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红接受媒体专访：《门》把声音传出去(图)

李少红

　　都知道李少红不爱抛头露面。也许要不是新片《门》宣传期在即，我们也磨不到这个专访。

　　事前能参考到的过往媒体专访不多， 用媒体常用的一句话：“《大明宫词》等等作品，让观众熟悉了李少红”……看了作品，给作品一些评论，或者给导演一个定位、标签，从此以后，媒体们就可以双臂一抱，摇头晃脑说：“我们熟悉他/她了。” 但到底所谓“熟悉”，得有多熟悉才能算熟悉，还得问问李少红——这个“被观众熟悉”的对象。

　　在这行工作，不被评论也就等于不被关注，所以谁也不能逃过被说三道四、下定义、贴标签。对普通人的生活而言，“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可对演艺界而言，“没有消息就是坏消息”。作为公众人物，就算你不抛头露面，只埋头作工作，你的时间不属于大众了，可你的名字还是属于大众的。大众还是会用这个名字，用他们对你的“熟悉”，用言论和推测，制造出一个和你本人一个长相的“公众的你”，而这个“公众的你”，监护权、抚养权、归属权，都不在你，而在大众。但“公众你”并非和你没关系，相反的，他是因为你和公众的共同需要产生的——公众需要“熟悉”你，而你需要被公众所“熟悉”。于是，在你和公众共同的能量作用下，“公众你”产生了，他是你们双方共同的孩子。演艺界人士要依靠“自众我”来完成作品之外的作品和自我推广任务，而观众也通过这个“大众的你”连把一个遥不可及、高高在上的“人物”，变成一个可亲可近，可以任意去由着自己口味去喜爱的人。大家都要靠着这个“公众之子”，他是双方共同的孩子，双方都可以打骂，也可以为了他，双方互相打骂。

　　所谓八卦，也就是这个三方家庭生活的“现场”。 家庭里所有的事件，重不重要要看娱不娱乐，受不受瞩目也要看娱不娱乐。文化行业统统跟进成为泛娱乐化行业，整个文化领域，在家庭的三方共创下，成了一个“娱乐现场”。

　　三方之间必有关系，这些关系可以是感情和信息交流的纽带，如意结，也可以成为误解和恶意的死疙答。泛娱乐化时代，大家对隐私和暴光上瘾，有人成为“领舞者”，不管好意恶意，但求全部目光都能集中到自己身上。有人生存于业内，却赶不上这潮流，甚至避之唯恐不及，生怕自己小心擦拭的羽毛和名誉被这个潮流弄脏。

　　演艺界，变的台上台下都在演，娱乐圈，变的台下比台上娱乐，最近的文化，不是作品的文化，而是作品外的文化。

　　所以，一向不亲近传媒的李少红，在这么“险恶”“复杂”的大环境下，能少有的接受了我们杂志的采访，并且在交流中那么真诚直接，就这一点，就已经值的道谢。

　　《电》：您的电影作品和电视作品，风格的差别挺大的，电视作品里面，理想和古典色彩的多，电影多是现实题材。很多人表示他们更喜欢您的电视作品，甚于电影，这种观点您听说过吗？

　　李：间接的听说过，不过像你说的这么直接，还是头一次。

　　《电》：对这个观点您怎么想？

　　李：其实也很正常。电视和电影，作品目的本来就不一样。电视嘛，大家上了一天班儿，累了，回家，想看点儿让人放松的，高兴的东西。美的，好的，舒服的。或者是，现实生活中苦的不顺的事儿已经够多的了，所以，看电视是一个安慰，或者是消遣——你就让我麻痹一下吧。

　　《电》：暂时能不面对这些烦心事儿，不面对现实。

　　李：对。而电影，它要表达的是一种人文关怀，通过这个作品，能把一种态度或者关怀，传递出去，并且起到一些好的作用。不过现在电影环境不好，拍电影的机会少，像我后来拍成电视电影的《绝对隐私》系列，如果能拍成电影，我不会拍电视电影，但是最后出来了，完成了，把这种现实传达出去了，这也算是很好。

