群体，绝对足以让惟利是图的商人们动心。
但这当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就像张艺谋、冯小刚挖到了金子，可中国电影还是照样营养不良一样，在中国还有大把传统体制以外的纪录片作者，没有背靠大树好乘凉的日子过。他们被称为独立影像作者，干的往往是一手抄起摄像机，一手攥着自家存折就开工的荒唐事，没人投资没人推广没人发行，费尽心思拍出来的片子除了扔给电视台放一放，就是像撞大运一样送去巴黎、马赛、莱比锡或者日本山形的纪录片展上走一圈，然后基本上就都进了自家的抽屉里，出DVD？你做梦去吧！
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一场名为“新纪录运动”的中国民间影像运动从北京开始兴起。一群还没想清楚自己是在干什么的年轻人，开始出于各种动机将这个城市纳入了他们的镜头里：吴文光本来想玩一把却玩出了新纪录运动开山之作《流浪北京》；蒋樾只是想拍一群寻梦的孩子，但《彼岸》却辉映着一个时代里“北京梦”的集体幻灭；杨荔娜觉得《老头》其实是很久之前就在一个地方等着她了，一直等到有一天她看到了楼下大墙底下的老头们；北京的风很大，大得就像雎安奇六年前的野心一样……
这些任性的纪录片作者们，他们在无意中成为了对这个城市最负责任的纪录者，没有上级摊派没有红包入手，才能心平气和地让那些被长久忽略在主流视野之外的人与事成为主角——他们是孤儿、遗老、保安、民工、罪犯、北漂、小职员、拆迁户、流浪者、残疾人、下岗工人、单身妈妈、地下乐队……事实上，是他们，而不是那些终日衣着光鲜、人模狗样，在镜头里习惯了侃侃而谈的大款大腕儿们，才能让我们真正看清楚这整个城市的血脉根基。
最让这些纪录片作者头疼的是，对他们的不理解一直都像烤串摊子一样在这个城市里四处流传。有人说，我们申奥都成功了，你们怎么还老找北京的犄角旮旯拍呀；有人说，天啊，这都是些什么呀，你们从哪儿抠出来了这么多火星人；有人干脆捂住眼睛，然后说我怎么就是看不懂呢……
看不懂没关系，不是你不明白，是这个世界变化快。如果每个人都能像吴文光说的那样：“光荣和耻辱，鲜花和鲜血是同时伴随着这个社会的，我对社会的这种进程一点也不悲观，也一点不乐观，非常平静地接受这一切。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审视这些东西。”这个世界早就能消停了。
就让我们静下心来审视一下它们吧，对于已经过往的历史，它们显得多么微不足道，对于这个城市的记忆，它们又都是如此弥足珍贵。
因为在那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城市的孤本，每一个镜头都将是绝版的城市。
{观影组}纪录片里的10个北京词条
◎文/本报记者 刘迪 张卓
这是一幕接一幕我们在平日里熟视无睹的真实出演，但在影像的梳理之下，已经恍然成为了城市记忆的重重残片——它们早就已经结束了，但它们其实又都还在。
◎弹棉工人·《北京弹匠》
导演：朱传明
我们已经多久没有见过弹棉工人了？只记得他们应该是在胡同口或者马路边，佝偻着身躯砰砰地弹着棉花，乱飞的棉絮沾满了他们的眉毛和头发。在《北京弹匠》中，弹匠小唐还挺帅的，念过书，他的同学都在上大学，可他却只是个弹棉絮维生的年轻人，在路人的漠视中活在这座光怪陆离的城市里。
◎原住民·《老头》
导演：杨荔娜
“我觉得《老头》是很早以前就在一个地方等着我，然后我来了，我就做。”像北京的很多小区一样，作者家旁边的大墙底下总是坐着一排老头，他们穿着深色棉袄棉裤，像被串在一起，又像是从古老的地里长出来的。在作者长达3年的纪录过程中，老头们一个个去了，唯有依然晒着太阳的老头倒是很轻松地说着：昨儿谁谁回去了，回老家去了……
