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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可辛：那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流泪(图)
陈可欣讲述唯一地的一次流泪经历
和许多内地导演一样，陈可辛也把自己的工作室安排在了北京东三环的万达(blog)广场附近，虽然在年初时陈可辛就对外宣称工作中心已经转移到内地，但实际到现在,工作室看起来还是空空如也。采访的时间约在下午4点，3点半到工作室时，他还在跟他的内地监制黄建新开剧本讨论会。4点整，陈可辛准时进屋接受采访，一个半小时的结束采访之后，陈可辛又回到会议厅继续讨论会，而这个时候的黄建新也足足等了陈可辛整整一个半小时。
《投名状》(blog)之后的这一年，陈可辛经常辗转于香港和北京之间，对于他来说，2008年是思考的一年。“你问我这一年的成绩是什么，我想说这一年其实都在为接下来公司3年到5年的发展方向做一个系统的规划——虽然很少有一年能真正地空下来想一想，但今年从1月到5月我一直都在给公司定方向，看剧本。”而《如果爱》和《投名状》的成功和香港电影产业和市场的日渐萎缩更加快了陈可辛在北京建立大本营的步伐，“君如和女儿刚走，她们在这里陪了我10天，必要的时候，如果君如和女儿愿意，我会考虑把家也搬到北京。”
2006年11月25日，北京迎来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这一天的晚上，陈可辛与摄影师黄岳泰一起观看收集来的战争资料片，为接下来《投名状》中战争场面的拍摄做准备。这时《投名状》的投资从目标中的1千万美金加到3千万美金已经成为既定事实，而他为李连杰(
blog)设置的颠覆性角色还没有让投资方完全放心下来，来自外界的怀疑、来自内心的恐惧，任何再多一点的压力，都可能让陈可辛陷入彻底崩溃。而此时的吴君如，正坐在台北小巨蛋参加第43届金马奖的颁奖典礼。43届金马奖《如果爱》一共有12项提名，在颁发最佳导演奖前，《如果爱》只获了最佳电影音乐和最佳摄影两个奖，此时陈可辛的手机里，满是吴君如发来的短信——“完了，完了，没有希望了”。陈可辛没去台北现场，一是因为工作缠身，二是他对得奖也的确没有什么信心。但陈可辛这一次的判断错了，当吴君如打电话告诉陈可辛他拿了最佳导演奖的时候，陈可辛再也绷不住了，眼泪唰地流了下来。
陈可辛是一个极会在电影中制造浪漫的人，亦懂得怎样用细腻的情感让观众感动。但生活中的陈可辛，几乎不会流泪，金马奖得奖那次，是他近几年来惟一不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一次。“我当时也没有看转播，吴君如发短信告诉我‘完了完了’，我以为颁奖典礼已经完了，就和黄岳泰继续讨论，后来她突然打电话来告诉我得奖了。我的眼眶里就是……其实那也不能算是哭，但是你知道，就是眼泪在眼睛里，控制不住地掉下来。”
“对于我来说，《如果爱》是我做爱情片做得最彻底、最用心的一次。但我不能明白的是，有那么多喜欢《甜蜜蜜》的观众不喜欢《如果爱》，或说看不懂《如果爱》。当然我不能去跟观众解释它在讲什么，因为我一直觉得观众看不懂电影，而需要靠导演直白地告诉他们是最没有本事的一件事情。但我以后还要和观众沟通，我从《如果爱》中了解到的是，观众不喜欢我喜欢的东西。所以你说拍片这么多年来我最大的一次挫折，就是《如果爱》，虽然它赚了很多钱，但我内心觉得好失败，因为好多人不喜欢。金像奖拿了6个奖，没有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但这毕竟是我拍过的所有电影里最钟爱的一部。金马奖颁奖的时候，我因为《投名状》的项目压力大到不行，从来没有那么多的制片压我，我知道在拍那部戏的时候一定要有许多事情要发生，心里很烦。在那个情况下，君如告诉我得奖了。我之前《甜蜜蜜》得奖，包括今年《投名状》得奖，我都会激动，会开心，但不会感动到哭，但我想都没有想过，有一次颁奖会我人没在，他们把奖给了我。后来有个记者打来电话，他也听出来了，我整个人的嗓子都哑了，他说导演你哭了，我赶紧说没有没有。这种事情我这辈子真的只有这一次，我给周迅(听歌)讲戏的时候我眼里会含着泪光，看到好电影的时候也会感动，但真让我在生活中流过泪的，只有那一次。”