　　《电》：对整体文化环境不好这点上，您在之前接受传媒采访时，也说到过。并且说因此选择珍惜能拍片的机会，而不是一直等着。这也部分促成了您去拍《门》这个类型片。这是您的第一部类型片吧？

　　李：是啊，是第一部。

　　《电》：首次尝试，心得如何，对类型片在拍之前和拍之后，看法有变化吗？

　　李：有。拍之前，想的挺简单，觉的文艺片都能拍，类型片也没什么难的。等真开始了，才发现想简单了。类型片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文艺片是创作者个人对世界的理解，所以它没有框框，没有一个整体的系统要求你必须怎么样。但是类型片有系统，有框框，它需要拍的人掌握这类片子的拍摄技能，技巧，规则，就算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创新，那也是在掌握了基本规则之上的一种个人创新，不掌握这个规则就谈不上。

　　明白之后，说实话我有点恐慌：拍类型片，我能拼什么？拼技术、技能、暴力或者感官刺激的极限这些，西方电影都已经做的非常成熟。

　　《电》：那是什么原因使你最后拍了这部恐怖片的呢？

　　李：刚才说过了，有拍电影的机会我比较珍惜，还有一个我让我自己说服了自己的理由，就是很多我喜欢的导演，很好的导演，都拍过恐怖片，而且拍的很好。像波兰斯基。我想，恐怖片写的什么，是写人的，人内在环境和外在环境对应，产生的神奇、错乱，还是人，特别是希区柯克的经典作品，其实他已经把恐怖片拍足了，后来只是时代变化和个人角度的不同，从经典的这种里面的取舍又不一样。拍恐怖片，外在的条件、经验和技术的成熟度，我都没法比，所以我最后还是采取，拍的方式是回到个人解释的独特性上来。

　　《电》：对《门》满意么？最后完成的，达到你的预期多少？

　　李：还是可以，达到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吧。

　　《电》：回到您一直以来的作品。不管是电影还是电视，您的作品中有几个特点，一个是在选演员上，像周迅，陈坤，还有现在的新人，他们的气质里都有一种共通的东西，就是比较纯真，个性感性化而且热烈，很年轻，很青春化。这个东西不一定是所有年纪轻的人就能有的，包括您自己的文字，比如博客上面的文字，都是非常干净利落，挺纯朴的。那个气息很年轻，而且充满劲头和能量，就是说虽然您和您的演员在年纪上有差距，但你们都有一种始终处于“少年”的那种内心状态，很有生命力。不知道您是不是同意我这种观察。

　　李：啊，还是第一次有媒体这么跟我说。

　　《电》：那您觉的这么说对不对。

　　李：(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基本上差不多吧。

　　《电》：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您对人性还有“情感”的把握，很有层次，既有女性独特的热烈，又很收敛节制，而且有美感，很宿命但是不歇斯底里，不粗糙。也就是大家常用的说法吧，您拍片子比较讲究，而且因为是学院出身，功底也好，所以一个电视剧看下来，一层一层地慢慢就打动人了，而且像《大明宫词》这些，人物也多，要说的东西也不少，但整体看下来，很完整，很稳当，就是全局掌握不会偏颇。要完成这样的作品，需要导演是一个成熟的导演，技术上，人生观上，审美上，还有对理智和情感如何平衡的这种把握上，它应该也是一个人成熟度的反映，就像成长一样，是一直努力和时间积累的结果。

　　李：年轻的时候确实和成熟一点以后，想的不一样。年轻时候很急于表达，冲劲儿很足，很敏感。年纪大了，有了一点成绩了，很容易就趋向保守，年轻时候是激情大于理智的，但是年纪大了，又很容易因为过去作过点什么，就变的洋洋得意，不想改变了，或者愤世嫉俗，什么都瞧不上。确实，如果一直在创作，在拍，那怎么保持一个激情和敏感度，是我现在比较小心在意的。

