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山》导演李杨：与管理部门从对立变成对话

　　从《盲井》到《盲山》，两部影片内容与命运的微妙转变，丈量出几年间现实题材的电影在中国走了多远

　　仅拍过两部低成本电影，第一部无缘国内公映，第二部近日刚进入部分院线。导演李杨，在许多观众中的知名度却不亚于目前国内的一线导演。

　　4年前，李杨处女作《盲井》横扫世界30多个大小奖项，热得烫手；“回家”时却遭遇冰封，且本人受禁3年。反差的际遇却成就《盲井》成为中国迄今最流行的地下电影，李杨也因此被贴上“批判现实主义导演”的标签。

　　新作《盲山》依然“现实”，所不同是终见天日。从《盲井》到《盲山》，两部影片内容与命运的微妙转变，丈量出几年间现实题材的电影在中国走了多远，也映射了这位怀揣理想主义的海归导演的“现实化”历程。

　　“违法”导演的“现实”突围

　　2001年，李杨开始创作人生的第一部电影。影片改编自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刘庆邦的小说《神木》。2003年2月柏林电影节上，《盲井》力挫张艺谋的《英雄》，收获“最佳艺术贡献银熊奖”。影片拍摄条件的艰辛、资金窘迫等酸楚，被其后狂揽一连串世界级大小奖项的狂喜所取代。

　　可是，很快，一片成名的李杨高兴不起来了。回来之后，得知影片已经被禁。相关部门领导的态度是，这是一部“非法”电影。违反的是国家广电总局下发的《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电影片管理规定》。规定说，“未经备案的电影剧本(梗概)不得拍摄……”——中国电影在拍摄前如果没有报备，并拿到“拍摄许可证”，就像新生婴儿没有户口。

　　李杨也不是完全不知深浅。回北京后，在回答当时《北京娱乐信报》记者的采访中，他表示“下个月便会和电影局商讨《盲井》在国内公映的可能。由于该片由海外投资，所以并非代表中国在柏林参赛……即使在一些细节上做出修改也可以接受。为此我在拍摄之初准备了四个结局。”

　　可结果依然是无果。《盲井》至今无缘公映，李杨被禁拍3年。

　　他形容自己像“斗私批修”年代跑到街上卖鸡蛋的农民，农民被没收了鸡蛋、罚款甚至被抓起来，“但那是农民错了吗？”“改革开放以后，政策又变成鼓励大家多养鸡多卖蛋了。”

　　李扬坚持自己的想法，盗版影碟《盲井》也持续在民间蔓延。看过的人都被电影中放大的粗砺的社会现实、人性之劣惊到。矿难，当时甚至还极少出现在新闻报道中。《盲井》却以仿纪录片的形式，展现国内非法煤窑罔顾矿工安全、草菅人命，欺上骗下的现实；更讲述了两个同样被矿主盘剥的矿工，利用矿主赔偿受难家属以隐瞒矿难的机会，做起私吞赔偿金的“生意”以及其间他们的私心与良心的挣扎……

　　影片还不乏直剌剌的民工召妓画面，更让矿主赤裸裸地说出“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的现实——“现实”电影的力量，给观众带来几许振奋，几多担忧。

　　3年后，李杨开始筹拍他第二部影片。

　　第二部电影依然来源于现实。他说早在九几年从德国回国时，就震惊于“拐卖妇女”的报道。之后这个故事一直留在脑海里挥之不去。分析之后，他做出了取舍的判断，“这个题材，报纸、电视广播都说了，我想应该是‘安全’的吧。”

　　越深入实地调查，收集故事的真实背景和素材，李杨越激愤于所了解到的真实：现在在中国，我们会治罪拐卖妇女的人贩子，可是买人的人、那些帮凶，他们有罪吗？他对女的实行强奸，有罪吗？——法律上有这些规定吗？只要当事人觉得这种“恶”不会被惩罚，他的“恶”就会泛滥。如果这些没有解决，买方市场永远存在。

　　电影拍完后最终被定名为《盲山》，在名字和风格上，都是第一部《盲井》的延续。

　　角色的定位也和《盲井》一样，除了主人公，其他人在电影中都是“恶”的，他们自私、贪婪、狭隘而且麻木，他们可怜，却更可“恨”。

　　李杨这样解释突出“人之恶”的出发点，“我是描述人性的恶、贪婪，大家都认为(在社会中)这些品行是正常的。可这种漠视，我觉得是不正常的。”他说，人人都有丑陋的一面，在某种情况下还会把这种丑陋发挥到极致。我希望批判这种丑陋，所以我要让他表现出来、暴露出来。结果很多人说看了这些事、这些人就觉得恶心。

　　显然，许多人还不习惯直面这种真实。被放到阳光下的“现实”显示出更加大的力量。公映后的电影，遭遇了《盲井》没有碰到过的“反击”：许多人在网上留言说它“给中国抹黑”，“丑化了中国农民”，还恶狠狠地说“去死吧”。

