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金马奖主席王晓祥点评华语电影传媒大赏(图)

 　王晓祥，资深电影文化工作者，第七届华语电影传媒大赏评委之一。在本届华语电影传媒大赏的评审过程中，王晓祥与另一位台湾评委梁良在公正评审的同时，也力挺台湾电影新人，力图让更多大陆和香港的评委们认识了解他们。

　　■简介

　　王晓祥曾担任第38届和39届金马奖主席，至2003年2月底卸任。

　　上世纪70年代自美国堪萨斯大学毕业回台湾，任职于中视新闻部，制作新闻杂志节目，对台湾的纪录片产生一定影响。出于对电影的狂热喜爱，创办了台湾第一本纯影评杂志《影响》，大量介绍西洋电影思潮，鼓励台湾本地电影生产创作，推动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兴起。是焦雄屏、罗维明等资深影评人的老师，曾一手发掘著名摄影师杜可风、一代谐星许不了……

　　著有《电影笔记》、《美国电影论坛》等书。

　　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他们非常爱惜自己，一味地拍小众。他们一直都很坚持，侯导一直到今天都很坚持自己的“侯式风格”。那种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受到了人们的背弃，因为题材不够开阔。

　　我不赞成现在再让李安回台湾拍片子，这不是振兴我们现在电影唯一的路。再说李安现在拍片的条件也不一样了，你能给他提供什么条件啊？

　　成龙有一次到台北跟我碰面，我说金鸡也好、金马也好，大家以往都各走各路，能不能真正来一个联盟？大家轮做东家，集三方力量在一起，三年合一次，像贸易集会一样。外国很多，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呢？

　　■访谈

　　《影响》：台湾和香港比较实验性的第一份杂志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在这次传媒大赏的评审中，你对一些像李芸婵等的台湾新导演都很支持。

　　王晓祥：新导演在台湾有片子拍算不错了。《人鱼朵朵》很多人批评，但李芸婵是从场记做过来的，她的短片得过奖，《人鱼朵朵》没花多少钱，对不对？我不觉得这个片子特别伟大，可有片子拍就很好，徐若瑄也找到了自己的定位，这样的机会不多。

　　南都：说起你跟台湾电影的关系，很多人都会想到当年你创办的第一本纯影评杂志《影响》，当时是怎样的情形？

　　王晓祥：至少在台港来看，它是比较实验性的第一份杂志。1970年底诞生，开始时很粗浅，不是杂志是报纸，几个朋友轮流写，甚至请香港的罗卡等一批热心朋友写。《影响》至少达到两个目的，一是介绍西方电影、好莱坞工业的思维，还介绍一些新思潮：德国新电影、英国新电影运动、意大利新写实主义……最主要的，10年杂志每一期都有介绍一个导演的专号，很不容易。

　　当然也树了一些敌，杂志里有很多短评，“片言言片”，批评外国人，八大公司也没讲话，反而有时批评到我们自己人，片商就不高兴了。有一年办了个“年度十大最佳烂片”，广邀各界人士专选那些资金很高、阵容又强，该拍好没拍好的电影，等于是选那个年头的《黄金甲》，就像“金草莓”一样，我们出发点是善意的，希望自己的电影进步。第一届叫好声一大堆，骂声也一大堆，“十大”有一半是我们的龙头中影的。

　　南都：是台湾新电影的催生者。像《光阴的故事》、《玉卿嫂》的导演张毅也曾是该刊的编辑吧？

　　王晓祥：对。《影响》是同仁的一个杂志，提供了台湾电影一个新的思索方向，是新人才的一个摇篮。给了点儿营养，开了扇窗子。就像法国的《电影笔记》，没有《电影笔记》就没有特吕弗、戈达尔，这样讲有点自大，不过确实有点这样的味道。那个年头电影资料是非常稀有的资源，杂志就凸显了。后来我认识很多电影界的朋友，明星也好，导演也好，家里桌上摆的都是《影响》，说是精神食粮。李行、胡因梦，还有好多对电影狂热的人捐给我们杂志一点儿钱，不多，几千块钱就变成我们的印刷费。就这样跌跌撞撞，一直维持到我在1979年要到国外工作的时候。事隔十年多，一个办传媒的吴姓年轻人借用了《影响》的名字。包括他在内，大概换了4个负责人。

