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葆玖：没有压力，他人非常好，非常公正平和。他带学生也好，带我也好都是如此，不像有的老师对学生有种威慑力。他很民主，因为他很早就出国，到欧洲、日本、苏联都去过，所以他不会按照封建家长制的一套来教育学生和子女。我们学艺的时候也不害怕，他在上海教李世芳他们，我就在一边一遍一遍看，他有什么想法，都是以一种商榷的口吻来说，不是我怎么想的，你就必须怎么服从，他从来不会这样。

　　《新民周刊》：如果演错了，会不会批评您？

　　梅葆玖：有时候晚上我们吃完夜宵，他会给我重排，告诉我错在什么地方，应该怎么排。如果我在台上错了一个身段，他也会配合我一下，目的是不让观众看出来，在台上，我们都是配合的。下来之后，他会重新认真地再给我排一遍，说你要注意哪一点。他从来没有斥责过我。

　　《新民周刊》：1951年，您和您父亲在怀仁堂演出，毛主席说您父亲的白娘子扮相与众不同，这是改良过的吗？

　　梅葆玖：我父亲浑身穿白，头顶一个红绣球，我也是一身白，非常漂亮，所以毛主席说这个扮相非常好，很跳，代表了白蛇的一种新形象。

　　每年春节，我们就到怀仁堂去演出。毛主席很喜欢看戏，也很懂昆曲，不用看戏文，我们在上面演戏，他在台下一边拍板一边听。毛主席对传统文化非常熟悉，特别是诗词。

　　《新民周刊》：1950年除夕，您和父亲在怀仁堂合演了《金山寺》和《断桥》这两出戏，齐燕铭先生提了一点意见，您父亲就改了念白，您父亲演出的剧本也是经常修改，他一向从善如流吗？

　　梅葆玖：上阵父子兵，我记得当时我还演了个《玉堂春》，毛主席也在台下看。

　　我父亲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创新，但是创新要在传统的基础上，不能离开传统。你的服装、你的唱腔、你的音乐都在京剧的基础上创新，这样你才能站得住脚。不是说改完了以后不像京剧了，那肯定不行。我父亲排的戏，京剧的形没有变，京剧的魂没有变，所以我父亲排的戏，基本上都能站住脚，基本上观众都会喜欢看。我父亲的戏，好听好看又创新，可是没有脱离京剧的框架。

　　《新民周刊》：1959年，您父亲在北京演《穆桂英挂帅》，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剧。那一次您也参加了吗？

　　梅葆玖：在《穆桂英挂帅》中我演杨文广，我姐姐葆玥演杨金花，这样就是真儿子真女儿一起上台演出，在戏曲史上也挺罕见的，在台下是父亲，在台上就变成母亲了，很有意思。当时真是一票难求，这种机会太难得了。可惜没有把它拍成电影。原来是有这个打算的，但是因为他心脏不好，没能如愿。后来是我父亲现场的录音，我配的像。

　　《新民周刊》：1949年后您父亲担任了很多社会工作，比如中国京剧院院长和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这些社会工作会不会占用他比较多的时间，让他太劳累了？

　　梅葆玖：肯定会忙一点，学习、开会都比较多，虽然有些事情我们也能办，但很多问题还得他本人来过问，确实是累了一点。他1961年患心脏病去世，当时没有现在的医疗条件，还没有心脏搭桥、血管支架的技术，所以还是没有挺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