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得意洋洋之后，总会面对些小挫折，比如那年我光荣的考上了电影学院之后。

　　1993年，我收拾了行装，意气风发，和未来中国电影的人才们一起，踏上了开往装甲兵工程学院的军车。

　　一人一身仿佛记得是迷彩的军衣，衬得兄弟我更加面黄肌瘦，小腰被皮带扎得笔挺。黎时即起，9月的太阳下提着正步，喊着口号。传闻导演系同学们一直在议论，表演系有个女生一副快要死了的样子，正是本人。

　　要死的没死，文学系和录音系的女同学倒是有几个笔挺挺的晕倒在烈日下，我每每想试着体会一下那种明媚热辣阳光下的晕厥，不得要领，神志总是清醒。于是偶尔装个小病，第一次体会到面黄肌瘦的好处，你说你难受，没有一个人怀疑那不是真的。

　　有一个同班的“病友”，后来是我的好盆友。我俩在上下铺林立的大房间里的闲散中，建立起了友谊。她是我第一个熟的表演系女生，尽管我以还不错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blog)表演系，但一直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总是用隔行如隔山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同学，并不觉得我们在同一片天空下，这种业余的状态延续至今。“病友”和我有些相似之处：北京人，高中毕业生，北京姑娘的厉害，不饶人——她明着，我蔫儿着。

　　那段时间，每个人的食量都暴涨，我能吃两个半碗口大、瓷实的馒头和若干菜，一不怕烫二不怕哽，总是以最快的速度将面前的食物塞到肚子里。大概是因为每次吃饭前都要用剩余的一点点力量高唱革命歌曲的原因，唱着，望着满桌的粮食，垂涎三尺，一声令下，风卷残云。那一厢摄影系的男生留下了一个外号：七班长，就是因为此人一顿要吃7个馒头。

　　好多馒头下肚，还是面黄肌瘦，看来面黄肌瘦和暴晒也不晕倒一样是本人的常态。

　　下面发生的事情，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自由主义在部队是绝对吃不开的，二：我是一个记仇的小心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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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主编的话，详见《开啦》第3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