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影之数百亿》不如《大电影2》精致，却更卖座。

阿甘承认，《高兴》参考了日本电影《松子被嫌弃的一生》。

　阿甘说，“烂片导演”听上去刺耳，但换个说法他也可能接受。本报记者 郭延冰 摄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2月5日开始公映的《高兴》，是导演阿甘参与的第22部电影，而他1995年才进入电影行业，如此高产实在让人惊叹。阿甘早期作品多数观众叫不出名字，他承认那些电影自己也不忍再看，但这些叫做烂片的电影却部部盈利，阿甘说自己非科班出身，如果不拍赚钱的片，电影梦想早就破灭了。于是，观众会看到恐怖题材《古镜怪谈》、《天黑请闭眼》，戏仿恶搞题材《大电影之数百亿》，青春题材《短信一月追》，翻拍片《大电影之两个傻瓜》，只要能赚钱他都会去尝试。就在《高兴》北京首映后，记者电话采访了这位多产的导演。

　　1 《高兴》 歌舞烘托“喜”的情绪

　　新京报：《高兴》是一部比较悲情的小说，而你之前拍的电影都非常商业，悲剧题材通常认为没有商业性。

　　阿甘：把贾平凹的《高兴》拍成商业电影是要冒很大风险的，阅读这本书过程中我悲喜交集。但苦难不是我最关心的，我关心苦难中的人物状态。哪怕是别人眼中不堪的破烂王，当你融入他们的生活时，你会发现他们比我们更简单、更高兴。自以为过上小康生活的人们，为什么没有破烂王生活得开心呢，我们的高兴哪里去了呢？当然拍成商业电影必须把原著中的“喜”给放大，把“悲”给隐藏起来。如何烘托“喜”的情绪？歌舞是最淋漓尽致的方式。

　　新京报：将悲剧故事拍成喜剧，还有很多歌舞，看起来很像日本电影《松子被嫌弃的一生》。

　　阿甘：说实话，拍《高兴》前我重点参考了这部电影，它给了我很大触动。

　　新京报：你尝试在《高兴》中用歌舞，但有观众觉得很突兀，打乱了影片的节奏，你怎么看？

　　阿甘：节奏问题我提前预料到了。好莱坞的歌舞片源于百老汇，比如《芝加哥》、《红磨坊》，他们有着特别完整的程式，而且发展历史很长，从最开始的刻板到今天变得随意，但中国的歌舞片，除了几年前的《如果·爱》，断档了很长时间，观众缺少循序渐进的适应过程。当然我拍这种片也是第一次，观众觉得突兀很正常。举个例子，电影《赤壁》很多观众接受不了，如果这之前有过很多次尊重原著的改编，观众肯定会允许你乱来一次，以前没这个基础突然来一个，观众接受度就有问题了。虽然我们没有华语歌舞片的演变过程，但观众现在大量看盗版碟，国外歌舞片也见得不少了，我抱着侥幸心理，希望能赢得这部分观众。

　　新京报：有人评价说，你的《高兴》看起来像周星驰的电影，目光锁定在草根阶层上，这是你有意为之吗？

　　阿甘：拍之前没想过，也不敢想。我在西安长大，陕西的文化透着幽默感，但悲的情绪始终是占上风。后来我在广东生活很长时间，发现那边的人很嘻哈。我的电影观念可能受到广东文化和以周星驰为代表的香港喜剧的影响。周星驰作品的根基在小人物上，他的很多电影令人回味无穷，让我佩服不已。

　　2 电影梦

　　拍了15年，至今“没开窍”

　　新京报：很多人都不知道，你已经拍了22部电影了，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拍电影的感受吗？

　　阿甘：纠正一下，加上我做编剧、制片人的电影，一共有22部了。第一次当导演时印象不太深。电影是我儿时的梦想，但我是学理工的，刚开始拍电影时我像个兴奋的电影爱好者一样，那时我的片场知识为零，一上来就是导演，而且假装自己很有经验的样子，坦率地说，拍了15年我至今没开窍。

　　新京报：你曾说过，从来不收藏自己以前的电影DVD，为什么？

　　阿甘：我以前的电影跟我想要的电影差距太大，当然我也不明确自己最终要拍什么。我只是期望达到一种创作状态。比如《教父》，你无法想象30多年前会有这么一部优秀的作品。现在的国产片你放上两年，观众一看就知道哪年拍的，而科波拉的《教父》像个不老的神仙。

　　新京报：有段时间你常拍恐怖片，现在却尝试了很多喜剧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阿甘：现在我已经不承认我是恐怖片导演了，以前拍过的那些，我也不认为它们是恐怖片。我觉得，如果不实行电影分级制，拍恐怖电影没有一点前途，这条路走不下去了，那些所谓的恐怖电影一点都不恐怖。

　　新京报：你从《大电影2》开始选择翻拍名片、名著了，为什么没继续《大电影之数百亿》的恶搞路线？

　　阿甘：翻拍名片和名著纯粹是机缘巧合。2006年拍《大电影之数百亿》时，我原计划是要做成系列电影，我比较喜欢“戏仿”这种电影手段，但是拍起来却没有想象中好玩，另外也有一些外部阻力，就放弃了。

　　新京报：观众和影评人都说你的导演水平在进步，是什么给了你这种进步呢？

　　阿甘：可能是我对电影的爱。我对电影有热情，但严重缺乏认识。以前我觉得自己很明白电影，现在我发现越来越不明白，这种状态让我反而有了大的成长空间。以前我在片场指挥若定，连监视器都不看，现在看监视器越来越紧张，电影对我来说，越来越像个谜。

　　新京报：可否说你的经历证明了拍电影可以熟能生巧？

　　阿甘：电影无法熟能生巧。现在快速剪辑、手提摄影风格那些花哨的东西骗不了观众了，而挖掘中间的艺术表现则越来越困难。

　　3 票房论

　　市场是我惟一的生存方式

　　新京报：你拍片数量多，但很长时间被人评价为“烂片”最多的导演，当时你心里怎么想的？

　　阿甘：“烂片导演”听起来非常刺耳，换一种说法我可能会接受。那时我其实也挺伤心的，我是从拍摄过程中锻炼出来的，那些烂片贡献的票房能延续我的电影梦，因此我对它们给予了很大的感激。

　　新京报：2006年的《大电影之数百亿》成票房黑马，2007年《大电影2》公认质量更好，但票房却差很多，你觉得原因是？

　　阿甘：2007年档期非常不妙，《大电影2》和《集结号》是同一天上片的，之前有《投名状》，但这只是原因之一。电影拍得越多，我对它如何产生高票房有些茫然了。有些电影那么粗糙，那么不经意就有高票房，档期只是因素之一，电影票房能靠蒙吗，不是的，电影粗糙也好、精致也罢，重要的是要找对观众，文艺作品越精致越有艺术感的，不一定是最有市场的，这点我一直在思索。

　　新京报：这么多年你一直在拍商业电影，拍从不让投资人亏本的电影，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阿甘：也没那么绝对。22部电影中超过85%的电影是盈利，也有失败的。我不是科班出身，1995年我第一次拍片就面对残酷的市场，我的电影梦能否延续，就看第一部是否赚钱了。还好我很幸运，不然我很难坚持到现在。我要追求梦想，必须依赖于市场，这是我惟一的生存方式。环境不容许我玩一下，去拍个拿奖电影。这么多年别的不敢说，在导演里，我是跑影院最多的。以前我喜欢开车旅行，和我的同事们一边旅行一边放电影，可能对观众接触越多，就越知道他们喜欢的，才让我的电影能够收回成本和盈利。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杨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