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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访谈:写小说是一门手艺 最新同伴刘跃进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2月07日11:19  成都日报

  中影集团吹响了“中国作家电影”的号角,曾创作电影《手机》的作家刘震云(blog)肩负着领头重任,由他编剧的电影《我叫刘跃进》(blog)作为今冬贺岁片,打出了“作家电影”第一炮。

  叙述:

  依照导演冯小刚的回忆,多年之前,王朔在颐和园第一次与刘震云见面。刘震云带来一个10集的电视剧剧本——《一地鸡毛》。

  刘走后,王朔一个下午都关在房间里看剧本,夕阳将下,王朔走进冯小刚的房间,把本子扔在桌上,幽幽地说了一句,“刘震云是当代小说家里,对我真正能够构成威胁的一位。”

  多年后,刘震云坐在记者面前听这个段子,笑得含蓄,他说,“如果王朔真这么说过,我愿意说,在用汉语写作的人当中,对我构成最大威胁的人是王朔。”

  这个青年时代写过《塔铺》《新兵连》《单位》《官场》《一地鸡毛》等中短篇的小说家,迈入中年后,拿出了《故乡相处流传》《故乡天下黄花》《故乡面和花朵》3部长篇。

  与影视圈的牵手,使他近些年来的身份更加复杂了一些,他和冯小刚、王朔,一度被称为影视圈“铁三角”,冯小刚也毫不讳言,“有两位‘爷’托着我,一个是王朔老师,另一个就是刘震云老师。我是从他们那里吸取营养,来完善我的电影。”

  与冯小刚合作推出了《一地鸡毛》《手机》之后,传说中的《温故一九四二》也将在明年年底正式开机。

  再度合作之前,两人为今年的贺岁档各自忙活,冯小刚拿出了《集结号》,刘震云则担纲制片人和编剧,年底推出电影《我叫刘跃进》,成为中影集团打造的“中国作家电影”的第一炮。

  写小说就是“一门手艺”

  对于刘震云的跨界,业界各有说法。“一个写小说的,没事儿老往影视圈扎,隔三岔五还在电影上露一小脸儿,别人就觉得你这人不踏实。”他笑呵呵地说,“客串个电影有什么呢?出席个活动,参加个新闻发布会又有什么呢?这就跟去菜市场买菜,小贩说,‘大哥,麻烦您给递个秤。’捎带手的事儿,怎么就掉了你的价儿了呢?”

  他很爱拿自己的农民出身说事儿,喜欢拿祖辈的乡野生活经验作为现实参照。

  “我生长在河南一个特别小的村庄,庄子叫老庄,这名字是我外祖父取的。这是一块盐碱地,维持生计的惟一办法就是熬盐,拿盐去换粮食。我外祖父不仅熬盐,还熬碱,他推着车去卖,吆喝‘老刘家的盐来了’,也吆喝‘老刘家的碱来了’,熬碱没耽误熬盐,熬盐没耽误熬碱。”

  他把写小说比作“一门手艺”,“一个人不看小说,不看电影,他死不了,别觉得这事儿有多大。”既是门手艺,则艺不压身,“你会打狗也会撵鸡、会吹笙又会敲梆子、会钉皮鞋,也会嘣爆米花,这都不是坏事。”

  短篇小说《塔铺》发表于1987年,这篇小说为他赢得了1987—1988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现在看,这个作品不见得写得有多么好。”它的真正价值,在于让他“第一次通过写作,找到了自己跟世界之间的各式各样的关系”。

  在此之前,他有相当长的痛苦期,“上世纪80年代,老一辈作家关心的事儿是改革,中国向何处去,人民的疾苦,历史的反思。”年轻人学着前辈去思考,一支笔沉重得提不起来,“我每天发愁怎么改革,怎么反思,怎么思考历史的出路,最后觉得要是文学这么写的话,对于我真是没有任何乐趣。”

  《塔铺》里他放弃了对这些大命题的追问,写了很多小时候刻在心里的感触和记忆,比如乡间暮色如何升起,比如乡间女子粗壮的身体和脸上细长的绒毛。

  小人物,大感觉

  打开自己与世界的认知通道之后,写作变得轻松愉快起来,《一地鸡毛》《官人》等作品喷薄而出,为他赢得了“新写实主义代表作家”的大帽子。

  1999年,他推出长篇力作——200万字的《故乡面和花朵》,这个大部头花了他8年时间。

  他对写作环境没有什么特别要求,很多作品都是在《农民日报》的办公室里写成的。

  自己写得愉快并不等于读者买账,《故乡面和花朵》推出后,曾有人戏言,全中国有耐力看完这部小说的人不会超过10个,真正能看懂的不会超过3个。

  朋友也说,“好好的写这些干嘛?就照着《一地鸡毛》的路子写下去!”

