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观察经济生活的洪流成为我的重点(图)

贾樟柯

　　(本报记者 跋列兰) 在去贾樟柯的公司“西河星汇”的路上，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古怪的联想，觉得他有点像我最近接触到的“无国界医生”。“无国界医生”是从红十字会中决裂出来的组织，同为救死扶伤的NGO，他们的区别在于红十字会恪守职业准则，只管救人，不论是非，在国际政治生活中严守“沉默”原则。而“无国界医生”却要边做边说——疗伤救病的同时，经常发表倡言，批评国际社会中的黑暗现象，有分明的立场，而这一切却不影响他们在第一时间穿行在救死扶伤的前线。

　　我怎么会有这样奇怪的联想?当贾樟柯温和的坐下，点上一根烟，开始叙说他在2007年所拍的短片，我却依然为我这个有些不搭调的联想所困扰。毫无疑问，我显然觉得这个70年代出生的导演，某些行为模式和“无国界医生”有些相似——他也强调专业性，强调独立和超然，但是这并没有带来他的麻木和沉默不言，他始终在对当今的各类人群的生存状态发言，表明看法和立场。否则我们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他获得国际声誉后，没有借此契机纵身一跃，进入权力话语体系，却始终以一种“螳臂当车”的对抗者姿态出现。联想到他在2006年以《三峡好人》对抗令人炫目的黄金满地，我们就可以看到和完全专注艺术创作的导演的区别在于，他始终坚守自己的文化立场，并且发声。

　　也许人们会认为从《小武》开始，贾樟柯就有很鲜明的民生态度，但是我觉得不能够把一个导演在电影中亲近民生等同于他的社会态度和文化理念。在第四代导演早期的电影中，黄土与农民也是主体元素，甚或一种深刻的《活着》的态度，都曾经出现在他们的创作中。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进入权力话语体系，不妨碍中国的电影在每年都笼罩在对于大片的期待之中，而导演对自己作品之外的社会生活基本不发表态度，即便他们或者知之甚深了解本质。

　　也许从单纯的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说，他们也不需要发声。但是将创作者和知识分子的概念割裂是危险的，什么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常言谓之社会的良心，良心都沉睡了，在消费主义的狂潮下瑟缩了，在这个时候就需要发声，不管声音的大小，有用与否，所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贾樟柯在这个意义上和他的年龄相称，保持着青年人的赤子情怀。

　　客观而论，在面对整个经济生活的洪流之时，人们的文化生活被挤压得所剩无几，在这个时候保持清醒和发出批判声音的，更应当是评论界和学者责任，如果一个艺术家承担起了艺术批评的责任，对他自己而言当然是意识与创作并重，但不啻是批评界的一种悲哀，假如艺术创作的前线在身体力行，那么那些应该发声的人们，理应对自己在经济洪流下的悄然无声感到羞愧。

　　贾樟柯的声音，其实是一种温和理性的声音。这也是我们感到珍贵的地方，王安忆曾经说过，在这个嘈杂的世界，必须要叫得怪一点才会有人听见。因此如果我们听到一种尖锐激烈的对消费时代的批评，这倒也没有什么奇怪，关键在于，我们在一个电影导演那里听到一种温和通达的观念，以至于这种观念能对当下文化生活的建设起到帮助，这并不多见。思想的重要不在于是否离经叛道，而在于一种真正的洞察和建设性。

　　观察经济生活成为我的一个重点

　　——2007年和几部短片

　　Q：感觉在《三峡好人》之后，你沉默了一段时间，关于你的创作，我们一般都只听到《无用》的参展和获奖。

　　A：在2007年我主要是拍了几个短片，做了三件事情，一个是拍了《我们的十年》，还有《无用》(注：《无用》片长81分钟，不归入短片中)，以及为深圳建筑双年展所拍摄的《城市再生》。这几部影片都跟今天的经济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的十年》大概八分钟左右，讨论沟通的困难，借此来观察当代中国人的生活。

　　Q：也就是在今年的创作生活中，非常关注经济生活对人们生存状态的影响?

　　A：是的，在现在经济生活已经成为人们最重要的生活，个人、时间、空间都围绕经济收入而来，观察经济生活成为我的一个重点。其实我从《东》开始，就开始关注当代艺术的经济活动。

　　Q：《东》通过画家刘小东的创作来揭示一些经济链条的关联?

　　A：是的。很多年前，我学画画的时候，就喜欢刘小东的画，年轻人的生活进入到了他的油画。比如他那幅《心乱的男孩》，凡是读过大学的人都会非常有感觉，一个男孩子头发乱糟糟的，坐在宿舍的床边，用诗意传达了瞬间。刘小东后来在商业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作品被拍出2400万，我感到这里面有和中国经济生活相关的东西。

　　Q：《无用》也是基于对中国当下经济生活的审视?