音乐时空：很多年轻导演都很羡慕你，因为你第一部电影的主角就是张曼玉、曾志伟、谭咏麟(听歌)，一路拍下来就有梁朝伟( 听歌)、张国荣( 听歌)、张学友(听歌)、黎明(听歌)等等，每一部戏都是大明星。
陈可辛：但我还没有跟成龙合作过啊，还有周润发( 听歌)，这是两个香港最一线的明星，都还没合作，周星驰()我有导过《咖喱辣椒()》里的两场戏，但那也不能算是真正的合作过。
音乐时空：早期在UFO拍片的时候你都是在做监制，做监制到底是要负责什么呢？
陈可辛：我当时所做的监制实际上就是在做制片。UFO拍了十几部戏，每一部戏都是我去找投资，募到资金后回来开展一个项目，而我就要代表投资方。我负责明星的选择和剧本的选择，其实很多时候老板都没有钱，就只好先透支拍了再说。我曾经透支后面5部戏的钱来做手里的一部戏，但亏了钱我就要负责。
音乐时空：负过债么？
陈可辛：负过，负过太多债了。UFO结束的时候，我们亏了大概2千万，平摊到我们5个人身上，每个人都要几百万，那个时候几百万绝对不是小数目。
音乐时空：怎么还的债？
陈可辛：我是没有经历过别人追着屁股讨债的经历。因为我在UFO拍了好几部戏，每部戏都是有导演费的，但因为是自己的公司，除了拿一点生活费之外，剩下的钱就先放在自己公司了，等到公司解体的时候，公司还欠我的导演费。因为公司负债，临走的时候，我一分钱的导演费都没有拿，我原先以为是我的钱全都不是我的了。 我之前以为不干活还可以活个十年八年，但不行，不开工的话就活不下去，必须马上开工。(笑)然后决定去美国，又卖了房子，其中一部分也用作抵债了。
音乐时空：公司为何会解体，是大家的利益有了冲突？
陈可辛：其实没有，每一个公司发展到最后都可能面临解体。大家都还不懂事的时候，很容易凑到一起做一个事情，等到大家都成熟了之后，一定会有一个自己的方向和理念，还有就是当公司出现了债务的时候，要谁来负担这个债，这都是很现实的问题。当时恰逢“九七”，有人想回内地发展，有人想去美国发展，也有人想留在香港。当然讲到最后，其实若不是“九七”那么快就来了，我们也可能不会那么早就解体。
音乐时空：“九七”对你们的影响有这么大？
陈可辛：很大，当时“九七”对于香港人来说，就是一个分界线，所有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未知的，因为我们当时很少来内地，所以也不了解情况。对于我们来说，“九七”就是一个最后的限期，我之前做的什么事情，我一定要在“九七”之前做完，这会对一个公司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
音乐时空：但现在看来“九七”对于香港的发展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啊。
陈可辛：现在看来是完全没有影响，也完全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好莱坞比电影局难搞，北京是香港导演希望之地
音乐时空：为何要把工作室搬到北京来？
陈可辛：在哪里都一样，你说为何不去好莱坞做电影，其实好莱坞比电影局还难搞，好莱坞的制度会把导演捆绑得更牢。很多中国人一直在说中国为何不分级，其实在商业的环境里，就算分级也没有人要拍三级片，可能前一两年还有人会投资，可越往后你越会发现，没有人会拍三级片，因为三级片一出会损失一大批观众，没有老板愿意为导演去冒这个险。无论是最早在香港拍片，到后来用台湾的资金来拍片，再去美国好莱坞拍片，还是今天到北京来拍片，都是在一种有限制和规范尺度的环境里做我们能够做的事情。但是当你协调好之后，你会发现没有什么片子是不能拍的。要想百分百的自由，就去画画、写书，拍电影总是需要资金，有资金就有压力，就不能百分百自由。
音乐时空：现在有许多香港导演到内地来拍电影，对于许多喜欢老港片的观众来说，当年嘉禾、新艺城以及UFO那种质感的电影已经好久没有了。
