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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德圣虽然拍出了《海角七号》这样的票房大作,但在很多人眼里,他还是个新导演,虽然他出生于1968年,早在1996年就曾担任过杨德昌电影 《麻将》的副导演。
即使《海角七号》取得了巨大成功,接受晨报记者电话专访时,魏德圣仍旧态度谦和。很多人都好奇《海角七号》为什么能创造票房奇迹,他想了想说,恐怕是自己肯放低身段讲故事:“我把观众当小孩,把自己当老人”。关于《海角七号》
电影不是只拍给知识分子看的
记者:有没有想过《海角七号》会获得这么大的成功?
魏德圣:我对自己的影片有信心,我相信它的品质,它能拿到5000万、1个亿的票房在我的想象范围内,但老实说,3.5个亿,太出乎我的意料了。
记者:这样的票房是偶然还是必然?
魏德圣:我想是我赶到了一个合适的时机。以前导演们喜欢拍愁苦的东西,而我就想,怎样用欢乐来体现小小海岛居民的特色。《海角七号》描述的是爱情、梦想和音乐,这些都是人类的普世价值,我只是在里面多加了一些地域特点,把台湾海岛居民特有的性格放到这个价值里。从技巧上来说,我们有很道地的台湾本土特色,但又用了组建摇滚乐团这样一个形式去包装,观众会觉得很亲切,又不会觉得很“怂”(台语“土”的意思)。
记者:但是为什么同样讲述台湾本土故事的电影,很长时间以来都不能赢得台湾观众的心?
魏德圣:从前的台湾电影也有它们的价值。但我感觉,很多时候是一个知识分子讲给另一个知识分子听到故事,所以我在讲故事的时候,希望把我的层次降下来。我在电影里也有想表达的时候,但都只在对白里一两句话带过,看的人不会有压力,不会感觉太文艺腔。拍戏的时候,我把自己当老人,把观众当小孩,观众看完电影愿意多想,就自己回去想,不愿意多想,能轻松笑笑也很好。
记者:影片中你加入了很多的商业元素,老一辈台湾导演们会怎么看?
魏德圣:我觉得台湾老一辈导演们心胸都很宽广。他们中的不少人都夸奖过这部影片,他们不会说这是商业电影,否则的话,就违反了他们倡导的“新电影”概念。像侯孝贤看完以后就说,等我这部电影等了很久了,可以开启一个新格局;王童也在很多公开场合,毫不吝啬地赞扬我们的努力。
记者:影片中有很多台湾本土文化,会不会担心大陆观众理解不了?
魏德圣:影片在日本和韩国都试映过,接受度非常高。可能有些闽南语的笑话,台湾以外的观众理解起来会有困难。但我觉得语言不是很大的问题,爱情和信仰这种普世价值的东西哪里的观众都可以接受。台湾特色的风情对台湾本地观众来说,看着是亲切,而其他地区的观众看到的时候,会理解道:“哇,这就是台湾”。我的重点是把我观察到的台湾传播出去,大陆观众如果看完这个电影,应该会更了解台湾这个地方和这里的人。
电影即人生
“那时候没谁对我有信心”
记者:这些年台湾的电影业一直不景气,为什么你敢用5000万新台币的投资?
魏德圣: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大家总是在拍小制作,虽然投入的不多,但还是亏。因为这样的成本,根本不可能把电影做得精致,怎么去和西方大片竞争观众?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大胆一点,拍一部真正品质好的电影,一个小品也可以拍得很精致,很多英国的小品电影不就是这样的吗?
记者:这5000万的投资是怎么筹集起来的呢?
魏德圣:500万辅导金,1500万是阿荣片厂以摄像器材出租跟后期剪片制作技术折合的形式入股,另外的1500万是通过台湾新闻局作担保,向银行申请贷款。其他的钱就是边拍边筹,我把剧组带到垦丁的时候,账户里只有50万新台币。
记者:拍片的时候你还要想借钱的事?
魏德圣:这种事每天都在发生。我早上起来跟演员讲好剧情,跟摄影师布置打光,然后就出去打电话借钱。从电话本的第一个人打到最后一个,借不到,再重新从第一个开始,又打一轮。朋友不借,我就问他们:“那你们的朋友能不能借?”片场拍摄的钱都是十几万、十几万借来的。后来,朋友们看到我都怕了,因为那时候谁对我都没有足够的信心。
记者:现在回想起来是不是觉得有些委屈?
魏德圣:我现在觉得这是一种幸运。我们这次拍片没有找公司投资,只有跟银行借的1500万,但也正因为没有人投资,所有的事情我可以自主,没有人可以要求我要这样拍,要那样改。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但现在看来,还是值得的。
记者:别人都叫你新锐导演,可是已经入行十多年了,这期间你没有想过放弃?
魏德圣:导演在很多人看来是个很光辉的职业,可是在台湾,在一些人眼里,导演就是“穷酸文人”的代名词。你去跟投资人谈梦想、谈创作都很显得很“书生气”,他们关心的只是你的作品有没有票房。这么多年很多人叫我放弃。可是为什么要放弃呢?我只会做这一行,心里有几个故事想讲,不讲出来,就不舒服。电影业在别人眼里再不好,再没有前途,但这是我们自己选择的职业。我总是想,现在不好,不代表将来不好,台湾电影总会有好起来的一天。我不能说,现在已经好起来了,但至少对我来说,应该是等到了,下一部电影找投资将不再那么难来。 晨报记者 阎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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