　　后来很不幸，实在撑不下去了，2001年左右正式停刊。最近这几年我手边常看的杂志，一个是《看电影》，一个就是广州的《新周刊》。《看电影》是现在内地第一刊，资讯很快，专栏挺好，电影文化就是要靠传媒慢慢传递下去。我讲这话心里还是怦怦然。在台湾，一本评论性的电影杂志还是需要的，现在只有资讯，没有批判，新思潮的介绍也比较弱，这一点我觉得遗憾。

　　台湾电影：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成也他们，败也他们”

　　南都：说台湾电影“成也新电影，败也新电影”，你如何看？

　　王晓祥：1982年以后，中影公司做了件好事，为了节省预算经费，干脆请些年轻人，用最低的成本拍一个三段的《光阴的故事》，从那时开始，误打误撞，成了台湾新电影运动的第一部片子。现在回头来看，片子很出色，里面不乏年轻人的热情和创意。可新电影运动开始后，很多年轻人涌入这个洪流，一种是科班的，像侯孝贤导演，基本的电影操作他都懂，又因为是广东梅县人，有那种渡海情怀、孤城孽子情怀，拍的《悲情城市》都反映了那种情怀。还有一种是蔡明亮这样的，海外侨生，有另一种情怀，也加入了新电影的洪流。新电影中有很多种背景的，还包括留洋回来的，不能一句话就说台湾电影拍的都是人文艺术片。

　　《光阴的故事》这些当时在海外卖得都很好，可同类型的影片太多了，加上这几个导演出头后，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参加的影展都是艺术片的天下，不管是柏林、戛纳还是威尼斯，小众的东西在那里受到了肯定，也让他们非常爱惜自己，一味地拍小众。他们一直都很坚持，侯导一直到今天都很坚持自己的“侯式风格”。那种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受到了人们的背弃，因为题材不够开阔。台湾电影萎缩的原因很多，也不能全部推到几个导演头上。

　　南都：你的学生焦雄屏最近在忙《白银帝国》，由郭台铭投资，你觉得他的大手笔投资会对台湾电影有多大影响？

　　王晓祥：最主要是要有具体计划，把已经流散的电影工业人才回笼。不光是钱，不是100亿元、100部片的问题。如果有更多的郭台铭把资金拿出来投资影视工业的话，当然还是多多益善。最主要还是制度化，韩国成功的例子可以参考，法国那套保护本土电影工业的也都可以——我们都提过了，每次台湾电影闹危机我们就开会座谈，完了就拉倒。该讲的能讲的，大家都心知肚明，“坐而谈”不需要太多，更需要“起而行”。

　　郭台铭带来的也许是台湾电影复兴的一个契机吧，接下来就看他们能不能把经营企业的精神用在电影上。毕竟电影的回收跟企业不一样，不会立竿见影。投资文化事业，要当一个文化工程去做。这点认知有了，能吸收一些人才，有一套制度，我倒是很乐观。

　　南都：比如再把李安请回台湾拍电影呢？

　　王晓祥：如果没有中影的“父亲”三部曲就没有今天的李安，李安自己也很争气。《卧虎藏龙》有内地、港台的人才，加上好莱坞制度的行销，才有后来的成绩。有《卧虎藏龙》才有《英雄》，才有后来这段历史。李安很谦虚，我当了两届主席请他来他都很客气。这个人谦虚内向，你不激他的话，他是不太讲话的。李安在台湾算是个艺术家了，在台湾再蹦出个李安我觉得也不容易。

　　我不赞成现在再让李安回台湾拍片子，这不是振兴我们现在电影唯一的路。再说李安现在拍片的条件也不一样了，你能给他提供什么条件啊？

　　“华语电影市场展”：集内地、台湾、香港三方的力量，三年合一次

　　南都：你在任金马奖主席时，怎么想到提出华人电影圈要结合力量，办一个比如内地、港台每年轮办的“华语电影市场展”？

　　王晓祥：因为台湾电影萎缩得太厉害，那时每年拍片量都不到20部，香港也萎缩，内地有内地的政策，说不竞争，最多观摩，这个一直没改嘛。我们一直想把金马奖办成一个华语电影的平台，内地加上港台甚至华语区的平台。我们也有新加坡投来的片子，因为水准不够被淘汰了。

