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全安：文艺片也可以左右逢源 只要能有感染力

　　《白鹿原》成全《图雅的婚事》

　　从2002年就开始筹备的《白鹿原》，由于原著的巨大影响，从筹备伊始，就受到外界极大的关注。然而也正因如此，《白鹿原》也成为了一个烫手山芋，无人敢接。

　　王全安说，《白鹿原》可能是中国最难拍的电影之一。这个小说涉及的不只是洋洋洒洒几百年的历史，还涉及政治和性。导演吴天明(blog)、陈凯歌、张艺谋都曾经想拍它，但始终没有获得电影局的剧本立项。“这次经过一番努力，电影局终于给我们立项了，但是却与制片方发生了分歧。我认为，不能把它作为一个商业大片去炒作，而是应该用严谨的态度去对待，也反对把港台、日韩的偶像明星放进去，在我看来，拍《白鹿原》是一个交代，我是陕西人，必须要坚守一些东西，否则不做也罢。”

　　目前《白鹿原》还是没有最终定下导演人选，但王全安表示，通过筹备《白鹿原》，让他意识到要从小众走出来，将原来简单的个人表达，重新设定在一个更大的受众范围内，“我特别赞同张艺谋的一句话，当你做商业片的时候，你什么都别说了，票房就是硬道理。

　　我意识到不能再躲在一个个人表达的‘保护伞’下当大师。走出来，这需要勇气，现在我愿意迎接这个挑战。”

　　在《白鹿原》里郁闷了一年多后，王全安希望能拍摄一部电影释放压抑许久的情绪，于是有了《图雅的婚事》的诞生。他说，从《月蚀》里讲述的城市，到《惊蛰》里描绘的城乡结合部，再到《图雅的婚事》偏远的内蒙古草原，王全安对于生存环境的思考始终没有中断。当贾樟柯、王小帅等第六代导演已经更多的将目光投注在城市，王全安却越行越远。问及这个问题，王全安表示，城市人未必一定要欣赏城市电影，电影先不先进与描写城市还是农村无关，电影最重要是有趣，与现实相符。

　　《图雅的婚事》感动中外影人

　　从《图雅的婚事》一投拍，王全安就反复地跟记者强调，影片的观赏性。他坚信，这是一部适合在影片放映给所有人看的，有趣的文艺电影。

　　王全安说，《图雅的婚事》送审的那天刚好是星期天。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看完后打电话给他说，太好了，我要给你钱，给你支持。反过来说，国际电影节也一样。入围柏林电影节其实是一个意外，因为《图雅的婚事》和那些老外们以前看过的艺术片不一样，“声音、影像、幽默、情节跌宕，都是最直接的表达，是一种愉悦的感受。柏林让我们参赛，也是有新的考量。他们隐隐有一种要求，需要更加饱满，类型丰富的影片，而不再是那些体现东方特色、古典的东西。”所以《图雅的婚事》获奖让他最兴奋的是，影片获得了国际电影节和中国电影局的共同认可，“电影节和电影局代表了两个极端。电影局代表一种行政的极端，比较刻板，而电影节代表一种比较纯粹的艺术追求，但是不管是哪个极端，其实都是人，如果是有感染力的作品，就能同时感染这两类人。”

　　让第六代弥补第五代

　　19年前，第五代导演张艺谋凭借《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上捧得了中国人的第一座“金熊”，将中国电影推向了国际。19年后，第六代导演王全安也收获了这座“金熊”，获奖的时候，他说，张艺谋的那座“金熊”开启了中国电影长达十几年的高速发展期，希望自己的这座奖杯也可以启动再一次发展。他说，他向往的中国电影，应该是多元化的，应该是海纳百川的。

　　“我一般不愿评述作为中流砥柱的第五代电影，但我觉得他们做的太少了，关于对我们自己的描述，完全回避了，这很遗憾，也不太理解。”王全安说，所谓“自己的描述”就是电影要关注我们活得到底怎样，“在这样一个变荡的环境中，我觉得这是一个电影人的责任。”让王全安高兴地是，现在这些缺失让第六代导演以个人视点表达出来了。但第六代的个人表达，似乎还没有获得大众的关注，影片在票房上的弱势是毋庸质疑的。王全安表示：“个人视角在中国很脆弱，从一个群体的声音突然变成个人的声音，一定很弱，这是一个过程。在商业片挤压的窘境下，第六代导演只能寄望于国际电影节，但过分依赖电影节的支撑，又会走进了一个相对狭隘的表述范围，作品不被国际电影节牵制和变异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环境需要改变，发行制度需要改变，拍电影的人是不是应该被大多数人接受，也需要改变。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怀念，曾经中国文艺片一统天下的时候，观众和导演的想法很协调，比如《阳光灿烂的日子》、《红粉》……那时候很雄壮，都是一种饱和、霸气，现在拍艺术片的人应该看到这些，拍摄出更有作为的艺术片。”王全安对下一个文艺片顶峰时代充满期待。□徐时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