　　导演自嘲说自己这是“花钱找抽”。他说“但这并不等于我错了”。电影的所有细节情节全部取自真实的素材，“我不认为这是‘给中国抹黑’，这个黑就在那，我只不过把它放大、说出来了”。

　　为了获得“真实”，李杨数月辗转在人贩子、买家、被卖当事人之间；他在随时要跳出的愤怒和需要不动声色了解事实的情绪之间不断挣扎，而愤怒总是不得不妥协于理智。

　　同样，为了公开上映，他也清楚并接受了，电影需要做些“妥协”。“很多人说《盲山》比《盲井》温和了，被‘和谐’了，没有那么震撼。可能《盲井》的力度有10分，《盲山》只有2分，但我觉得能上映是最重要的。”

　　理想主义者的现实化进程

　　“《盲山》，这样的电影，现在能跟观众见面，还是有赖于(管理部门官员)他们更开放的思想，观念的转变。”李杨说，“这两年，(环境)已经比以前好。”

　　他也许忽略了，这4年中，同时改变的，还有他一介书生的单纯理想主义。

　　李杨2000年才介入中国电影圈，那年他41岁。之前14年，他在德国求学和生活。他说自己的性格从小就很理想主义。高中毕业后，他先是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做话剧演员，因为不满舞台上那些“高大全”的角色，26岁时考入北京广播学院导演系；两年后，为了追随将赴德国的女友，他权衡德国学电影的环境和费用后，退了学跑到德国，从语言学起。在辗转两个大学的艺术系之后，终于考上一心想去的科隆电影电视艺术学院导演系，并拿到学习生涯惟一的学位。毕业时，他已经在德国当了8年留学生。

　　所以，尽管求学不止，尽管期间每年回国，尽管已年届不惑，在他义无反顾冲进电影理想国时，李杨的电影经验几乎“一穷二白”(仅在2000年，黄建新拍摄《谁说我不在乎》时担任过副导演)。

　　一回到中国，他就把眼睛投向与自己实际生活状况完全相反的中国民工群体的底层，很多人不解。其实这正是十几年欧洲文化背景下生活的影响：“14年在欧洲，国外的生活比较和谐，民主化程度比较高。我也做过记者，对社会比较关注，可能是刚从国外回来(的反差)，所以这些(罪恶)给我非常触目惊心的感觉。”

　　他说这还和性格有关，“从小觉得别人做得不对的地方，我就会说，未必说得对，但是要说。”

　　2002年，他开始改编小说《神木》作为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剧本。因为不了解矿工和煤窑实际状况，他花了4个月，跑到宁夏、河南、山西、陕西、河北等地的20多个煤窑实地了解，跟随矿工深入矿井底部，全片也是在矿井底下实景拍摄。

　　理想化的电影追求，使电影获奖无数(2003年，《盲井》还被法国的专业电影杂志，选为该年世界10部最佳影片第二名)。理想也使演员饱受矿洞坍塌的威胁，大家总感觉拍摄过程是在赌命，甚至使非职业演员出身的女主角中途不辞而别……最终还让电影无缘国内公映。

　　今日李杨已闭口不谈当年与管理部门就《盲井》的纠缠，他只说，当时是有机会改变《盲井》的命运，“但是我没有妥协。再说改片子是要花钱的，我也没有钱。”那时他跟相关部门的解释很简单，“我不清楚，不了解情况。”

　　到了《盲山》，相隔4年，导演的水性好了很多。他已经很清楚，“剧本要先审查通过，然后才能去拍；拍完再审查，他觉得哪里不合适，要剪掉。”

　　“当时我们是对立的状态，现在是对话的状态。大家需要对话，可能是对某种东西认识不一样。”他也已经能释然那段莫名的禁期，“好在它不是无期，3年还可以熬。”(《盲井》在海外的发行早已收回投资，这也是他能不急的原因之一)

　　他也开始有“艺术家”的风范，面对采访，他总愿意把对事实的陈述转变成玄妙的人生哲理，和对道德的追问，并以“你明白吧？”来加强这个表达的力度。

　　如何将创作的冲动纳入现实的轨道，这也许是“好学生”李杨在这4年学到最多的。

　　去参评各大电影节奖项的《盲山》，结尾和公开放映的完全不同，和《色·戒》一样，《盲山》在海外和内地上映的，是两个不同的剪接版本。

　　《盲山》在北京首映那天，冯小刚、顾长卫、崔永元，甚至窦唯、崔健等朋友都到场为这个“新人”捧场。现场李杨显得有点激动，他说因为有他们在，他感觉到不孤独。受到了鼓舞的导演还相信，中国电影的环境在不断变，就像《盲井》的命运。“现在《盲井》还是有希望从地下走到地上的。我充满希望——中国开放思想的官员会越来越多。”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本刊记者/丁尘馨(文) 甄宏戈(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