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晨报专访贾樟柯：成都和我不需要金棕榈

　　晨报记者(以下简称记)：为什么会选择在成都拍摄《二十四城记》？

　　贾樟柯(以下简称贾)：选择成都是偶然的。我想拍这个片子是2000年，当时写了剧本叫《工厂的大门》。一直没有开拍，是觉得剧本有问题，原来描写的是一对下岗夫妇，焦点集中在社会问题上，美学层面无法展示。过去两年我一直在全国各地找工厂，去了很多地方，决定在成都拍是因为找到了成都一家著名的军工企业420厂。420厂有3万职工、10万家属，但这还不是最吸引我的，我去过很多工厂都是这样，它的特别在于被一个地产公司购买了，10万人一年时间要搬迁，马上要建一个新楼盘，我一下子就兴奋了，国营工厂要变成一个楼盘，这块土地上将改天换地，它可以言说的东西太多了，我立马就把原来的剧本废掉了。

　　记：据说你走访了很多420厂的人？

　　贾：和以前拍片的习惯一样，这次我也是以纪录片方式进入。其实1958年以来到当代工厂的记忆，我也是模糊的，也特别想了解，于是从纪录片开始，了解一个个的个体。采访的人越来越多，我意识到虚构是必须的，因为他们的故事给我很多想象，而想象正是对事实的补充。

　　记：影片中除了4个真实人物的采访，吕丽萍等4个演员扮演的角色都是虚构的？

　　贾：这4个人物来源都不一样，吕丽萍是420厂发生的真实故事，一个母亲随军工厂转移的时候，在奉节丢失了自己的孩子；陈冲演的小花是1978、1979年进厂的很多女职工的回忆拼接；陈建斌则代表了那个年代的男性工人；最后，赵涛的部分是完全的虚构，我没有采访太多年轻层面的人，因为离我们的生活很近，可以想象，所以这部分是虚构的。

　　成都人的命运是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记：虽然选择成都是偶然，但这8个人代表的成都，能否代表整个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贾：我很喜欢成都，整个城市非常安静，节奏非常缓慢。它保留了很多中国人与世无争、自得其乐的传统节奏，不管你收入差距有多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快乐，成都人讲究安逸，这是他们的一个奋斗目标，特别好，特别享受生活。有时候，就算是安逸的生活会被各种原因改变，但是他们始终能乐观地面对，我觉得这一点挺感动人。成都当然也有贫富差异，也有不同收入人群的矛盾，但每个收入的人群都很平静，都能找到快乐，这种生活方式很中国。中国可能有的城市物质欲望比较大一些，不能说成都没有欲望，但是它的处理方法比较好，他们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记：所以片中成都人的命运虽然各不同，但都保持某种积极的情绪？

　　贾：我觉得整个中国都是这样，比如我们面对地震，尽管很艰难，但我始终觉得中国人还是有能力往前走，这个是一个大的意识和精神，我会放在电影里面。很多人误解我，觉得我拍的影片对中国的未来很悲观，其实我一点也不悲观，我对中国的未来一点怀疑也没有。《二十四城记》思考内容跟中国的历史是结合在一起的，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变，延续了一百多年来国人的希望———让中国变成现代化的国家。我们尝试很多道路、选择了很多办法，中国人一百年来一直没有放弃改变生活的希望。

　　50年的日常词汇不是给老外看的

　　记：电影中出现了三线建设、下岗再就业等我们曾比较回避的内容。

　　贾：我希望观众看了影片后，能对历史释怀。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学会轻松面对历史，轻松和面对都很重要，我们不应该回避历史，也不要很紧张地面对，用一种豁达的心态，很多现实的结才能解开。现在来看，我们的纠结还很多，是因为整个民族面对历史还有些紧张，不过随着中国的发展，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和底气去豁达地看待历史。

　　记：你所说的豁达怎样才可以做到呢？

　　贾：我是想把一个比较理性的历史观带给观众，比如说，过去的计划经济，也是改变国家，想让人民生活得更好的一种尝试，这个尝试非常乌托邦，但也非常美好；同样，市场经济也是想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如果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你就会变得豁达。我们采访了很多人，电影中有很多这个城市集体记忆的细节，我在处理他们的时候没有做过取舍，是自然地进入，记忆里有很多类似的细节是全体中国人共同的时代密码，比如说《血疑》、比如“小花”、比如“停薪留职”，中国人过去50年的日常词汇里面有大量的历史信息，这些都是属于整个民族的珍贵记忆。

　　记：你的影片一直被海外媒体称为是中国当代现实生活的浮世绘，可是影片几乎全部依赖语言，还有那么多有特殊意义的词汇，外国观众怎么能理解？

　　贾：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过海外观众的问题，他们接受这部电影的比例可能只有60%，如果不了解中国，肯定无法理解影片。这部电影我是很有诚意地拍给中国观众的，每一个经历过那个时间段的人，都能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记忆，所以就这部电影而言，成都和我都不需要戛纳的肯定，这部电影我是献给所有中国观众的。 晨报记者阎云飞戛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