　　A：在网络密集、快速的经济活动中，马可的服装却采取完全的手工制作，在巴黎时装周上做特殊的呈现。在活跃的经济生活中，人们的判断标准发生很大的变化，一切都被量化，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东西往往被视作无用。而对于这种东西的反思，反而出现在一个如此功利的行业(服装业)，直接体现了中国现实的丰富性。

　　Q：你在《无用》中试图呈现出生产与生产之间的关联?

　　A：我们观察到同一条经济链条上完全不同的劳动方式。在珠三角的服装厂，我们看到流水线上的工人，完全是一种密集型劳动，而中小城市的成衣店多半已经消失不见，现在的裁缝店非常凋敝，除了定制一些高级的服装如旗袍之外，多半都是改短裤长等缝补的活，衰落得很快。经济的发展带来的阶层和地域的分化非常厉害，同时带来各群落的冷漠，互相的感知被遮蔽。这时候文化的作用就出现了，文化的作用就是解除这种遮蔽，人们只有在意识到彼此有关系的时候，才可能有爱。

　　Q：《城市再生》这个主题，是否也有对联系的揭示?

　　A：在城市再生中，我表达三个观点，第一就是建筑的功能，建筑功能发挥到最大的时候，就是它的盛年，它像人一样是有生命的，比如以前我们的工人俱乐部，曾经它是非常热闹的，从现在都可以看出，无论是四墙的砌砖，还是顶上的水晶灯，都在提示人们它有过盛年，但是现在它被空置了。第二就是体现被拆除被遗落的建筑。第三就是建筑的再生，讨论改变的可能性的存在。于是在整个一年当中，我都是在经济和文化的关系中兜转。

　　为什么要削峰为谷呢?

　　——谈现阶段文化生活的的良性维护

　　Q：对当代经济活动进行审视和反思的过程中，你最关注的是什么问题?

　　A：我感觉时尚与权力的共谋关系非常有趣。最近这几年，“时尚”成为中国使用率最高的词汇，人们对于品牌的追捧，其实是在消费它们的国际知名度和价格，并非欣赏一种设计。这种消费的狂热背后标志着在中国财富成为衡量一个人社会价值最重要，甚至唯一的指标。目前经济生活几乎成为中国人唯一的生活内容，其余的尤其是文化生活基本被忽略不计。而在这方面的反省，我们的整个文化显得非常力不从心。

　　Q：在消费主义时代，你进行这些思考是否有相当大的阻力?

　　A：阻力非常大，其实现在的问题并不只是国内有，国外也是同样的状况，精英思考被消费主义取代，是普遍现象，消费文化的核心是“满足我”，电影变成了服务业，假如不将电影视作服务业，你就不必幻想服务业的利润。这是严肃思想的共同处境，知识被边缘化了。

　　Q：而且从趋势上来看，这种情况是否很难改变?

　　A：是的，从技术上来说尤其如此。目前电影本身在发生变化，电影以前是一个聚众的活动，大家一起去影院观影，可以形成共识，而现在日渐变成一个分众的活动，比如家庭影院的盛行。共识就更难形成了。

　　Q：坚持严肃思考也有其资源问题?

　　A：关于资源的问题，我感觉现在的公共资源的分配，比方体现在媒体资源的分配上，和十年前比较起来，差距非常悬殊，当时我拍《小武》，没有宣传，会自觉有很多媒体来报道，完全是基于兴趣和发现，而现在年轻的导演得不到这些，他们被忽略得非常严重。

　　Q：这是不是一个信息芜杂导致被覆盖的问题?

　　A：有可能，但也是一个判断力的问题，人们是根据自己的判断力，来选择他们需要的东西的。而判断力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公共资源的对判断力的塑造是非常重要的。而目前的公共资源被垄断的现象很严重，年轻的导演得不到足够的机会。

　　Q：但实际上会不会由于技术趋势带来的“分众”这种情况，共识难以形成，反而提供了不同层面和空间让年轻导演去实现自己?

　　A：但目前的问题在于新媒体的公信力不够，材质、器材产生的差异在海内外是不一样的，比如说DV，DV产品无法进入国内院线，这其实是一种屏蔽，显然人们不大希望电影很容易拍，容易拍，权力就会失控。这里就可以回到一个老问题，有人说我反对商业电影，其实我从未反对过，只是反对这之后的权力结构。就像我从不回避经济活动，反对的姿态是没有用的，这是无法逆转的大趋势。

　　Q：怎样理解这种趋势和你所从事的文化活动之间的关联?