　　当时香港电影金像奖主席是成龙，他有一次到台北跟我碰面，我说金鸡也好、金马也好，大家以往都各走各路，能不能真正来一个联盟？大家轮做东家，集三方力量在一起，三年合一次，像贸易集会一样。外国很多，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呢？成龙答应了。内地这边我跟电影家协会谈，没结果，可能是经费筹措的问题。我在上海电影节上遇到一些洋人，他们过去买片，但他们说有些电影看不到，在台湾才能看到，所以他们希望可以少些这种仪式方面的东西，多看到一点片子，提供一个影片买卖的平台。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有一个自己的平台？

　　后来我不再做主席了，电影家协会这边的热心人都不在了。有时候这种事情出力不讨好，就得有人锲而不舍地坚持下去。

　　南都：华语电影传媒大赏也是集合了三方的力量。

　　王晓祥：听说要做你们的评委，我很兴奋。当年我没做到的事情你们传媒做了。当初我在做的时候，媒体反应很大，金马、金像还有金鸡，三个“金”字在一起，“鑫像奖”。我没有任何立场来评论任何一方对这个平台的看法，但未来，对整个华语电影，我觉得要有些行动。这些想法和做法要经过磨合，现在还不够成熟。

　　我是乐观的，未来，三方作为一个主题，再以整个华文世界支持，那我们也有面子嘛——现在不是讲大国崛起吗？

　　■花絮

　　这个金马奖前主席不简单

　　【教过焦雄屏】

　　焦雄屏曾是王晓祥在台湾政大的学生。“虽然我在新闻系教的是电视电影，可我把电影的概念带进去，很多人因为我的课程改变了他们对事业的追求。”王晓祥认为焦雄屏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他回忆，焦雄屏毕业前曾找他写介绍信去得州一间学校念电影系，“她要完全脱离新闻直接念电影，我吓一跳。”

　　一年后的暑假，她写研究胡金铨的论文再找过王晓祥及《影响》杂志。“我给《中时》、《联合报》写了十年影评，焦雄屏走了后，但汉章他们接棒了。”王晓祥认为焦雄屏的笔锋锐利，很叫好，“但也给报馆惹了一些纠纷。”后来焦雄屏慢慢走向电影产业，在台湾等三地电影与国际之间搭桥，“我2001年接金马奖主席的时候，她找我长谈过，谈了很多理想，我也很鼓励她。”当时焦雄屏来拜会他时，认为金马奖要集结力量才不会孤单。

　　【发现杜可风】

　　30年前在西门町的一场偶遇，王晓祥发现了杜可风，改变了他的一生，造就了今日享誉国际的摄影大师。

　　1977年王晓祥在中视担任新闻部经理，在台北西门町看到一个外国人拿着相机东拍西拍，还说一口流利的国语，非常好奇。“他告诉我他四海为家，现在台湾教教英文，混口饭吃，下一站到哪还不知道哩！”王晓祥回忆，杜可风相当幽默，说喜欢亚洲和亚洲的女孩。王晓祥带了杜可风去电视台参观，杜可风就开始在新闻部的专栏《60分钟》里开始见习，“他反应极为机敏，不但对澳洲电影如数家珍，对国际电影还很关心，基于这些才请他。”

　　王晓祥说，杜可风力大无穷，“我们的机器和三脚架很重，他一把抓起来跟抓小鸡似的。”他也开始用16厘米的无声小摄像机拍片，越拍越有劲。“后来王家卫的那个调调就是靠他嘛。”王晓祥说，因为杜可风力气大，大部分都用肩扛机器，站在那里稳得不得了，“王家卫的电影都是手摇的，都不用三脚架，多多少少跟这个启蒙有关系。”采写：本报记者徐词 摄影：本报记者姬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