◎北漂·《彼岸》
导演：蒋樾
有太多人怀揣明星梦来到北京，然后离开，然后是下一批……一群孩子排了个叫《彼岸》的戏，让首都的文化精英们激赏不已。但是在演出落幕后不久，女孩就成了歌厅的服务员，男孩则到处给人送方便面。有三个人回到农村，在地头上给老头老太太表演，打一开始就在修理一台拖拉机，到最后也没修好，一群人在荒野里推着拖拉机走，戏就结束了。梦也结束了。
◎天安门·《广场》
导演：段锦川 张元(blog)
对于中国人来说，天安门就是北京。片中90年代的天安门广场是一个散步者、情侣、士兵、小学生和游人出入的场所。民警站岗，旅游者拍照，人们在广场放风筝，锻炼身体……一些生活细碎的影像被纪录下来。这是对市民生活不动声色的肢解，也是影像作者对自己也是那个时代所开的黑色幽默。
◎舞场·《和自己跳舞》
导演：李红
在东单公园里，一群老百姓在念着slow-slow-quick-slow(慢—慢—快—慢)跳国标，很多人没有舞伴，就在空中摆个架势。作者觉得好玩，就找了几个典型来拍：把脸涂抹得像个小丑的女教师，性欲得不到满足的中年男人，丈夫被关进了监狱的家庭主妇。无论曾有过多大的苦难，他们都还是在跳着、笑着——在这样的一座城市里，哭，又有谁会理你呢？
◎外地人·《高楼下面》
导演：杜海滨
在北京有无数的高楼，对于高楼里的人们来说，高楼下面的世界是没有意义的，那里只有霉味、昏暗、蟑螂、模糊的吼叫和拐来拐去的黑暗通道。但对于阿毅和阿彬，那却是在北京的家。他们整日像虫子一样在地下钻来钻去，单调乏味的保安工作让他们和北京彻底绝缘。对于这座城市来说，在高楼下面所发生的一切，也许，可以当作根本就没有发生过。
◎流浪·《流浪北京： 最后的梦想者》
导演：吴文光
在中国，再没有比北京更适合流浪的城市了，也不会有哪里比北京更适合谈论梦想。五个在90年代初漂在北京的艺术家，在浪漫的80年代即将翻过的时刻，面对摄像机说出了自己的梦想。五年之后，五人中的四个都已经漂到了海外，作者又开拍了续集《四海为家》，对他们继续追问：在北京还有梦想吗？如果北京不给我们梦想，巴黎会给吗？美国会给吗……
◎摇滚乐·《后革命时代》
导演：张扬 罗拉
这是一部体现北京摇滚者生存状态最完整的片子，虽然它过于激动过于热爱过于有责任感过于悲天悯人，但它至少没有打群架骂脏话吸毒嗑药乱搞那些破事，因为树村里朴实的外地乐手既没有那么鼓的钱包也还没有那么坏的人格。“重要的不是摇滚乐，而是你们！”舌头乐队的名言曾经鼓舞过多少中国热血的孩子们，在看这片子之前，我们都快忘光了。
◎诗歌·《食指》
导演：蒋志
食指，一个当年的著名诗人、某一时段的精神领袖，在经历着肉体和精神的日益迟钝，他谨慎地藏好小钱，偶尔也会信誓旦旦：“我含恨而生！”或者在内心维护诗人的尊严：“我毁灭我毁灭我毁灭！”但是，那个曾经如火如荼的诗歌年代永远地过去了，这个昔日的桂冠诗人，如今只能成为北京一家福利院的一分子，继续按部就班地活着，活下去。
◎拆迁·《钉子户》
导演：张元
在北京，拆旧盖新的速度一向迅猛，让人怀疑这个城市是不是要先全都建好再等人搬进来。张元找到了一个行将消失的四合院，院子里各怀心思的钉子户，正在坚持不懈地向发展商争取更好的条件。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嗯，再不拿钱来，我们就要这么干！
那些人，那些事儿
四个纪录片导演镜头中的北京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 张卓 ◎本版插图/洪枪枪