  “《故乡面和花朵》和我以前的作品非常不一样。过去的写作,像《一地鸡毛》等主要是现实世界打到心上,从心里的一面镜子折射出来的情感。过了30岁之后,我就特别向往一种非经验的广阔和深厚。”

  他笑起来,说也不是不想接着《一地鸡毛》,再写一篇《一地鸭毛》,“问题是我已经离开了写《一地鸡毛》的状态,往前走着走着,走到另外一条路上了。而读者的心态好像是去火车站接人,总想见到熟悉面孔,对陌生人有种本能的抗拒。”他说,自己是不在乎外界评价的,“我一路都是在非议中走过来的。”

  《一地鸡毛》刚发表的时候,有老作家当面批评,“你这是小说吗?小说能这么写吗?没有任何结构,没有任何冲突,也没有起承转合,这完全就是小林(小说主人公)一家的生活流水账。”

  “小人物,大感觉”,这是刘震云自己总结的作品的基调。《一地鸡毛》投拍前,刘震云找到冯小刚说,“我写的不是凡人小事。写的是凡人大事。”

  “虱子多了不怕咬,我被人说惯了,无所谓了。”采访那天他穿件中式黑袄,把手袖起来,说自己这些年生生从一个老实听话的农村孩子变得逆反了。

  最新同伴刘跃进

  30岁之后,刘震云说自己再没有了写作的焦灼和紧张感,与自己笔下的人物个个知心,写起来再不拧巴拘束。

  “我常拿结伴去汴梁打比方,也许本来就是亲人,在这个路口相遇了,‘大哥,哪里去?’原来都是去汴梁。吸烟说话,又投脾气,于是结伴而行。走着走着,更熟了,开始说些各自的烦恼和压在心底的话。到了汴梁,一个往东,一个往西,揖手而别。过了多少年,再相互想起,那人兴许磕着烟袋想,‘老刘也不知怎么样了?’”

  因为要写的恰是那个阶段的精神同路人,所以这故事讲起来就轻快,“如果整天憋着,我要写一个什么样的,肯定拧巴。”

  厨子“刘跃进”是他最新的同伴,“一个河南厨子,做胡辣汤和羊肉烩面。”当烩面厨子是他小时候的梦想,刘跃进这个名字则是从他表哥那儿挪用过来的。

  “刘跃进丢了个包,包里装着他的全部财产。刘跃进找包时,又捡到一只包,包里有一个U盘,牵涉到另一个生活圈的几条人命,故事由此开始。这厨子本来是一只羊,在羊群里遇到点倒霉事,无意中闯到狼群里;狼该吃羊啊,万没想到,因为这只羊的出现,几头狼自杀了。”

  他笑得狡黠,说这故事跟《手机》比更带劲儿,“手机是慢车,刘跃进是快车,还是D字头的。”

  对于自己的“刘氏幽默”,他极有信心,“只追求哄堂大笑不是喜剧,真正的喜剧存在于生活的涡流中,甚至蕴藏于悲剧中。影片《我叫刘跃进》表现的正是一个人要尽力掌控自己无法掌控的事物的尴尬状态。

  他颇自得地将自己归为幽默的第四阶段,“我说的时候你也没笑,出门也没笑,回家还没笑,过了好长时间,偶尔想起来,你脸上也还没笑,但是你心里笑了,叫会心一笑,就是这个。”

  对话:

    一只羊逼死了几头狼

  问(以下综合记者和网友提问):您把《我叫刘跃进》的剧情比喻为“一只羊逼死了几头狼”,为什么用“羊”和“狼”来比喻呢?

  刘震云(以下简称刘):这是一个比喻,《一地鸡毛》里面人物没有名字,就一个姓,就是老张,老李,姓张的在中国有几千万人,时间长了老张跟老张之间都差不多。接着我以男女为主题,更简单了,世界上就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到了刘跃进这里,世界上也只有两类人:一个是羊,一个是狼。当然这也不是我的创造,鲁迅先生也曾经概括过世界上有两种人:吃人的和被吃的。有的狼特别和蔼可亲,俗话就是“披着羊皮的狼”,但是世界上有的羊它又在装狼。比如单位看门的大爷,他确实是一个很善良的大爷,但是一个人进单位,进公司,他就装腔作势,这就是在装狼,所以还有一句话就是“装大爷的狼”。

  问:可以说羊和狼在这个问题是一个强烈的对比?