陈可辛：那些电影永远都不会再有了。对于香港导演来说，不是内地更多钱才来内地拍，而是因为香港没的拍所以大家才来内地。香港本身就不应该有电影工业，以前香港电影兴旺是因为一个很特殊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氛围，这才使得它成了一个极度自由和前卫的城市。
音乐时空：特殊在哪里呢？
陈可辛：特殊在它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城市。大陆不管香港，英国更不管香港，因为它是一个殖民地，英国人觉得香港的文化不值一提，它也不捧也不管，所以香港的空间就更自由了。我们那个时候比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更前卫，因为我们完全没有包袱，再加上台湾和大陆那个时候都有不同的政治背景，所以拍出来的电影就没有那么自由。
音乐时空：那香港电影没落是不是因为国家现在对香港的管制比较多？
陈可辛：不是，现在也没有管啊，但问题是当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香港各方面的重要性在整个亚洲就开始下降了。香港电影的外销地已经没了，现在东南亚各个国家的华裔的第二代、第三代都已经成为当地人了，他们没有必要再看香港电影了。香港6百万人排起队来，每个人都看一遍电影，都收不回一部电影的成本，百分之百的观众看电影都要亏本，让我们做电影的怎么拍？新加坡有没有电影工业？比利时有没有电影工业？那么小的一个地方怎么可能有电影工业呢？这就好比海水鱼放在淡水湖里，怎么生存？以前中国比较封闭，上海的电影人来到香港，再加上香港的武术电影，使得香港代替中国成为向外文化输出的一个中转地，所以香港电影才会有那么短暂的一个爆发。那个时代过去了就过去了，没有办法缅怀，没有人再看香港电影，泰国现在也自己拍电影，台湾都看美国片，香港只剩下那6百万人了，所以说北京是许多香港导演发展的一个希望之地，但不是北京抢了香港的市场，没有北京，或许香港电影人就转行做别的事情去了。
音乐时空：有报道说你在拍《投名状》时因压力大拍到中途跑掉过。
陈可辛：有这种感觉，也不是说真的跑掉。我是一个很少会失控的人，所以很少在拍片现场发脾气。我常常觉得骂人的人要比被骂的人还丢人，把一个剧组晾在那儿，最后倒霉的还是自己，再回剧组时会很尴尬。
音乐时空：听说《投名状》让你觉得很沮丧，因为片子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赚到钱。
陈可辛：不能算是亏钱，是好多地方还没有上。目前是基本收支平衡稍微亏一点，但整个北美地区还没有上映，还在谈。
音乐时空：为何拖到现在还迟迟未上？
陈可辛：其实我们早就已经意识到了，当国语片要突破它既定的概念时，肯定会面对这样一个氛围。我不敢说我的电影拍得多好，但我想说这应该是李连杰表演得最为深入的一部影片。《投名状》不是一部艺术片，但它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功夫片，而在成熟的电影市场，片子越好，可能在商业上的障碍就会越大，当然这个好不是视觉官能上的好，而是艺术品质上的好。所以我们既然想要破掉这个格局，就要来冒这个险。
音乐时空：你所说的冒险是指让李连杰来演大哥？
陈可辛：是让李连杰来演不是既定李连杰角色的电影。国外的观众看中国电影和国内观众的视角不一样，中国功夫电影要想进入美国的主流市场，一定要符合既定的模式，除非是小众的文艺片，但小众的文艺片恰恰又不是李连杰来演的，所以片子这样拍，肯定要冒险。
音乐时空：为何要冒险，为何不按照传统的方式来拍？
陈可辛：如果要按传统的方式来拍，可能就不要找我来了，因为我不是那样的导演。其实这次拍《投名状》对于我来说，对于中国电影来说都是一个冒险，但大家都想冒这个险，如果这种方式可以在北美取得成功，那中国电影的路就会更宽，就不用永远都是飞来飞去。可以说《投名状》在亚洲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欧洲也卖得很好，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北美，我们知道这个片子肯定卖不到李连杰功夫片的价，因为这不是一部功夫电影，甚至打戏都很少。