张元的《北京杂种》，贾樟柯的《有一天啊，在北京》，几乎所有出名的没出名的纪录片导演都拍过京城——因为这里聚集着全国最出名的电影院校，拥挤着无数心怀憧憬的电影寻梦人。于是，关于这个城市的纪录片如此之多。
导演选择拍摄的京城视角往往浓缩都市最鲜明的一面，有些甚至是我们身处其中却久久未曾发现的一面。
选择用北京纪录片的角度看京城，就像举着望远镜，看得远，看得细，看看这些年，这个城市的那群人，那些事儿。
《北京，北京》的艺术京城
不要慌，我们是玩艺术的
影片中一个13岁孩子的母亲在长城上忽然脱光了衣服，抖动着两只丰满的乳房坦然地走着。
她叫何成瑶——那是2001年，德国艺术家正在长城展示他的装置雕塑《长城人》。一个裸露上身的女人就在这个艺术展览上一脱成名了！
《北京，北京》写了三个艺术家的生活，即使在现在，这三个艺术家仍旧是当代艺术的缩影。朱冥，何成瑶怪异的行为艺术，张大力的雕塑和涂鸦。逃离家乡，寻找梦想……艺术家来到北京总是充满了乌托邦的色彩，他们讨厌北京，却离不开北京。他们追逐梦想却迷茫困惑。
2006年的北京，“艺术”俨然跻身热门词语。京城永远不缺艺术家：有号称身价最高的艺术家方力钧，也有躲在宋庄为生计发愁的艺术家。
在“前奥运时代”，艺术理想无比膨胀，在北京的逗留和挣扎，无非是想下一脚迈出国门——因为北京离世界如此之近。
在这个城市，永远都会发生一些你想不到的艺术？“西方人非常感兴趣现在的中国，现在的北京，到底有什么样的当代艺术。”《北京，北京》的导演盛海在时隔3年后接受采访说，“艺术可以反映当代中国。”
导演盛海谈京城
-对于北京，有没有特别想拍，但是一直没有拍成的影片？
我看过一本书叫《杂碎》。看完后一愣，顿时觉得很遗憾。因为这本书跟我想拍的京城不谋而合。我就想拍一个关于北京的方方面面：人，建筑，生活……把平时琐碎的都记录下来。
-如果选择一个元素代表北京，你的镜头里是什么？
我的朋友们。想起北京我就会想到在北京的朋友。其实对于京城，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形容：它很丑陋，粗野，夸张，是一个建筑废墟，没有城市的美感——可能这也是京城的另外一种美。
-《北京，北京》里最让你动容的镜头是什么？
何成瑶在身上插满了针灸做一个行为艺术的时候，昏厥过去。这是我一生中少有的情感体验。我的眼泪下来了，我跑过去，镜头开始晃，我拿着机器的身体也像被针扎过一样，我被她震动了。
《敬大爷和他的老主顾》的胡同京城 别忘记，曾经的老北京
影片的结尾：80岁的敬大爷颤颤巍巍地走在寒冬中的后海，他在路边找了个再简陋不过的剃头摊，坐下。从始至终，他没有说其实自己就是一个已经剃了70多年头的师傅。
落日时分，大爷迎着寒冬的夕阳，走进了胡同。这就是施润玖镜头下的北京：苍老，缓慢，有着迟暮的无奈和一丝英雄气短。他把镜头对准后海一位87岁高龄的剃头师傅。
“我看一遍，哭一遍。”北京哈特艺术沙龙的曾鑫说，“这就是我眼里最真实的京城。”20年间，北京后海胡同里的老主顾们死了400多人，敬大爷活着，还挺知足。他颤悠着穿梭在剃头的路上，直到他再也走不动。
鸟巢建起了，城铁马上就要遍布京城，可是北京却变了。好不容易留下的后海充满了灯红酒绿的酒吧。我们再也找不到郁达夫《故都的秋》里面的那个北京了：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鸣，玉泉的夜月……
有些人开始泪流满面，因为他们再也找不到曾经的家。如果一个城市的进步，要伴随着这个城市的灭亡，那么现代化就是可恶的家伙。
敬大爷就是最后的北京，可是，也许现在，他也不在了。
导演施润玖谈京城
-当初，为什么在北京选择这个题材？
因为我是北京人。
-对于一个合格的纪录片作者来说，敏感、勤奋、淡泊，哪个是最重要的素质？