　　A： 每个阶段，人们都会面临专心要处理的问题。中国过去财富极端匮乏，导致目前经济活动压倒一切，这是一种必然，持续的文化活动会在经济的迅速发展中被忽略，也是短期之内无法避免的事情，徒劳地表示反对没有意义。但这并不代表反思就不应该存在。对这个全球性的问题，看你顺应与否，如果不顺应的话，也会有一种本能背叛的快感。

　　Q：如果你觉得有些东西的趋势是不可更改的，那么努力有何意义?

　　A：其实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良性的维护：不要等到文化被完全破坏了以后，才想到从头再建。为什么要削峰为谷呢?为什么不形成一种良性的维护呢?现在人们为什么热衷于经济活动，说到底是过去财富太过匮乏了，而如果在目前经济活动中完全忽略文化活动的建设，等到被破坏完了以后，才又突然重新建设，这不是很没有必要吗?目前文化生活被挤压得所剩无几，人们一定意义上把娱乐生活等同于文化生活。难道任由经济生活席卷一切，到最后文化生活匮乏到极点的时候，又从头来过?我们不应从头来过，我们为什么不好好的维护?它目前不是主体并不重要，关键是有些事情必须有人在做，有些电影必须有人在拍。

　　Q：也就是承认一种趋势的必然，就不放弃相应的反思和另一种层面的建设?

　　A：是的，比如目前文化自信心在年轻一代中逐渐衰落，中文文字的使用能力下滑得非常厉害，于是就想用文字规范来挽回，这是没有用的，不能排斥新的词汇，关键在于应该培养起人们对汉语的感受能力，让他们现在体察使用文字的欲望，体会文字的美感。其实阅读生活就是文化生活的一个缩影，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和对策都应当是类似的，徒劳的反对姿态是没有意义的，关键在于要重新呼唤起人们回到文化生活的美学冲动。

　　Q：总结下就是你希望在经济洪流下，文化建设要有一种良性的维系，它是对未来的资源，使将来不至于面临空泛无物，不至于从头来过?

　　A：对，对于我而言，只要还有这类电影在拍，其余则不在期待范围之内。

　　“熟悉的陌生人”

　　——中国电影产业全球化的问题

　　Q：请谈谈中国电影产业全球化的问题。

　　A：华语片在国际上日渐受到重视，电影输出到了70多个国家，包括印度和不丹，在06年法国有三十万人观看中国电影，是中国电影在法国公演最多的一年，有十几部，以前最多5部。据《朝日新闻》，《三峡好人》、《吴清源》、《孔雀》都在日本上片。

　　Q：为什么现在全球会对中国电影感兴趣?

　　A：这和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很大关系，中国对于全世界来说，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电影是表达民族情感最方便的渠道，全球都需要接收中国的信息。但人们不要看被化妆的人，目前了解中国的兴趣和能提供有影响力的作品之间有很大落差。这么巨大的经济体，文化上却显得弱势。官方的输出是很多，但是这种输出的真实性、艺术性不足以让当地人群所认同。

　　Q：目前在全球的发行体系中，中国电影处在一个什么位置?

　　A(摇头)：从发行体系来看，在全球的发行体系对于中国电影的兴趣，仍然建立在对这个国家的兴趣上。不像法国，全世界都需要从法国电影中寻找营养，形成了精神资源的持续供给。中国目前哪怕是持续提供娱乐都不够，唯一能提供娱乐的是武侠这个类型，喜剧片则完全输出不了。

　　Q：关于本土文化元素的表达你怎么看待?

　　A：希望电影能被全球分享本身就是比较偏颇的想法。会招致寻找所谓元素，想当然的从电影到电影，做本土经验的描述。有时候对于中西沟通不要有徒劳的揣摩，过度的揣摩，导致的深入感和自信感是不一样的。以前过于强调中西的差异，几乎“妖魔化”，甚至在某些电影剧本的讨论过程中，首先会考虑从中文翻译成外文的对应性，实在没有必要。人类本质是极其相似的，比如人际关系，全世界都是近似的人际关系。确实也在一些认识上存在障碍：比如民办教师，这种特殊经济政治的产物，可能理解起来就比较困难，但户籍制度，全世界都有类似的东西，理解起来就相对容易。不要过多强调中西认识的差异性。

　　Q：关于中国元素的表达，是否有其阶段性?

　　A：早年的《黄土地》《红高粱》有很夸大的视觉部分，以此带动对中国元素的理解;而《香魂女》、《本命年》已经沟通到一个相对深度部分;再到《小武》，这是一个逐步奠基并打开大门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