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地青年导演论坛开幕 两地导演对话十年发展

　　过去的十年，无论是香港还是内地，演员间的合作、导演间的互动，都推动着两地电影的发展。而刚刚在北京开幕的首届“我们这十年——两地青年导演论坛”，更把两地20位青年导演拉到了一起，看电影、说观点，仿佛成了他们这一个月内最想要做的事情。前天，在一场持续了4个小时的论坛中，两地导演代表人李力持、张一白用他们的亲身经历，讲述了这十年电影的发展，同时他们把经验、意见当成最好的礼物，送给了对方。

　　香港电影代表人：李力持

　　香港著名的喜剧导演，曾导演过数十套经典卖座喜剧，诸如《唐伯虎点秋香》、《食神》、《喜剧之王》、《少林足球》等。在他导演的电影中，除了有喜剧效果外，还喜欢融入一些动作及特技等新时代电影元素。

　　很多人都奇怪，仅有几百万人的香港，如何能培养出非常优秀且大量的导演及演员出来。出身电视界的李力持把这归功于香港的两个电视台：亚洲电视及无线电视。分别在两个电视台工作过三年的李力持说，“每个年轻导演都会认为拍电影，只要电影的理念就足够了，但真正到了现场会发现，一个导演除了拍戏外，还要处理工作人员、交通、群众演员等琐事，这些可是在家学不出来的。”

　　所以在香港，有很多年轻导演都是从拍电视剧开始的，而且还不是拍摄完整的一部电视剧，“比如一个20集电视剧，开头和尾巴都是跟着导演拍，中间可能给新导演练习。这些中间部分对新导演来说是很有用的，虽然难度不大，但类似在外景怎么处理现场等，都给了他们一次训练的机会。”

　　没经验拍不了商业片

　　现如今摄像、DV的普及，让很多年轻人怀揣导演梦，可是不少人都在刚踏入这条路时就死掉了。李力持认为，之前在电视台的训练过程，对导演工作是极有益处的，“电视台工作几年里，我专拍打的戏、文戏、好的拍，不好的拍，烂片也拍，如果下雨，要找一个楼房没有雨的就拍，男主角没有到，找一个替身就拍。这些都对拍电影有帮助的，可以说在电视台的工作就相当于一个培训班，让我知道如何做导演、做统筹、做制片，所以随便拿出一部片子就可以上手。但对于很多内地毕业的导演去拍比较商业的电影，就会觉得很难受。”

　　把拍商业片看成是理所当然的李力持说，“在我们的想法里，这就是应该的，为人民服务嘛，我们训练出来就是要令观众喜欢。所以，我们电影的宣传片没有教育类的东西。”

　　内地电视台不注重培养

　　在无线的三年工作中，李力持同时接触到了很多有经验的演员，像周润发、梁朝伟、刘青云、吴镇宇、周星驰。而当年电视台给这些演员的压力，也让他们继续着现如今的辉煌，“记得那会儿我和杜琪峰拍外景拍到夜里3点、4点，6点再开工。演员也是同样辛苦，记得一次拍梁朝伟，但怎么也不见他了，去他家敲门，他不出来，最后破门进去，发现他在床上面睡死了。大家总说香港存在不公平，但你看看梁朝伟、周润发，他们没有死掉，这么大的工作量，不但没有死掉，还能保持如此漂亮。所以年轻的时候一定要给他们一个压力。所以我有一个意见，就是无线电视的制度能够产生这么多好的导演，产生这么多好的演员，但在内地，也有电视台，也有公司，但都没有像无线电视台有比较长远的眼光去培养这些幕前、幕后的人。”

　　大制作不如志同道合

　　在香港，李力持与周星驰的搭档，如同葛优跟冯小刚，在他看来志同道合才能拍出最优秀的电影，“我觉得一个导演如果能够跟一个想法相同的演员一起合作，是比较理想的事。如同李力持跟周星驰，葛优跟冯小刚，能够稳定的合作，肯定作品一个比一个好。可现在都什么样？明天开工，今天人家才见面，这时制片人突然带一个女孩进来，麻烦你给她一个角色，这是我的女朋友。”

