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我是贾老师的粉丝，看过他所有的小说，在看到这书扉页上的那句话后，我就有一个强烈的冲动和直觉，我可能要拍这个故事。那句话是：“我在写一群不堪的人，他们在肮脏的地方干净地活着。”这就是我在电影里最想表达的。我想这也是这部电影到目前为止能广受认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晶报：当初跟贾平凹拿版权困难么？毕竟你从前拍的都是商业片，而他是一个严肃文学作家。

　　阿甘：顺利得我至今都觉得简直不可想象。我们之前完全不认得，可这件事儿谈成，来回一共没超过10个短信——贾老师平时不用手机接电话。在剧本阶段，我也很忐忑，征求贾老师意见，因为我知道很多作家对自己的作品都有洁癖，希望翻拍完全尊重原作，可贾老师愣了两秒后跟我说：“拍电影跟我这写书的行当实在差得太远，想不出什么意见，既然交给别人，我也就不管了。”

　　晶报：你的改动其实很大，比如五富在电影里死而复活，刘高兴还多了一个造飞机的理想。

　　阿甘：是，还给弄成了一个山寨歌舞片。所以，电影拍完我一直都很战战兢兢，不敢给贾老师看。影片曾在西安放了两次口碑场，我两次去都没敢请贾老师来看，我当时就打了个主意，反正咱们也快上映了，等上映后他觉得不好也只能拉倒了。后来于丹在北京看了笑得前仰后合，说好看，还想跟我们一起去西安首映礼跟贾老师好好聊聊这个电影和小说，我这才敢把贾老师请到西安首映礼现场。放电影的时候，我们制片人就一直站在过道上盯着贾老师的脸看，放映结束，制片人过来极其严肃地告诉我，贾老师期间一次都没笑过。我这儿立刻是汗涔涔的。结果到了座谈会上，贾老师高度评价这部电影，甚至认为我们这种以喜剧表演苦难的方式，对他今后的创作都产生了启发。会后他跟我解释为什么看片时一声没笑，他说，他其实心里比我还紧张。因为于丹跟他说，看了很热闹很好笑，他心里就直嘀咕，我这本是一个悲情小说，怎么拍出来那么好笑呢？不知道给改成啥样了。他说这压力一点不比我这当导演的小，怎么笑得出？

　　晶报：当初为什么会想到采用歌舞片的形式？

　　阿甘：因为我一开始就决定要拍一部快乐幸福的电影，虽然贾平凹老师的小说其实更偏悲情，但我个人对呈现苦难没什么兴趣，我更关心的是人在苦难中的态度，在苦难中干净活着的美好生命态度。我想没有什么方法比歌舞更容易烘托快乐的气氛。

　　晶报：这部电影里的歌舞风格看上去很杂，没有统一风格，但跟情境却又很贴合，这跟好莱坞的歌舞片和以往华语电影的歌舞片风格很不同。

　　阿甘：因为我在之前完全就没过多想歌舞的问题，也没想过要学谁，完全是到了什么场景，感觉什么更合适就用什么。反而，它会比较独特。到目前为止，尽管也会有不少观众提出各种意见，但唯独对我们电影里的音乐，都是高度评价。

　　晶报：最后对于影片宣传语“山寨歌舞片”的“山寨”，你如何解释？

　　阿甘：《高兴》就是一部关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的电影，呈现他们迸发出的对生活的热爱。所谓“山寨”，可能就是指这种代表底层的精神，代表一种顽强、坚韧的生活态度。当然，我们的投资也很“山寨”，10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