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南京》导演陆川：拍南京题材让国人自省

　　只希望真实传播那段历史

　　新京报：筹备《南京！南京！》的过程一波三折，这其中最困难的事是什么？

　　陆川(blog)：说实话还是等待立项审查的那段时间，那时候同时有3个南京大屠杀题材要上，电影局对此有权衡这是正常的，我和剧组工作人员都在战战兢兢中等待。即使题材批准了，但投资方磨合、剧本修改都需要时间，这些所谓的一波三折对我来讲都很正常，年轻人的导演有电影可拍就是好事。

　　新京报：拍摄《南京！南京！》这样大场面的历史题材，是你有意在挑战难度，还是内心渴望拍这部电影？

　　陆川：确实是愿望，我最早想到要拍这个戏，是《可可西里》拍到2/3的时候，当时摄影曹郁听到我说还感到惊讶，没想到3年过去后我真的在拍。我挺相信命运的，我希望电影能最极致地展现人生。

　　新京报：南京大屠杀对于中国百姓来讲很熟悉，而且大家的看法也比较统一，这样你的创作空间似乎变小了？

　　陆川：我相信中国老百姓对那段历史有认识，但认识应该不全面，有些史料也刚被发掘出来，倾注到这个事情上的我们才能阅读到这些史料。另外《南京！南京！》着重对那段历史进行各方面的梳理，从起因、发展到最后惨剧的爆发。我拍这个题材重要的是让国人自省，屠杀是个现实，不要老抱怨别人打了我们，而不去反省为什么我们被打败了。

　　新京报：大屠杀中的暴力血腥镜头似乎不能避免，你怎么去处理？

　　陆川：作为导演我是直接表现，至于最后怎么放在电影里，进行怎样的剪辑我还在考虑，但拍摄时候必须用最真实的手法去表达。

　　新京报：目前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甚至仇日情绪在网络上都普遍存在，会不会担心《南京！南京！》上映后激发这些情绪？

　　陆川：民族主义和仇日情绪，有一种有理性，也有盲目的，后者当然需要警醒。我筹备这部电影并没考虑这些东西，考虑更多的是让国人甚至全世界对南京大屠杀多一些了解。世界范围来看，对于南京大屠杀只有张纯如系统地揭露出来的，唤起国际观众的注意。《可可西里》在40个国家放映，让我感受电影对传播文化的力量，我希望通过电影这个传媒，把1937年12月中旬在南京发生的那段事实传播到世界各地。

　　票房看重电影本身的质量

　　新京报：《可可西里》你就拍得很有纪录片的感觉，《南京！南京！》也宣布要拍成黑白片，是不是你比较偏爱纪实性的拍摄手法？

　　陆川：我觉得每部电影都需要真实，要么是情感的真实，要么是场景和人物的真实，我只想最大限度地逼近真实，至于是不是纪实范儿倒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在观影现场营造现实感。实现这个目的手段有很多，其实《可可西里》我们用的多是固定镜头，而真正的纪录片手持摄影用得比较多，因此现场真实感不一定要“手持肩抗”一路跟下来。我希望《南京！南京！》能拖着你，观影时不打瞌睡、不走神，做到这一点就非常好了。

　　新京报：拍成黑白片，会不会对票房和成本回收造成影响？

　　陆川：票房看重电影本身的质量。斯皮尔伯格拍了很多赚钱的电影后，非要说服投资人拍《辛德勒的名单》，投资人也抱着肯定赔钱的心态，没想到这部电影比谁都赚得多，而且给导演、制片公司在电影史上都奠定了很高的位置，斯皮尔伯格也承认这是他的巅峰。从这个角度讲，《辛德勒的名单》又是个成功的商业片，商业就等同于影响力。不能说黑白片就不是商业片，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拍一部有影响力的电影，逼近现实，逼迫自己感受所有的真实，我坚信中国观众是期待这部电影的，也是我非常期待的。

　　新京报：那《南京！南京！》也是固定镜头比较多？

　　陆川：这部电影恰恰用了很多手持，不是像一般意义上晃眼镜头，它带着一种人的感受，我经常开玩笑说摄影师曹郁是演员组的，因为他经常扛着摄影机走在演员中间“表演”，在需要的时候，要让摄影师像观众的眼睛一样去穿越那段灾难。

　　新京报：之前《南京大屠杀》已拍过电影，而且上半年美国人拍的纪录片《南京》也在影院上映过了，不怕观众抱怨你们重复或者比较吗？

　　陆川：历史确实是不会改变的，但戏说清朝的电视剧，每年都拍100多部，老百姓也不会感觉到太重复，每个创作者都有自己讲故事的方法和角度，应该说《南京》这个纪录片电影很不错，但就像4×100米接力跑一样，他们跑完了第1圈，剩下3圈就交给我们了。

　　演技不是选演员的首要标准

　　新京报：《南京！南京！》是一部历史题材的电影，但范伟还是小品形象深入人心，高圆圆(blog)、秦岚(blog)都属于靓丽的偶像型演员，他们的形象会否影响影片的凝重感？

　　陆川：他们是偶像演员吗？其实你和他们接触发现他们很平民，选择这几个演员重要的是他们很年轻，我在研究南京大屠杀史料时吃惊地发现，参与这场屠杀的日本兵是年轻人，绝大部分的受害者也是年轻人，因此这是个年轻人的电影。这部电影选演员的感觉最重要，演技倒是次要的。

　　新京报：另外一部南京大屠杀的电影《约翰·拉贝》对准的是个外国人，你的表现重点会在哪里？

　　陆川：约翰·拉贝是我非常尊敬的人，但作为中国创作者，绝对不能把南京大屠杀归结为一个外国人拯救了20万中国人。南京大屠杀中，那些穿越灾难走到生命尽头，或者活过来的人，他们的眼睛合起来构成了南京，另外屠杀实施者的人性如何步入黑暗扭曲，也是电影的重点。

　　我们一直在说日本人杀了我们30万人，很少有人在想我们是被什么样的国家给击败。70年前，日本的昌盛程度、对西方文化的借鉴、民主制度的改革、军队的建制和对战争的准备，比70年前的中国强大多了，当一个国家被打败的时候，屠杀和强奸是副产品，单纯站在弱者的角度去哭诉是没意义的，对方也不会听你的。我们要做的是反省，我们为什么会失败，我们今后有没有可能还会失败？

　　新京报：这次你选择很多日本演员，这个过程有过一些困难吗？

　　陆川：我们去日本好几趟，我自己去了一趟，见了60多个演员，但最后定的完全不是那60个人，我们希望能来的来不了，他们有顾虑，也受到一些威胁，也有制片公司和经纪公司不让来。我觉得能来的日本演员都是英雄，他们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有个演日本水兵的小孩，到中国第一天看了剧本后，给我写了封英语长信痛哭流涕，他说快崩溃了，他不能想象他的祖先做了这些事，但必须相信这是真的，他不知道自己怎么去演强奸妇女、怎么屠杀民众。当然日本演员特别专业，他们表演时的激情给中国演员很大刺激，让所有中国演员投入120%的精力来应对。 　采写/本报记者 杨林摄影/本报记者 郭延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