都很重要。纪录片工作者需要具备透过物质表象看到其内在本质的基本素质。
-北京有DV小组，有纪录片培训班，对于有影像理想的年轻人来说，从拍摄纪录片做起会不会是一个合适的起步？
不一定适合每一个年轻影视工作者的起步阶段，但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尝试拍摄纪录片，从中积累丰富的人生经验。
《石山》的漂泊京城 太累了，京城的外来者
在导演眼里，最温暖的镜头是：寒冬的简易房中，饭后的石匠们聚在一起烤火取暖，其中一个从鞋中拿出湿透了的鞋垫放在将熄未熄的炭盆上烤，他下意识地用尚存温暖的左手握起脚，握住劣质的军绿色尼龙军袜的潮湿。他的手与脚握得更紧了——“我看到了一个外来打工者在寒冷中对温暖的欲望。”
《石山》发生在北京却不在京城。昌平的一群掘石头的东北打工人。日复一日的在山沟里采石——他们采集的石头可能用于立交桥的修筑，可能是普通人家装修的材料……他们不知道石头能为城市带来什么，正如他们也不知道未来自己会在哪里。
五环以外的北京是漂泊人的京城。他们虽然进了北京，但永远进不了城。城市对于他们是封闭的，是触手可及却高高在上的。他们既见不到城市，又背叛了乡土。
据不完全的统计，北京的农民工高达300万人。伴随着京城经济水平的飙升，越来越多抱着金钱梦的人也拥挤在北京。这是一个有些让人心寒的都市：一边是衣着光鲜的明星们在慈善晚宴上较劲一般的要价声，一边是趴在门口看衣着褴褛，啃着馒头看热闹的打工者。
很多纪录片导演喜欢把镜头对准这样的“非中心民间社会”：比如卖菜的两口子，16岁的洗头妹——或许是因为他们想拯救什么。可是，谁又能拯救谁呢？
导演杜海滨谈京城
-你觉得北京是什么颜色的？为什么？
灰尘的颜色。北京是个大工地，从1993年来到北京就看到这个城市一直在拆建，从未停过。我不知道工地对北京空气中灰尘含量的影响有多大，也不知道等奥运结束了是不是我们的颜色会有所改变。
-如果要拍下一部关于北京的纪录片，你会选择什么题材？
前段时间我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变化，从城市变化到人们的心理变化。
之前我记录一些地方的拆迁变化，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往大了说有历史的、当下的、现实利益的……说小了关乎当事人的柴米油盐以及如何在博弈中如何生存。我不想简单处理，更愿意站在更远处，站在全景，尽力理性客观地找出其中的症结。
-胡同、后海……说到北京就会很容易想到这些屡屡现身的元素，如果让你选择一个元素来代表北京会是什么？
我觉得随便一个外地人……做生意小买卖的或者做安利传销什么的就能够代表北京，因为他们的心态是当下居住在北京的人的心态。
《北京的风很大》的先锋京城 不许动，我们玩闹呢
导演把话筒伸向人们问几乎一个相同的问题“北京的风大不大？”街上的行人、干活的工人、路上的中外游客、住宅里的居民，甚至蹲在公厕里的一个老人做出了种种有趣的反映。还有一个乡下女人在镜头面前哭泣，她的儿子得了绝症在等死——她毫不掩饰自己的悲伤，哭得惊天动地。而她的身后则是欢笑的人群。
“这是一部非常试验而又极具文献价值的纪录片。” 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主席乌利奇先生曾经这样评价过。
“风”只是一个载体，雎安奇导演眼里的北京“慌张，杂乱。”他每次把麦克风直接伸向路人的桥段，都会有被强奸的不舒适感。
说不清楚为什么会选择这部片子，它并没有明确的主题和鲜明的故事。它不代表任何群体，甚至看上去质量很粗糙。但是法国《世界报》曾经这样评价：“这是对传统纪录片制作方式进行了一次绝妙的颠覆。”