  刘:一个是对比,另外每个人身上他既是羊又是狼。有时候羊会向狼转化,狼也会向羊转化,更大的喜剧是什么呢?我们经常在身边看到有时候他转化了一半,这半张脸是狼,那半张脸是羊,这时候就会出现更多啼笑皆非的事情,这些事情每天我们在生活当中都会看见。

  中国的确缺少原创作品

  问:最近好莱坞的编剧闹罢工,因为抗议编剧作家的收入太低了,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刘:我觉得这肯定不合理。美国的编剧罢工肯定有他罢工的理由,肯定是因为自身的利益受到了侵占,我看主要是物质利益受到了侵占。确实在电影这个行业里边,编剧的收入跟他付出的劳动不成正比,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编剧对一个电影的原始作用应该是电影前进的方向,包括能够走多远,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不管是在欧洲还是在东亚还是在中国,编剧的收入确实不能跟明星相比,能拿到明星的1/10就不错了。我觉得本身这个事物是另一种拧巴。我更多的还是为别人来呼吁,我主要的任务不是编剧,而是作者。

  问:李安曾在一次访谈中说,中国缺少原创作品。准确说,中国缺少高质量的原创作品,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刘:李安的话说得很对,因为缺少原创。所有的导演都是因为喜欢电影才拍电影,但是作为一个好导演仅仅热爱电影是不够的,你还得热爱生活,要对生活有自己独特的发现、源头的发现,你看到的生活跟别人是不一样的。这种东西真正地考量一个导演,技术层面多数人都能达到,而独特的东西是少数人所拥有的。李安的作品有他的特点,很极至,比如像《卧虎藏龙》或者《色戒》,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艺术的人。

  写剧本把我的手写好了

  问:您在《农民日报》工作的时间长吗?什么时候成为自由作家的?

  刘:我现在关系还在《农民日报》,不在那里拿工资,但是档案一直放在那里,我现在还是挂名的编委呢。每年报社到下面去征订,他们拉我去充门面,当“三陪”,我都去的,大家关系处得很好。

  问:您写的是凡人俗事,本人也不像有些作家那样清高。

  刘:一般的清高的人都是专业作家,专业作家是拿工资的。那些清高的作家首先应该向我学习,我没有拿过纳税人一分钱,我是一个自由作者,我的钱来自稿费,并且稿费一到我就赶紧交税,我是自食其力的人。

  问:写作上您追求怎样的境界?

  刘:当一个人还在把事儿往深刻里说的时候,就证明他还没有达到深刻的阶段。真正达到深刻境界的人,就开始把话往家长里短说了。就好像一个人从来没有登过山顶,他肯定老是说这山顶有多么美妙,什么什么特别好看,咱俩啥时候去吧。但是真正登过山顶,站在山顶的人,他开始说山下的鸡鸣和炊烟了。

  问:在人们印象中,作家去写剧本,会把手“写坏”,您是怎么想的?

  刘:我怎么觉得我把手写好了呢?小说的节奏很犹豫,电影的态度很坚决。写小说的人写剧本,会给电影的结构、节奏、情节、细节带来深厚的动因;写过剧本的人再回头写小说,会给小说带来节奏和情节上的坚硬和爆发力。

  问:这一两年大家比较关注的作家,无论余华(blog)还是王朔,他们新的作品拿出来之后,好像跟大家的期待和想象都有差距,您怎么看?

  刘:这个困难摆在所有人面前,我想他们也做了很大的努力。所有朋友、读者就像到车站接人一样,都希望接到熟悉的朋友,对陌生人有一种本能的抗拒。但是对于写作者本人来讲,他总是希望下一个自己跟上一个自己是不一样的。如果一再重复,你对写作慢慢会失去乐趣。本版稿件综合《南方人物周刊》、新华网嘉宾访谈等

  人物:

  刘震云,著名作家。1958年5月生于河南省延津县。1973年至1978年服兵役。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到《农民日报》工作。1988年至199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读研究生。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市青联委员、一级作家。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有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故乡面和花朵》等,中短篇小说《一地鸡毛》《手机》等。作品多次获奖并被改编成影视剧。徐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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