音乐时空：有没有想过不用李连杰，成本会降很多。
陈可辛：其实演员不是我一个人选的，如果李连杰不值这么多钱，为何投资方要花这笔钱呢。其实我一开始也没想过要把片子做得这么大，我一开始的预算是一千万美金，找金城武来演大哥，剩下的让谢霆锋( 听歌)等更年轻的演员来演，可投资人看了本子之后，觉得年轻演员的分量不够，这种分量不是说票房的分量，而是那种男人的质感不够。但当我把年龄段拉高，回到40多岁以后，价格一下子就提起来了。
《如果爱》已把爱情做到底，以后不再考虑爱情片
音乐时空：那你来大陆的第一部作品《如果爱》有没有赚到钱？
陈可辛：赚到了，赚得比我们想像的还要多，其实《如果爱》也是在冒险，而且冒的险要比《投名状》还要大，虽然它的投资比《投名状》少，只有七八千万，但它是一部艺术片。但《如果爱》仅在日本就卖了两百多万美金，那两年恰逢日本片很糟，韩国片也不卖钱，《如果爱》赶上了一个好时候，所以片子卖不卖钱跟片子的质量的关系不是最大的，而是电影的营销和所处的电影市场的环境。
音乐时空：但我们所能看到的《如果爱》的内地票房只有3000万。
陈可辛：但《如果爱》的内地票房收入只占片子总回报的百分之十，而《投名状》却占到了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音乐时空：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品质这么高的《如果爱》在内地的票房卖不上去？
陈可辛：其实电影卖不卖跟电影好不好是没有太大关系的。它要看你的宣传大不大，碰上的对手是谁，就像我现在被别人说得最多的片子《甜蜜蜜》，我现在拍一部一模一样的片子拿出来放，你觉得会卖多过3000万吗？肯定不会，《如果爱》上了8天之后，再去戏院看，戏院就不给你厅了，一个厅最多给你两场，戏院根本不给你机会去拼。(《如果爱》上映两周后，《无极》(blog)上映)其实好多真正的影迷都是在家里看盗版，因为很多时候家里的盗版才是导演剪辑版，所以去影院是看大场面，是去看热闹。我一直以为这是中国市场的一个特色，但其实整个世界的潮流也都是这样。
音乐时空：这种局面对于你来说打击会更重一点。
陈可辛：那怎么办，既然入了这一行，就要拍片，我现在不是也拍功夫片了，只不过我还会去努力找一个平衡点。
音乐时空：有没有再拍爱情片的计划？
陈可辛：很多人认为《如果爱》是我的失败之作，但我个人是很自豪的，对于我来说《如果爱》是我最个人的，也是我拍爱情片拍得最彻底的一部。《甜蜜蜜》还是一个糖衣，还不够残酷，实际上在拍《如果爱》的时候，周迅理解的孙纳和我理解的孙纳还不一样，周迅不够狠——做的事情虽然都狠，但演绎上还不够狠。其实到了一定的年龄你就会发现，爱情是没有那么理想化的，爱情是承受不起时间的，碰到利益的时候它一定会输，这就是《如果爱》的命题，其实在拍《甜蜜蜜》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讲这个命题，他们有的只是缘分，你说张曼玉和黎明他们俩足够爱么？不，足够爱的话张曼玉就不会一次两次地甩掉他。所以说爱情是不可靠的。但爱情里面有反派吗？爱情里面没有反派，爱情里面有真情，只不过这种真情没有那么伟大，但周迅就把这种真情演得太伟大了。其实做了明星之后的孙纳不应该对那一天的回忆那么留恋，如果她也那么留恋的话，那她跟金城武扮演的林见东就没区别了。
音乐时空：但很多人都觉得这才是这部电影里最温暖人心的地方。
陈可辛：对啊，所以如果电影按照我的意思去拍，就会有更多的人不喜欢。所以说我以后还是不要再拍爱情电影了，还是留给年轻人来拍，因为他们对爱情还抱有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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