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颍州的孩子》获奥斯卡肯定 杨紫烨仍是平常心

　　□阎云飞

　　获得奥斯卡的肯定后，杨紫烨的行程更加繁忙，邮箱里塞满了各种活动邀请和采访要求。事实上，她给晨报记者打来电话时，已经是美国当地时间凌晨一点。

　　谦和的杨紫烨说，获奖可以让更多人关心和了解这些艾滋孤儿的生存状况，而对她本人来说，奥斯卡意味着寻找投资不会像以前那么困难了，“我要抓紧这个机会，和我的合作伙伴及CAMP（预防艾滋病宣传制作项目）一起，为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多做一点事情。”

　　■奥斯卡“中文答谢词是我唯一的准备”

　　“能获得奥斯卡自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我从来不是为了得奖去拍摄纪录片。”

　　即使已经获得奥斯卡，电话那头的杨紫烨对待获奖也是一副平常心，“当然，领奖的那一刻的确很激动，一方面是因为真的很不容易，获得提名的四部影片导演，有一位已经提名四次，另一位也提名了两次，我则完全是个新人。另一方面，能获得奥斯卡的肯定，一定会让更多的人关注我从事的艾滋病防治的宣传工作，这更有意义。”

　　自称对奥斯卡没有期待的杨紫烨，没有为奥斯卡做过任何特别的准备。影片《颍州的孩子》参选奥斯卡是制片人汤列伦(ThomasLennon)报的名，入围奥斯卡提名的消息是朋友从网上看到后转述给她的。入围后，杨紫烨也从没和国内的同事谈起过奥斯卡的话题，直到颁奖礼举行前一周，她甚至也没有去想过，该穿什么样的晚礼服参加典礼。

　　“汤列伦的夫人问我，你有没有选好走红毯的礼服？我才想到，唉呀，我还没想过这件事情呢。”杨紫烨回忆起那一幕觉得有些狼狈。还好，一家法国服装品牌找到她们，这才解了燃眉之急。赞助商提供的黑色晚礼服恰好非常合身，杨紫烨还特别在胸口别了一个艾滋病防治志愿者标志的红丝带。最终，这件礼服见证了她在柯达剧院奥斯卡颁奖舞台上，最光彩照人的一刻。

　　“感谢所有的抗艾滋英雄，还有所有支持我们的人们。”这是杨紫烨在奥斯卡颁奖礼上的简短的中文致辞。对于奥斯卡，这几乎是她唯一事先想好的计划，那就是，如果获奖，一定要用中文发言。出生于香港的杨紫烨提及此事，笑着跟记者解释：“不好意思，我的普通话真的不太好，但是在上台之前，我就想好了，一定要用中文，因为这是一部中国题材的纪录片，我也还是一个中国人，我相信有很多中国人的眼睛在看着我。”

　　■《颍州的孩子》

　　为了拍摄卖了美国的房子

　　1984年就开始从事故事片电视剪辑工作的杨紫烨，在10年之后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纪录片作品。说到《颍州的孩子》，杨紫烨称这又是一个无心插柳的结果。“2002年，我在报刊上看到中国艾滋病问题的新闻，就萌生了为中国艾滋病孤儿拍一部纪录片的想法。”在确定了题材后，杨紫烨先后结识了中国艾滋病专家何大一博士和阜阳艾滋贫困儿童救助协会会长张颖，几次详细访谈之后，她终于决定把影片的视角放在了阜阳颍州这群艾滋孤儿身上。

　　2004年12月，《颍州的孩子》终于在当地开拍了第一个镜头，而此之前的10月份，杨紫烨和丈夫为此卖掉了在美国住了16年的房子。杨紫烨说起当时破釜沉舟的决心时表示：“当时虽然筹到了一笔资金，但是否能支持完整个拍摄不是很有保障，另外，纪录片拍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拍这部片子，也必须把自己的工作生活中心都放到中国。”

　　谈到影片拍摄期间的困难，她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拍摄的过程中平衡理智与情感，“孩子们是那么可爱，然而艾滋病魔不但使他们家破人亡，还让他们的心灵饱受摧残，甚至还有可能随时带走他们鲜活的生命。每当看到这些孩子，我的心都会揪作一团，常常想放声痛哭。然而，作为一名纪录片导演，我又必须保持冷静和客观。”

　　杨紫烨告诉记者，这次的采访和拍摄，是她导演、制作过的所有纪录片中，心灵震撼最大的一次，仅仅是艾滋孤儿那些无助的眼神，就让她坚定了一定要把影片拍下去的决心，“从见到孩子们的第一眼，我就觉得和他们之间没有隔阂。”不过，直到现在，杨紫烨也没有让这些孩子们看到完整的影片，“我不想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可怜的，我希望他们再长大一些，能在心理有所准备再看到这部影片。对他们来说，快乐的成长是最重要的。”

　　“我和先生没有要小孩，和这些天真可爱的孩子一起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孩子的童真。”杨紫烨是用女性特有的母爱来关注这些颍州的孩子，今年春节的时候，她还专门抽空去探访了他们，和他们一起包饺子，放鞭炮，在雪地里打雪仗。对于杨紫烨来说，她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颍州的孩子》能让更多人看到，“我和汤列伦在拍摄影片就认为，这部影片能够让更多的中国观众看到比获奖有更大的意义。”

　　据杨紫烨介绍，影片目前正在送审，她希望能赶得及六月份在电视频道上播放，这将是她送给所有中国艾滋孤儿们的一份特殊的儿童节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