　　《电》：成熟和内心的热情，您基本上都具有，怎么做到这点的？

　　李：一个作品作完了，我差不多也就失去对它的兴趣了，我是比较喜欢往前的那种，接下去做什么，对这些我的热情一直很大，可能是这个原因。有些东西是天性。

　　《电》：查找关于您的报道，常常会看到“唯美”这个词儿，似乎这是公众或者媒体给您的一个定位。您自己喜欢这个定位么？

　　李：呵呵。还第一次有人问我，我喜不喜欢给我的这个定位。是有很长时间，我对这个说法很抵触，确实我也知道大家可能是好意，不过我就有点“受宠若惊”，我觉的“唯美”不是一个坏词儿，但问题是我不觉得我“唯美”。就是觉的夸错了。时间长了，我也就不在意了，可能大家对什么是“唯美”理解的也是不一样的。或者外界总要给你一个定位，他们选择用这个词儿给你定位，这是也是人家的事儿。我觉得我不是“唯美”，和人家觉得我是“唯美”，其实都可以理解，慢慢的我也就随它去了。可能人家真的觉的这是一个好词儿，才给你的。

　　《电》：您跟媒体好像一直保持距离，见报，采访都不多，也很少听到您在公开场合发表什么观点。

　　李：确实是。我一般很拒绝采访，特别是专访。我觉得很多时候，对方是想好了剧本来的，他就是要你演一个他们已经写好的角色，我就是他们剧里的一个演员。接受采访，你就得配合人家去说，要不然，对方就觉得采访没达到目地。而要是让我说一些套话，按他们希望的那么去演一个“李少红”，我觉得我也不想。所以结果就是大家双方都不满意，都挺失望的。后来我就觉得，还是不做采访了，这样更好些吧。

　　《电》：就是说您并不是抗拒采访，而是抗拒这种提前设好剧情的采访。

　　李：对。做为导演，我有宣传新片的任务，我肯定是需要媒体的，而且我也愿意和媒体或者观众有一个交流。但是我遇到的，现在大部分来做采访的媒体，他们不是这样的。

　　有时候我老想搞明白，现在媒体和被采访者之间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关系。现在很多采访或者报道，他并不在乎你是谁、你想表达什么，而是它在采访之前就写好了本子，要求被采访的对像成为一个演员，配合他们，说出他们希望说的话。或者是把你说的话，改成他们希望你说的话，给你发出。如果你不同意了，反抗了，你越反抗，报道越丰富，最后造成的这个效果就越强烈。不管你是不是想要引人注意，是不是想把自己的隐私当成宣传方法，媒体都在这么给你写剧本，要求你这么演。很多时候，现在的采访报道更像是八卦或者真人秀，而不是交流。

　　我当然希望也需要和大众的交流，也希望能把声音传出去，可是声音传达不出去。一传出去就变样了，后来我再接受采访，我就让他们把问题用电子邮件发给我，我笔答了，然后发回去。这样至少不要改我的字，传出去的是我的原意。

　　《电》：有人说现在是泛娱乐化时代，什么都要娱乐，一切向娱乐看齐。

　　李：这也是一个阶段，总会有变化的，现在是这样。

　　《电》：虽然您出席公众场合不多，不过偶尔看到您的照片，打扮还都是蛮雅致的，低调的文化女性的打扮，细节上也很认真，又不花哨

　　李：真的吗？那就好。我也希望人家不要觉的我好像到哪里都马马虎虎的不注意仪表。

　　《电》：从这点上，说明您还是非常注重保护自己个人的正常生活状态，包括穿着打扮，平衡好那么大负荷的工作和一个女性的生活情趣。

　　李：这个我是从婉姐(李小婉，李少红电影的制片人，公司合作伙伴)那儿学来的。她不管什么时候，都那么周全，温文尔雅，都是很得体，非常有修养，言行举止有美感，又不夸张。