颠覆在于，它让我们看到这个城市的种种——赤裸的众生相。一个荒诞的问题却可以看清楚我们生存的环境。著名纪录片导演，也是新纪录片运动的发起人吴文光曾经非常不理解这部影片。但是他后来却选择静下心来，学会用这种粗糙的视角看待京城。
存在是合理的。再荒诞的东西也会在京城悄然生长——大都市的气度和宽容大概就在于此。
导演雎安奇谈京城
-当初，为什么在北京选择这个题材？
六年前，那时我即将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了，带着一个年轻人的野心想拍一部不同寻常的东西。北京的风很大，是一种感受。创作的欲望还是来自“风”蕴含的意象带给我的冲动。
-对于北京，你有没有过曾经特别想拍，但是没有入手的题材？
我真想为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拍一部纪录片，有如日本导演市川昆1965年拍摄的《东京奥林匹克》，那是一部将运动精神和人性的诗意融合在一起的经典，是一部大胆创新的纪录片。当然我知道对于北京奥组委来说，我的这个想法不太靠谱。
-如果任选中国的一个城市进行拍摄纪录片，你会选择哪一个，为什么？
乌鲁木齐，听说那是世界上离海最远的城市，还是亚洲的地理中心。我出生在那里，在那里长大。那是一座充满视觉冲击力的城市，一想到那里，就如歌中所唱：我的心充满狂野。
张元： 那些未知的结局让人着迷
◎文/本报记者 刘迪
◎供图/国新图库
采访前几天，张元刚从上海回来，作为首届“真实中国·导演计划”的评委，他和台湾导演赖声川(blog)等几人一起，从参赛的308份故事提案中选择出了最终的8个优胜作品，其中包括一个叫做《寻房》的北京故事，“那片子是透过一个年轻人在北京找房子的过程，来反映在北京要面对的种种困惑和现实。”
仔细算起来，张元应该算是中国商业片导演里面拍纪录片最多的人，也是中国纪录片导演里面拍商业片最多的人。似乎是要为此做佐证似的，他在参与“真实中国”时还爆出了“故事片与纪录片没什么界限”的言论，他解释说那是记者会错了意，但是确实，在中国，纪录片被局限在了一个狭窄的领域里。
关于《广场》：
那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大场所
在张元的纪录片作品中，拍摄于1994年的《广场》应该算是最醒目的一部。不单是因为这部片子让他在夏威夷、日本山形、意大利波波利都拿了不少奖项，也是因为直到现在来看，张元都觉得那是一部“非常奇特”的作品。
《广场》是张元唯一一次和别人共同执导的影片，他和段锦川两个人跑到天安门广场上拍片子，在那两个月的时间中，摄像机就放在广场上一直拍，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究竟会拍到什么，当时只是觉得，天安门实在是一个普天之下独一无二的场所，它就像一座巨大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在这个被赋予了过多意义的公共场所，总会有什么事情将会发生。
也正因如此，纪录片的开放性成为了最让张元着迷的东西，和一笔一画照本宣科的故事片不同，纪录片导演无法扮演先知的角色，因为谁都不知道正在进行中的故事最终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对于纪录片来说，重要的只是过程，至于结果是什么，没有人知道，也根本就不用去考虑。”
关于北京：
每天都诞生新的故事
