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刘震云：电影《我叫刘跃进》是D字头特快

　　日前，写出《一地鸡毛》、《手机》等畅销小说的著名作家刘震云来到深圳，这次他带来的不是文学作品，而是一部名为《我叫刘跃进》的电影。作为这部电影的编剧、监制、制片人，刘震云以他的“刘氏幽默”为晶报记者深度解读了他的这部“作家电影”。

　　谈幽默幽默在生活的深处

　　晶报：据说《我叫刘跃进》将揭幕今年的贺岁档，您觉得这部电影属于哪个类型的贺岁片？刘震云：《我叫刘跃进》11月29日将在全国上映，属于今年的贺岁片。这部电影的类型是喜剧，我觉得喜剧放在贺岁档是合适的，但它跟以往的贺岁片又有所不同。

　　晶报：不同在哪里？

　　刘震云：这个不同出自大家对戏剧幽默不同的理解。我认为世界上的人有两类，一类是有趣的人，一类是无趣的人。据我调查，无趣的人大约要占到80%，而有趣的人只有20%，而我一般愿意跟那20%的人在一起。在有趣的人中，我认为又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他一说话你就笑，还有一类是他说话时你没笑，但是你一出门“扑哧”笑了，晚上回家洗洗睡的时候“扑哧”又笑了。我觉得第二次笑、第三次笑跟第一次笑有所不同，当面说话就笑的我觉得叫说笑话，而后来笑的则叫幽默。《我叫刘跃进》属于后一种电影。

　　晶报：也就是说《我叫刘跃进》会给观众带来可以延伸、可以回味的喜剧感？

　　刘震云：对，大家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肯定已沉浸在情节中，不会有爆笑的场面，如果有爆笑的场面，那这部电影也就跟其他电影没区别了。但在出了电影院，晚上回家洗洗睡的时候，想起电影里的情节，你笑了，我觉得这就是《我叫刘跃进》在幽默上的探索，而且这种幽默可能更接近生活的深处。

　　晶报：作为幽默的制造者，您是怎样理解幽默的？刘震云：幽默有很多种，所以我特别想通过《我叫刘跃进》真正探讨一下中华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幽默到底在哪里。是在表面，还是在深处？我是河南人，河南人的幽默有许多别的省份的人没有的幽默，比如正话反说，就是我到别人家串门，人家问我“你吃了吗？”我肯定不说吃，也不说没吃，我说“您先吃”，他就肯定让着我一块吃了(笑)。这是正常人之间的交往，而交往中却透着一种幽默。

　　谈电影从山田洋次到吕克·贝松

　　晶报：除了幽默，《我叫刘跃进》里还有什么？

　　刘震云：我们还在电影的节奏上做了一些探索。以前中国电影的节奏一般来讲属于慢车，而《我叫刘跃进》的电影节奏是快车，也不是快车，是一特快，也不是特快，是D字打头的。

　　晶报：片名为什么要叫“我叫刘跃进”？

　　刘震云：刘跃进是我表哥的名字，给主人公起名字的时候我就顺便拿过来用了(笑)。我觉得之所以写作，是因为生活的某些方面让你感动了或者让你愤怒了，所以你才会写作，而我表哥刘跃进就是一个在生活中对我拧巴得最狠的人。说起我的表哥刘跃进，他跟电影里的刘跃进一样也在工地当过厨子，但他从来不关心工地食堂的饭，他关心的都是那些跟自己毫不相干的事儿，比如北京市政府换领导班子什么的，他就是这么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

　　晶报：之前您说过《我叫刘跃进》是把一件事儿讲来讲去讲成另一件事儿，而且片中的人物都会陷入一种不可掌控的状态，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意思差不多的《疯狂的石头》。

　　刘震云：《疯狂的石头》刚剪出来还没有上映的时候我就看了，觉得很好，这是因为它开创了中国电影的另外一个思路、另外一种电影语言，所以我觉得它的价值很大。我觉得拿《我叫刘跃进》跟《疯狂的石头》比较没关系，跟《手机》也可以比较，跟《教父》比较也行。但我要说的是，《我叫刘跃进》肯定会区别于《疯狂的石头》或者别的电影，因为它是做另外一种创新，这也就是它的价值。

　　晶报：韩三平称《我叫刘跃进》是一部“作家电影”，这个概念该做何解？

　　刘震云：这几年中国电影拍出了不少大片，但也陷入了内容缺失的问题，好像不生在清朝或者唐朝就不能叫中国人，没有武打就不能叫电影，大场面是越来越多了，可就像现在很多月饼一样，光有好看的外表可“馅”却是一塌糊涂。我觉得“作家电影”就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电影，是有营养、有内容的电影。比如这部《我叫刘跃进》，讲述的就是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个“一只羊无意中闯入狼群”的故事，而讲故事的时候，我们也用了新鲜的电影语言，痛快淋漓、赏心悦目，我觉得就是从山田洋次到吕克·贝松。

　　晶报：怎么样理解这句“从山田洋次到吕克·贝松”？

　　刘震云：我觉得这是电影本身内容的定位。一般艺术作品开始创作的时候，你是一种主观创作，但是到一定程度之后，作品本身自己也会有一种生命的要求。我说从山田洋次到吕克·贝松，是电影里的刘跃进自己要这么干的，不是编剧和导演要这么干的。