　　我十四岁就当兵了，对女孩子的东西很淡忘，美啊、颜色啊，这些，都不注意。后来拍戏了更是，工作和生活是一样，把自己淡忘了，走到哪儿都是黑背心，性别意识都很淡。后来我看到婉姐，我们开机了，拍戏中间，她总是很优雅的，一开始我就想：拍戏，打扮这么好也不用啊。那时候我是有条裤子破了旧了，都会马上想：留着上戏的时候穿。所以对她这样不明白。后来她跟我说，说我们从事的是一个很高尚的职业，我们也有一个做工作的尊严，不应该总是破破烂烂的，这么不尊重自己的工作，不尊重自己，整天破衣烂衫，像打仗似的。慢慢我也就跟着学，而且也确实明白了：是啊，我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拍戏，每天应该有一个很好的精神面貌面对大家，面对自己，这样大家都会很舒服，自己的精神状态也会好，你怎么穿着打扮，怎么对待你自己，也是一种信息，它也影响着周围的人，包括影响自己。所以现在我在这方面就比较注意了，也确实是如此，以前当兵，把女性的意识都淡忘了。

　　《电》：不管从博客还是听您讲，您的公司同事，包括演员，这个团队似乎很像一个大家庭，像您谈到陈坤，也有一种像对孩子一样的那种感情。这是不是您带给公司的一种凝聚力，很实在，又很母性的东西。

　　李：因为我不是那种很个人化的人，我希望配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角色，都很出色，然后大家组合起来完成一个事。比如婉姐她很周全，对人很柔和；而我处理事时就没有她柔软的一面，不可能像她那样；曾念平呢，他有男性对作品的理解和角度，而且他是个离生活相对更远一些的人，对艺术很坚持。我和婉姐经常说他：说话真难听，可是仔细一想，可能挺有道理。

　　《电》：也就是说这个公司和这个事业，不仅仅是电影或者作品，它也是朋友、家庭的事业，是一个综合事业。

　　李：是。

　　《电》：您家里女儿因为上学长年不在一起，然后您和曾念平也是中年了，公司一直在大量有作品，双方都有老人要照顾，包括生活中这些生病啊，实际麻烦啊。上有老下有小，自己要拍片，还监制，还要参与公司管理，这么高的压力，而且不是一年两年，而且同时我们在您内心还能感到一种很年轻很热情的东西，一直把它转化成创作能量，这几乎是很难很难的。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李：嗨。可能就是生命力强吧。有些东西，可能确实是天生的。而且我当兵，接触社会早，所以抗压性也练出来了，抗压性很强，我这个人越遇大事越冷静，可能是性格原因。有些细小的事，反倒不知道怎么办。

　　《电》：遇大事冷静，抗压性强的人，一般都会受不了别人对自己太好。

　　李：对，我就是。别人一对我好，我就马上不知道怎么办了。呵呵。

　　《电》：再回到今年传媒和演艺界的关系这个话题，今年特别是出了很多冲突，矛盾也激化了，双方之间的不信任越来越深，您觉的这种形式对您本人有多大影响？

　　李：影响太大了。每次采访我都很慌张，做完采访，我有时候还问婉姐：怎么样，我说的行么？

　　我不是一个生活中的好演员，像有一些导演或者别的公众人物，他们能够在生活中为片子宣传中，也表现的很出色，既宣传了片子，引起了关注，媒体也很满意，他们也有这个能力。可是我就没有，我也希望我能有。但是接待公众上，我非常不称职，我只会按着自己的语言体系表达，媒体使用的一些语言体系，要求，我都看不懂，也不知道怎么配合。结果就是双方都很失望，都没达到要达到的目地。所以我一采访，就很慌张，总想双方的感受都照顾到，结果往往是都没照顾好。和媒体的这种关系，让我觉的挺窘迫。

　　不过，这个始终不是最重要的，可能交流的方式，用作品去慢慢渗透，用作品去说话，我觉的比演讲更有力。就像《恋爱中的宝贝》一开始基本很多人不接受，现在我也慢慢能听到一些肯定的声音了。所以我觉的我还是适合用作品去沟通，慢一些，但是比较适合。而且现在的这种情况，也只是一个阶段，社会到现在的一个必然。

　　它也会过去的。文／胡月 图／石心涵 稿件来源：《电视指南》2007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