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在影协代表大会后接受采访

郑洞天说陈凯歌的父亲到了70多岁时最大的梦想还是有一个带厕所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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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娱乐讯 在不久前举行的第八届中国电影家协会(blog)代表大会上，中国影协(blog)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康健民特意委托大会放映了两集由CCTV6(blog)电影频道倾力制作，中国影协创作部编剧程青松( blog)担任总撰稿的专题片《似水流年——我们的银幕记忆》。《中国电影报道》的采访人采访了与会电影人，在他们观看了《似水流年》之《影响》和《餐桌》之后，有了以下的对话。

　　郑洞天(著名导演，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似水流年》之《房子》出镜)

　　采访人：您是《似水流年》开策划会时请来的专家。您也是著名导演，您对这个专题片有什么样的感触？

　　郑洞天：我看了一些集，我比较感兴趣的这些基本都是看过的，但是我觉得所有的创作人员在讲自己当年的创作体会和自己生活变化的时候都特别激动，有一种情感，这是我看这个片子最有意思的。就今天说起那个年代的创作经历和生活经历都非常有感情，有一种其实也不是怀旧是一种感慨，这点我觉得是中国电影之所以有这三十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电影人的内心还在激荡还在燃烧，这个东西我相信还能维持中国电影去往前沿着这个和老百姓永远贴在一起的感觉。

　　采访人：《餐桌》反映老百姓生活当中的变化就是吃饭，经历了这么多年您有什么感触。

　　郑洞天：当然生活变化是最明显的，每一个人都经历了衣食住行的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它从变化里面体会到从电影把它浓缩了或者再现出来感觉不光是一个物质的变化，首先是人活的更有尊严了，更有我是一个可以主宰自己生活的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因为电影不是单纯的记录，不是说留下的历史存照就完了的，它要反应那个时代人的精神状态，您看这些片子慢慢的从那个年代的精神状态到现在的精神状态包括这些人回忆说拍这些电影的时候那种精神状态，这种东西是我们三十年社会变化的一个证明。

　　采访人：您自己的三十年自己家的餐桌上有哪些翻天覆地的变化。

　　郑洞天：那应该是很大的变化，就是说以前基本上从中学大学到毕业都是食堂，我一直住在大学宿舍里，所以基本上是买食堂的大锅饭，而现在完全是一家一户自己从买菜开始甚至包括我现在连酸奶面包都是自己做完全不一样，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条件去选择自己的生活，超市啊什么都有，它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变化就跟刚才说的只是中国人变化的一个方面但是这个方面最具体最贴近因为每天24小时都会体会到这种。

　　采访人：三十年前吃上什么比较困难。

　　郑洞天：我老跟他们说一个例子，就是说我是一个上海长大的后来到北京念大学，像我这个经历的人不可能爱喝豆汁，但是我是一个极爱喝北京豆汁的人，人家说为什么，我说就是困难时期，三十年前更早就是六十年代饿得我正好是17岁到北京，正是长身体的年代，没的吃，什么都要粮票，只有豆汁是不要粮票的，所以豆汁就变成了我们一个充饥的最好的一个食品，什么东西老吃就能吃出感情来，现在我再去到护国寺小吃店或者隆福寺去喝豆汁完全是一种奢侈消费，就像慈禧太后老想吃窝头一样是一种点缀是一种饱餐之后的一种调剂，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包括现在喝豆汁的人都有这个经历。

　　贾樟柯 (著名导演，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似水流年》之《外来务工者》出镜)

　　采访人：现在是演了一个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老百姓餐桌上的一个变化，从最初的窝头到现在的水饺比较丰盛，看了这个片子您有什么特别感受。

　　贾樟柯：就是从物质上说，这个我比较有发言权，因为我是70年出生，78年时候正好是八九岁，文革刚结束的时候不要说吃东西，我还有饥饿的感觉，因为粮食都是供应制度，孩子特别淘气运动量又大，我记得那个时候上课每到第三堂课时候就开始饿，回家吃东西吃窝头没有热量，但是到了80年左右，马上温饱就不是一个问题了，因为农村改革了包产到户，马上从那个之后就再也没有感觉到吃饭是一个问题，这个感觉是立竿见影的一种效果，现在更不可理喻了，现在我们去了超市您会感觉这个时代的物质有多么充裕。

　　贾樟柯：我们山西就吃面条，如果能吃到小麦面做的面条不是高粱面做的面条就非常开心了。

　　我觉得一方面从经济和物质来说的确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方面我觉得还有个人的自由，比如说以前我小时候听我爸爸妈妈出差去上海来北京都要开介绍信的，人的移动不是那么方便，现在您看每个城市里面交汇了来自全世界的人，这种人的自由和这种生存范围的自由扩大，我觉得这是三十年来给中国人带来最受益的地方。

　　采访人：您小的时候有什么印象最深刻的。

　　贾樟柯：我觉得每年过春节，有一年过春节我妈妈学了一道菜就是拔丝土豆，因为我们山西菜很少，土豆很多种，那一年我妈妈不知道从哪儿学来的就做甜点我们全家人开心的不得了，其实还是土豆，应该就是78年、79年的时候。

　　采访人：现在的变化呢。

　　贾樟柯：现在就是自家人坐在一起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因为工作都特别忙都在餐馆吃，平时在办公室吃外卖，那种亲手下厨做饭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是一个遗憾吧。

　　尤勇(著名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

　　采访人：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老百姓餐桌上的一些变化，您看了这个片子有什么特别的感触。

　　尤勇：我觉得挺好的，说的挺真实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还不怎么发达的国家变成现在在世界上有一定地位经济很发达的国家，用餐桌上变化的一个小事“民以食为天”的小事儿来预示中国三十年的一个变化，我觉得切入点还挺好的。

　　采访人：会不会让您觉得自己三十年前餐桌上和现在有一些变化。

　　尤勇：对，会的，小的时候没有什么可吃的，每天就是面条、馒头、饺子就是这点吃的，因为我们是北方人，陕西有那种油泼面，我基本上每天吃那个。

　　采访人：小时候您觉得吃上什么饭让您特别开心。

　　尤勇：小时候就是过年的时候特别开心，过年的时候家里会炒好多菜，那个时候特别开心能吃鱼，小时候最主要就是在玩，怎么玩得开心，所以吃可能不太重要。

　　采访人：那当时家里条件可能还不错，吃的好，因为我刚刚采访好多人都说小时候挨过饿。

　　尤勇：挨饿我们这代没有，那个时候还很不错的，因为挨饿可能比我们还年长的一辈，我们那代已经还可以了，小时候我们家人少，就我和我妹妹两个人，所以家里条件还可以。

　　采访人：您觉得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后最大的变化在哪儿？

　　尤勇：我觉得这个变化太大了，从中国整个的人文背景有一个很大变化，不光仅仅是在吃、穿、住、行这些方面，这是大家看到的表象，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变化是整个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民族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最大的变化，我觉得最关注的应该是这个，中国从过去几千年遗传下来封闭的固步自封的这样一种状况变成现在每个人思想都很活跃，很接受世界上的新鲜事物，很快和世界融为一体，我觉得每一个人对现代的这种感受都很敏锐，这个变化我觉得是这三十年里头最重要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