　　谈小说写作是为了不得忧郁症

　　晶报：您是作家，以往都是用小说来跟我们探讨问题，现在改用电影来探讨了，是不是觉得跟现在的人探讨必须用比较直观的东西，比如影像，而文字是不是有点词不达意了？

　　刘震云：不是的。我觉得小说跟电影是完全不同的动物，它俩之间没有可比性，种类不同，性别也不同，说出来的话、语言方式

　　都非常的不一样。如果是一盘菜的话，电影就是上到桌上的一盘菜，色香味要俱全，而小说是锅，厨房里的锅，需要爆葱、爆蒜，出来的是菜下到炒锅里的声音、爆出来的火苗，你说这探讨的是一样的吗。比如以前我写的《手机》也是小说跟电影有一个联动，但如果大家看了小说《手机》的话，肯定会觉得小说跟电影非常不一样。我觉得小说的幽默，远比电影要丰富得多，因为它不受篇幅的限制，而电影就是90多分钟。但话说回来，电影的锐利又是小说没有的，而且电影还可以借助导演、演员来帮助丰富艺术作品，这些都是小说不能比的。

　　晶报：相对于写小说，您这次拍电影是不是以一种玩的态度？

　　刘震云：我绝不是在玩电影，因为我觉得电影是门很高深的艺术，就像小说一样深不可测。事实上，我觉得艺术是没有止境的，因为艺术最后给人带来的就是两个字——“绝望”。

　　晶报：您以后的小说是不是都会跟影视剧沾上关系？

　　刘震云：我觉得这跟写小说一样，你和书里的主人公相遇会不会投脾气，如果有投脾气的，改成电影也可以，如果不投脾气，光是写成小说也挺好。

　　晶报：现在开始写新的小说了吗？

　　刘震云：现在主要在忙《我叫刘跃进》的宣传，我觉得到明年一月份就可以开始写新的了，现在已经有了点思路，一定会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晶报：现在写作主要为了什么？

　　刘震云：我经常说写作就是为了不得忧郁症(笑)。

　　谈搭档希望和冯小刚再次结伴

　　晶报：您是《我叫刘跃进》的编剧，又是监制和制片人，在拍摄中，您觉得导演马俪文有没有让电影达到您想达到的风格或状态？

　　刘震云：我觉得导演达到没达到我剧本提供的艺术要求并不重要，真正好的导演是在剧本停止的地方出现，而真正好的演员，就是在导演停止的地方出现，秦海璐就是这种好演员，而马俪文也就是这种好导演。

　　晶报：不论是《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还是《我们俩》，马俪文给我们的感觉都不是您需要的那种快节奏的导演。

　　刘震云：的确，一开始大家对马俪文是有些质疑，因为她拍的片子节奏都比较慢，人物也相对简单，电影中更多的是一种情绪性。不过，我觉得跟人合作，并不是用他以往的东西，而是要用他身上潜在的东西，而马俪文除了能拍慢节奏的电影，也非常适合拍深层幽默的电影。很多人想像不到，其实马俪文在平时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比如她对片中马曼丽这个角色的理解就是“干了潘金莲的事却没失身”，太到位了；再比如她认为孙悟空其实是个女的，我是孙悟空的粉丝啊，我觉得孙悟空无法无天的，怎么可能是个女的呢？马俪文就给我分析了，她说你看孙悟空抓到女妖精，从不调戏，都是一棒子打死，这是不可理解的，还有孙悟空特别爱穿花衣服，爱戴花帽子，一定是个女的。

　　晶报：对影片中出演马曼丽的秦海璐有什么评价？

　　刘震云：我认为秦海璐在中国电影界是个非常独特的演员。我觉得不管是判断一个作品也好，或者判断一个演员也好，最有价值的东西肯定是不同的东西，而不是相同的东西。好多演员在演戏的时候，就是去演了不同的角色而已，而那些角色内心深处的东西也大都一样。我觉得秦海璐不是这样的演员，她总是能拿出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再有就是她身上有一种冷艳的气质，而这种气质在中国影坛是特别缺乏的。

　　晶报：说到和您合作的朋友，冯小刚导演不能不提，你们之前合作过的《一地鸡毛》、《手机》都很受大家喜爱，现在您也开始拍电影了，以后还会不会再和冯导合作？

　　刘震云：跟冯导合作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因为他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冯导拍片子跟其他导演有非常大的区别，他的《甲方乙方》就开创了中国内地贺岁片的概念。另外，冯导原来也写过剧本，我觉得他对剧本的理解，对剧情结构的理解，对剧本细节的理解，都有非常独到的地方。我曾经和冯导一起结伴去汴梁，后来他去天津了，相信将来有一天我们还会结伴同行的，这回不去汴梁，我们一起去哈尔滨！

　　《我叫刘跃进》剧情

　　厨子刘跃进丢了一个包，包里装着他的全部财产。刘跃进找包时，又捡到一个包。这个包里的一个U盘，牵涉到另一生活圈的几条人命。犹如一只羊，在羊群里遇到点倒霉事，无意中闯到了狼群里。因为这只羊的到来，几头狼自杀了。

　　一类是他一说话你就笑，还有一类是他说话时你没笑，但是你一出门“扑哧”笑了，晚上回家洗洗睡的时候“扑哧”又笑了。我觉得第二次笑、第三次笑跟第一次笑有所不同，当面说话就笑的我觉得叫说笑话，而后来笑的则叫幽默。《我叫刘跃进》属于后一种电影。

　　——刘震云

　　作者:晶报记者刘忆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