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群书《千钧一发》拍摄感悟 意在记录真实(图)

高群书在片场

　　2006年，身为中国警匪剧领军人物之一的高群书(blog)，从电视领域转战大银幕，借助一部《东京审判》完成了华丽的转身，一时之间成为中国电影界的风云人物。如今，他又一次出手了，其呕心沥血的大作《千钧。一发》即将上映，势必将带给影迷强烈的震撼。

　　如果说《东京审判》是历史浑厚交响乐的话，那么《千钧。一发》就是平民的深情咏叹调。尽管这两部作品所设置的背景不同，所表现人物的身份也是天壤之别，但它们都是为英雄做的史诗。而导演出这两部佳作的高群书，究竟有着怎样的电影思考和人文情怀？且听他解读自己的新晋之作《千钧。一发》！

　　1.《千钧。一发》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而成。您是如何关注到这样一个故事、并决定改编成电影的？

　　高：自第五代导演始，至第六代，中国电影开始走向边缘化和去崇高化。正常人的正常生活，普通人的普通情感，被看成很不电影，或者说，很不电影节。这些人，被我们的艺术家们，“趾高气扬”地忽视了。中国电影走向商业炫目和电影节所倡导的别扭。对于票房或者说观众认同，艺术片导演说，这和我无关，我只想表达，票房问题请问投资人。大片导演说，我有银子，我用白花花的银子晃瞎你的眼。最后，观众没被晃瞎，并且眼睛更亮了。

　　中国电影由此走上了某种歧路。票房也成了电影的畏途。

　　其实这是不正常的，电影为票房计，一个硬指标就是观众的认同，抛开体制和从业人员的素质问题对电影票房的耗散，票房应该基本上代表着对一个电影的认同程度，哪怕只是技术的认同和宣传的认同。

　　2006年夏天，小津安二郎电影和德国莱茨的《故乡》三部曲使我对电影有了另外的认识，不管是小津安二郎对战后日本平民生活的静穆描摹，还是莱茨对德国乡村一家人几十年的命运追叙，均波澜不惊、情意绵绵、悲天悯人、意境辽阔。

　　小津和莱茨的电影主人公都是正常人、底层人。和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他们浮沉于时代嬗变、世风跌宕、国家命运的反复，但总能在波涛中顽强地昂起头，艰难爬上岸，继续无奈平和的生存。他们不是时代和政治风云的呐喊者和拨弄者，而不过是在被拨弄和左右。他们不自主，但他们卑微而顽强。

　　就世界范围而言，这才是支撑人类得以延续的主要力量，是金字塔的底座，是英雄傲立滩头的背景，也是中国电影自80年代以来的稀缺内容。

　　他们不异常、不边缘、不炫目，也就不商业或者不艺术。但我分明看到了他们的热泪和祈望，这些人就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兄弟。我应该用我已经拥有的权利——影像，来纪录下他们的一切，悲伤和喜悦、无辜和无奈、平和和愤怒、时代的影响、具体的困惑、微尘一样的生命印迹、虫一样的生命蠕动。

　　因此也就萌发了拍摄《你：1930—2030》系列电影的企图。

　　《千钧。一发》真实事件中的于尚清就是这些成亿中国底层人的一个。

　　真实是一种自然现象，真诚是态度和情怀。在充满虚假的环境压迫下，我们最好的做法就是选择真实事件和真实人物。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再好的编剧也编不过生活。对于《千钧。一发》来说，我们只是记录者，影片80%都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