张元是浙江人，籍贯南京，但是他所有的影视作品都是在北京拍摄完成的，对此连他自己都感到好奇。“也许只是因为方便吧，”张元想了想还是给出了一个最平实的解释，在他看来，无论是时间还是地点，无非是一个个常规的变量而已，而真正能够让影像拥有超越时间限制价值的，只能是在每个人心中暗自相通的情感、欲望和命运。而北京之所以能够成为纪录片作者们云集的重镇，除了拥有文化中心的地位，也是因为它足以被视为一个剧烈变化的世界在中国的绝佳缩影，政治、社会、文化、信仰……它每天都是一座新的城市，每一天都在诞生着新的故事。
“北京在变，人在变，永远都有新的东西出现在眼前，让我们无需也来不及再为记录下消失的事物遗憾。如果说绝版，那么绝版的也不是北京，而是曾经发生在这里的那些故事。”
导演作品：
纪录片：《广场》、《钉子户》、《疯狂英语》、《金星小姐》
故事片：《北京杂种》、《东宫西宫》、《我爱你》、《绿茶》、《看上去很美》等
北京纪录片的杂碎
杂七杂八
那些纪录片的事情
◎文/本报记者 张卓
-新纪录片运动：从北京发起。1990年，一部叫《流浪北京》的纪录片掀起了“新纪录片运动”，也开创了中国个人纪录片(也称民间纪录片)的高潮。
-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1989年由小川绅介创办的纪录片电影节。《广场》、《东宫西宫》等几乎所有关于北京的优秀纪录片都在这个电影节上有所斩获。作为东亚规模最大的纪录片节，它成为了中国纪录片走向世界的重要阵地。
-怀斯曼： 美国纪录片导演，纪录片界泰斗级别的人物。曾经在1997年来中国，和中国的纪录片导演进行了直接的交流。
-《生活空间》：1993年6月13日，《生活空间》播出了《东方三峡》，讲述了一些老头在什刹海游泳，这个片子当时引起很多人关注。10月份，《生活空间》正式改版，把一个原先定位为教人如何伺候花鸟鱼虫的栏目彻底改成了我们熟悉的“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很多普通人也许是从这档节目里第一次认识到了什么叫纪录片。
-实践社： 2000年8月26日下午，黄亭子酒吧，北京第一个DV小组成立了。这是民间电影团体“实践社”的一个分支。第一次开会，虽然只有十来个人，但是这个小组制定的口号是：“坚持电影思考的权利，推动影像民间化表达。”
定期组织观看纪录片大师的影片，讨论小组成员的DV作品，对如何成片、有何不足进行讨论。
-首届独立影像节：从2000年开始，民间的DV影像逐渐增多。2001年9月下旬，由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南方周末》报社组织在北京电影学院组织了“首届独立影像节”，连续几天播放的都是DV作品。这是北京首次最大规模播放民间DV作品。
外国选片人PK 中国代理商
◎文/本报记者 张卓 曲慧
◎ASAKO：
山形电影节的国际选片人。
由小川绅介发起的山形电影节一向是中国纪录片亮相的主要阵地。著名导演贾樟柯说：“山行纪录片电影节已经是中国纪录片电影获得重要奖项的地方。”
ASAKO 女士从1993年开始做山形电影节选片人，从事先锋电影的文化交流、引进等工作。同样，1993年起，她就开始关注中国纪录片，也是很多中国纪录片导演的朋友。
这不是在同一时间地点上的对话，而是记者兵分两路进行的采访。
后来我们惊讶地发现，即使是来自不同的国家，她们对中国纪录片的思索角度竟然有很多交集。
问题是一样的，答案是不同的；放大了这个城市的眼睛，说出了一些我们无法面对的现实。
说说北京的纪录片，
哪些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ASAKO：近年来给我印象最深的影片是拍摄沈阳的《铁西区》，导演是王斌(blog)和莫言。如果说关于北京的，那么就是张元的《广场》和《疯狂英语》也让我很感动。还有杨丽娜的《老头》——一个关于老北京的老邻里坐在人行道上晒太阳的故事。
