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卫“绑架”陈丹青 二人联手登坛“作法”

王家卫：著名电影人，生于上海，5岁移居香港。

陈丹青：著名画家，1982年移居纽约，2000年回国，曾任清华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右）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首设主席论坛，而且还需要评委会主席亲自登坛“作法”，王家卫称是到上海以后才知道的。尽管时间仓促，但昨天下午举行的主席论坛，王家卫和被“绑架”来的陈丹青对话中不断碰撞出火花，两大高手自由交锋。

　　“王家卫对电影很专制”

　　王家卫：丹青是大师，我不是大师。今年来参加电影节，听说有一个主席论坛，我不是很擅长理论这个东西，怎么完成它，就想到了陈丹青。非常高兴他从北京飞来，在我认识的人中，丹青的讲话是非常到位的，所以我跟他说今天主要是他讲我听。(把“皮球”踢给陈丹青)

　　陈丹青：6年前认识他，大概半夜1点多钟的样子，他说要接见我。非常高兴他这次又接见我，后来我才知道是被“绑架”了。这里不能抽烟，一不抽烟，我的智商就会低很多。我不要脸，房地产界要我去讲，我去讲；教育界要我去讲，我也去说。这次再不要脸一回。

　　上海是中国电影诞生的地方，上海电影史就是中国电影史。特别奇怪，上海电影一上来没几年就特别成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七十二家房客》、1949年有《太太万岁》，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放《可怜天下父母心》时，香港电影也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了。纽约属于美国，东京属于日本，香港就属于香港，它是被隔离开的。我们都还没有准备好，忽然王家卫就出现了。

　　王家卫：拍《东邪西毒》时没有很多钱，在榆林有窑洞、沙漠，可以就地取材，差不多在那里拍了1年。那时交通很不方便，从香港飞到西安，再到榆林，差不多要一个星期。我就想，中间再拍一部吧，就回到了最熟悉的九龙尖沙咀。那里有个地方很危险，从小我妈就不让我去，我就利用这个时间去看一看。《重庆森林》讲香港的日与夜，我是有了这个空间才去想这个故事。

　　陈丹青：也就是因为这两部电影(《东邪西毒》、《重庆森林》)，我才开始注意戛纳电影节。看到你去戛纳领奖，我一看这不就是一个流氓嘛！我去写生的时候也戴过很小的墨镜，戴上以后发现色彩偏差很多。他还有部电影叫《春光乍泄》，一上来就是两个人在床上，但还是很精心地在经营画面，当时有报道说香港出现了很成熟的都市电影。他对电影很专制。他不代表香港，他只代表王家卫。

　　“家卫的电影可代表香港”

　　陈丹青：再回头来看内地的电影。改革开放以后，第五代出现了，差不多笼罩了中国电影二十年。第五代跟我是同代人，陈凯歌、李少红他们一拨都是才子，也有人有流氓气，他们的美学跟我是一样的。我看第五代不觉得新鲜。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内地空前繁荣的时候……(暂停，转向王家卫)我讲得对吗？

　　王家卫：你继续！

　　陈丹青：一个很绅士的流氓！我今天很倒霉，不能把脚跷起来，因为我今天穿了很短的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