　　虽然这话有些讽刺的意味，不过李力持说，他一直对那种高成本电影没有什么兴趣，“现在一说搞个高成本的，找来日本演员、韩国演员、香港演员、内地演员等，开会时英文、广东话、普通话，谁都听着烦，处理事情更麻烦。”

　　内地电影代表人：张一白

　　2002年，张一白在拍完电影处女作《开往春天的地铁》后便音讯全无长达三年的时间。其间他去拍过广告、拍过MTV，给电视剧做过监制，但就是对电影闷不作声。在长长的沉寂后，他终于卷土重来。去年，他的电影《好奇害死猫》引来不少关注，如今又一部新作《夜。上海》正在上映。

　　副导演更值钱

　　学编剧出身的张一白，认为内地院校的培养令不少人产生了误区，“学生会认为，我毕业了就要做导演，或者做摄影，可电影的拍摄需要的是多层面的人才。那天我看完《心中有鬼》，看出我们的电影教育是有问题的。如果放到香港，想拍个鬼片，拍个惊悚片，哪怕这个导演是从没拍过这类型影片，但他可以找一个设计美术、甚至灯光，因为他们懂，他们参与过。”

　　张一白说，因为这些恼人的事，他曾经想开一个学校，专门培养副导演、场记。“当然我不是要扼杀人家当导演的愿望，毕竟这是一个要有天赋的工作，哪有那么多导演让你当，想干这个的就要热爱这个行业，找准自己的位置才是这些年轻人应该考虑的问题。”

　　但是我们对副导演等职业的不重视，也是这些导演所担心的问题，香港导演陈嘉上补充说，“在好莱坞副导是非常赚钱的，可是我们看不起副导，大部分人觉得我当副导尽快变成导演就好了。其实这就是一个产业问题，差距太大了，副导演就变成了一群廉价劳工，替一个导演做梦，导演拍完这个戏，他们的差距就会更大，自然不会有人愿意。”

　　需要业界鼓励

　　在《开往春天的地铁》后，张一白有三年没有拍电影，一个对电影充满狂热的导演，却选择在那个时候拍广告、拍MV，他说，“那时，大学生挤破头去看我的电影，但在业界我却是被看不起的，曾经有一个导演，看完我的片子以后觉得特别痛心，说还有这样的电影呢？当时给我的打击很大，我不知道该拍什么戏了，一下进入很压抑的阶段。说实在的，拍第一部电影之前我从没有想这个事情，当我拍完之后，面对着观众喜欢、业界不认可，我自己都在茫然之中。”

　　对于更多的年轻导演，在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后，张一白有些感叹，“年轻导演要知道，电影是一种理想，不是生存的手段。”

　　拍观众想看的

　　很多青年导演在选择处女作内容时，都会偏重于自己童年经历的事情，或者很文艺的内容，但张一白说，这是完全错误的。“更多人并不关注发生在此刻，发生在当下，发生在更多老百姓当中他们的情绪、他们的情感。就像陈庆嘉导演说的，当香港经济低迷的时候，观众需要的是直接的笑，就是傻笑，所以那时的香港电影都是喜剧。而当我们经济好转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傻笑，我们需要有意味的笑。坦率地说，我们很多人都不考虑观众是什么样的心态，我们想的是我们表面上看到的人民是很苦的，然后我们把人民的苦搬上去，让人民更苦。但人民要的又是什么呢，他们进电影院的时候，要的是在这一个半小时里，与很多人共同去做一个梦，在无聊的、疲惫的、乏味的人生中寻找乐趣。”

　　张一白说，这一点内地的年轻导演要向香港导演学习，“那时候香港每一部电影都很火爆，就因为影片内容与市民的潜在意识是相融合的，当他们需要英雄的时候，就会出现《英雄本色》；当他们面对痛苦的时候，他们需要的就是傻笑；当经济繁荣的时候，他们开始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希望年轻人要有一种生活压力，这样才能感受到真正的老百姓跟你共同享受的东西，而不是在咖啡馆里享受的。”吴冬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