◎郑琼： 几乎没有。北京的纪录片虽然有，但是相对国外还是太少。来来去去就那么几部，我生活在这个城市我会更关心鲜活的，我们身边人的故事。
什么题材的纪录片
更容易走向世界？
◎ASAKO：不同的国际电影节有不同的选片倾向。譬如山形和荷兰的IDFA电影节就有很大不同。
我喜欢那种导演的拍摄动机特别强烈的纪录片。重要的不是影片本身传递的信息，而是拍摄影片的想法是如何形成的。我也喜欢看一些由当地人制作的，特别有当地色彩的影片。因为它们能呈现出外人短期内所看不到的景象和深度。
最近有许多欧洲的纪录片都是关于离欧洲很遥远的地方。他们喜欢去另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地方进行拍摄(譬如中国)。最受欢迎的拍摄题材是历史，当今世界的社会问题(如武力冲突)等等。中国有很多纪录片，但大部分都是关于个人的故事。
◎郑琼： 外国人会关注他们能够理解的东西。我以前不喜欢余秋雨(blog)的文章，最近他的几篇文章我倒是很喜欢，他说，不要把民族的价值观凌驾在人类的价值观之上。胡同已经是伪民族的了，他不是日常生活的北京的一部分。
很多人觉得外国人看我们是猎奇的，但实际上他们关注的并不是因为你是中国，而是处在变革下的一群人，并不是“北京”这个名字，我们很自恋。
◎郑琼
她有一个公司叫“零频道”，是目前中国唯一一家专业纪录片代理商，也是京城规模较大从事纪录片的机构。因为对纪录片现状的种种不满，今年，她成立了“纪录片导演训练营”，已经开办三期，规模并不大，但可以请到贾樟柯、段锦川这样的业界牛人。
如果让你拍摄北京，
你会拍什么呢？
◎ASAKO：如果要我拍摄，我会选择用镜头记录下北京冬天的阳光，还有工地带来的噪音和污染。我想2008年后人们会渐渐遗忘这段“建设期”。我喜欢北京的市场和饭馆里的气氛，还喜欢公车售票员，我喜欢他们的声音。我觉得北京是灰色的。因为我只感受过北京的冬天。
◎郑琼： 身边很多事情都是可以拍的。比如北京很大，一天出门只能做一件事情；大都市交通不便，买东西常要堵车，但我们却要驱赶街边的小商小贩……这个城市存在很多悖论的东西，我们不需要指责什么，只需要发现，然后展示给别人，观众会思考。
拍熟悉的，能表达清楚的，有些思考的。城市元素不是最重要的，好的纪录片都是个人的。你把你感受到的表达出来，我把我的表达出来，放到一起就是个相对完整的北京了。
给中国纪录片“把把脉”？
◎ASAKO：现在很多导演的更多影片愿意关注中国农村、农民和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这很好。
但是我认为，中国和外国纪录片最大的差距是技术上的。 我建议中国的纪录片导演要学会如何剪辑片子，然后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对影像和技术的处理上。
◎郑琼： 国外导演的作品会聚焦在精神层面，而我们是物质层面，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总是喜欢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的样子，缺乏精神力量。
我承认大家都集体抑郁，但肯定有一小撮人在挣扎着追求光明。 中国导演可能看到一个厕所，就把他拍下来告诉人家有多臭多脏多乱，这不是纪录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