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期间遇见不少梨园旧友，大家都谈起即将公演的电影《梅兰芳》，同时也都谈起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以及黎明、章子怡(
)演唱的主题曲。据说，葆玖他大哥葆琛在临终前留下遗言，希望电影在梅兰芳、孟小冬问题上不要过多纠缠。我赞成之。因为这段露水姻缘虽有噱头，但毕竟不是梅兰芳艺术生命中的最重要的部分。从二三十年代起，梅兰芳就一直处在整个梨园的主线与主导位置，但挑战者程砚秋也给他不小的威胁。如果程砚秋的机遇再好一些，如果他在饮食上的自我控制再强一些，如果万一梅兰芳这边又出现了闪失，那么随后的梨园到底是一种什么格局，就真的很难说了。

　　当然，我也不回避梅孟的婚姻。梅兰芳在遇到孟小冬之时(甚至之前)，他就从极高处成名了，作为男性的他非常稳固。只要不出意外，多娶几房小老婆也根本不是“问题”。而孟小冬一方，无论舞台上怎么好，无论台下有多少人捧场，但终究是年轻女性，舞台上的青春也只有短短的几年。面对舞台上下的追捧，也丝毫不能减少她内心的煎熬：自己的归宿在哪里？作为女子，终究是要嫁人的。不但要及时出嫁，更要嫁得好并嫁得准。她不能像今天的时尚女郎那样，随随便便就委身靓男，以后再轻松说声“随缘”就又分手了。在旧时代，女性往往是“一嫁定终身”的。虽然她仅仅与梅兰芳同台演出过两次(一次《梅龙镇》，一次《四郎探母·坐宫》)，但她深深懂得了梅的重要与稳固。嫁给他是不冤枉的，尽管是“小”，也是完全值得的。后来她进入了梅兰芳金丝雀的牢笼，那日子最初可能是美丽的。时间一久，她或许才感到其中的孤苦。她与梅兰芳

　　孟小冬中年陪伴杜月笙到了香港，过了一阵之后，她终于要杜给自己一个“身份”：“我在你这儿究竟算什么呢？是女朋友？是小老婆？……恐怕什么也不是。”杜很尴尬，把前房生的儿子叫来，让他跪在地上磕头叫“妈”。又在香港的饭店摆了几桌。这才让孟小冬踏实下来。我猜想杜在病重之际，一定会让孟小冬反复为之轻哼余派声腔，他甚至会在这声腔中检点平生。等杜死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孟小冬才移居台湾，像一个男人般过完她的最后岁月——她艺术上确是“冬皇”，其实又很惨淡。甚至我觉得，作为孟小冬最有特征也最有意义的时间，是她以余腔陪同杜月笙走向死亡的那段岁月。孟小冬不断在杜的耳边轻唱。杜听得很认真也很陶然，他命令自己在上海的门徒“不许跟政府作对”，由此减少了解放初期上海可能产生的动乱。从这个意义上讲，孟小冬应该说是有功的。由此可以说，孟小冬与杜月笙，甚至比她与梅兰芳还要有“戏”，这里的“戏”，主要是指政治与文化上的价值。

　　舞台上的梅兰芳，看过的人太多太多。而舞台下的梅兰芳，真正见过的人则很有限。我们从纪录电影中见过梅的谈吐，他实在是一位梨园深处的行内之人，说话的男旦痕迹很重。就这个意义说，即使请梅先生本人扮演现实生活中的他自己，也不是很容易的。因为他是一位从里到外都被虚拟化了的杰出演员，每一举手与每一投足，都会自然而然带着京戏的“范儿”。想让他按照梨园外的普通人那样讲话与动作，肯定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我认真向前辈打听过，整个梨园有谁最能在讲话与动作上最像普通人？回答似乎仅两位：北方是郝寿臣，南方是周信芳。如今，是在梅兰芳逝世将近半个世纪之时，由另外一些从没见过他本人的、也很不通晓梨园礼法风范的当代明星，风急火忙般就把梅兰芳等搬上银幕，实在不是明智之举。但反过来想，时代又是急切需要把梅大师搬上银幕的，即使一次不成就来第二第三次。为什么？就因为梅兰芳这一代的大师的文化价值，太需要传递给今人了！由此，我们相信总会有相对成功的一天。即使拍得“差一点点”也无妨，因为银幕比舞台的影响大了太多，正面影响总高于负面的。多演一些，多拍一些，积累多了，也就距离生活的真实近了。撰稿·徐城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