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的工作室位于城北，是记者见过的导演工作室中最为朴实的一间。奖杯倒是很多，各种各样罗列在简陋的玻璃柜中，法文的、意大利文的、荷兰文的……有金光闪闪的威尼斯金狮子，也有分不清正反面的非洲小黑人。贾樟柯坐在窗下的一只大沙发上，手里不住地摆弄一只雪茄：“对不起，我不抽烟实在盯不住。”采访过程中，雪茄点着了，吸口，灭了，掉地上，捡起来……如此往复。我问：“您抽这么烈的烟？”他讪讪地说：“我抽雪茄，是为了戒掉香烟。”

　　从《三峡好人》获得威尼斯金狮奖之后，贾樟柯的采访屡屡见诸报端，他炮轰过大制作，他批评过中国只有一种类型的电影，他说过自己的赚钱能力不亚于冯小刚，他也抱怨过电影院不合理的排片和目前发行体制的不完善……这些话语深受文艺青年和中国精英们的追捧，也正是这些言论，让不少人以为贾樟柯必然是愤怒的青草(愤青的通俗说法)，就像鲁迅随时准备对现实中不合理的现象“开炮”。

　　可是大家都错了，坐在笔者面前的是一个商人气质的贾樟柯，他既不喜欢别人神化电影行业，也不喜欢“砸锅卖铁搞艺术”这样的描摹，他投资年轻导演的作品最看重的是预算做得如何，他为艺术电影寻觅了一条良性的自产自销道路，他不仅仅是导演，也是监制、是老板。如今《二十四城记》发行面临的困难他很明白，有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豁然：“虽然看电影的观众也许不在这里，但是我不能不宣传，不能不努力。艺术片在市场失败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市场里不存在。”

　　3月6日，贾樟柯的新片《二十四城记》即将上映，这部描述三代厂花的关于记忆的故事，不知在这个飞速发展快速消费的世界中，能够给人们留下怎样的记忆。也许它能够像贾樟柯说的那样：“只要是好的作品必然能够得到回报。”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还是世界。

　　■关于艺术片

　　总有一种电影要呈现困境

　　竞报：您认为我们国家的主流观众是哪些？

　　贾樟柯：有一些机构进行过很严肃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电影观众的年龄集中在16岁-24岁，也就是说最有消费能力和思想最成熟的群体并不是电影的主流消费者，令电影消费形成低龄化，搞笑啊，也不能说它肤浅，只能说每个年龄都有每个年龄的需求，我年轻时也爱看吴宇森，那时我特别喜欢《峨嵋飞盗》，电影里一开打，我就开心。这不是品质问题，就是成长中的一个过程。如果你通过调查意识到这个问题，对于你的电影在发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也就不在意了，因为它就是一个存在。

　　电影消费的盲目性很强，夏天家里没有空调，穿个拖鞋就去看了，也有出差没事做就去看电影消磨时光的，所以当初《三峡好人》选择和 《满城尽带黄金甲》一起发行，就是谈一个问题，电影院的时空很重要，如果一个电影占有了所有时空，别的电影就没有生存空间了。这里面就有一个现实，那些电影院也要赚钱，大家群体挣快钱，艺术片发行过程中的困难就一目了然了。

　　竞报：艺术片是不是仍旧很难获得高票房？

　　贾樟柯：我觉得一个人做事情不能患得患失，不能说我既要拍一部让人有完整的思考，又想获得极好的商业效益，这就是一种不务实的幻想。但是你不能放弃这种努力，《二十四城记》募捐的时候，有个孩子说导演我特别不喜欢你的电影，我就是在这种工厂长大的，父母下岗，但是我很快乐。我说我相信，每个家庭再困难，都要维护一种快乐的心态。每个父母都不可能让自己上小学上初中的孩子知道自己有多难，这个电影就有一种好处，让你看完之后，知道你父母没有跟你讲述的事情，那些你白天笑过了睡觉打呼噜，你母亲辗转反侧睡不着觉的原因，我觉得生活有很多侧面，总需要有一种电影呈现我们需要面对的困境。这种电影需要大家拼命地去推动它，今年有一万人看，明年有两万人，失败没关系，票房不好没关系，但是如果这种电影压根儿不放了，那就是很大的问题。

　　■关于《二十四城记》

　　这只是个有限的开始

　　《二十四城记》信息量太大，一年多的时间里我采访了九十多个工人，他们的讲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又没有办法全部用在一个电影里面，电影容量有限，拍六七个小时发行起来很困难，所以我就把采访作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工人访谈录》，3月份会出版。

　　艺术影院不缺钱只缺片源

　　竞报：随着银幕数的增加，这种情况会不会好一些？

　　贾樟柯：中国银幕数扩展，看电影会更方便，但中国小城市电影院还远远没有开发，我小时候县城有个电影院，那时候我喜欢一部电影就骑自行车去，跑三四个电影院，看完一场就跑另一个电影院看下一场，现在四个影院都改行或者不见了，所以说影院的缺失也是很严重的问题。采访中总有人说，很多人不喜欢你的电影，我说他们不是不喜欢，是那里没有电影院。

　　竞报：现在很多声音建议办艺术院线，将艺术片从商业影院分流出去？

　　贾樟柯：以前是极端地贬低艺术电影的价值，但是现在经过抗争，大家明白这个结构是个生态，不能只允许一种电影存在，仍然是中国电影体制的问题，有很多人提到过艺术电影院，它不是一个钱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片源。比如法国的艺术院线，只要是当年的重要的有艺术价值的电影，都进口，形成了长达十年二十年的口碑，只要是艺术电影的爱好者，一定能够在这里找到喜欢的影片。它不是靠法国的艺术电影来支撑，而是靠全世界的艺术电影支撑。

　　但是我们现在进口有配额，有的电影发行得不好就说是艺术电影。电影局审片的老师曾经跟我说，我真的是看腻了，又送来一个艺术电影，又是大学生毕业自愿去村里支教，然后就爱上这个村庄和孩子分不开了，就扎根在这里了，这种叙事模式的电影一年至少有十到二十部。所以本土艺术影院就算建立起来，放了三个月，到了第四个月就没有片子了，还得跟别的影院一样放其他电影。

　　■关于拍电影

　　电影文化就是个地摊文学

　　竞报：不久前看一个采访，你说你特别讨厌别人说你拍电影砸锅卖铁？

　　贾樟柯：(笑)我有一天看到一个报道，说一个投资人去了电影院，听说一个学生想拍电影，他去帮助这个学生。大家坐在食堂里吃饭，这个学生热泪盈眶地说我已经一个月没有吃过肉了，唉呦我看了很生气，我觉得不至于吧？也有一些导演突出拍电影多痛苦的过程，夸张创作的痛苦、资金的痛苦，资金好的会说自己克服了多少自然的灾难啊，天寒地冻啊，我觉得每个行业有每个行业的容易和不容易，不要夸张它，你既然拍电影一定是这个媒介让你特别有乐趣。

　　我自己也有这种感受，要说累能不累吗？我妈有一次看我拍电影看哭了，我拍站台上有一场雪景，我在雪地里其实拍得很爽很开心，结果那天我姐把我妈带来了，我也不知道，我妈一边流泪一边说我儿子为什么要在冰天雪地里拍戏，但她不知道她儿子很快乐。她回去还问我：“剧本是你写的吗？”“是我写的。”“你不会不写下雪吗？”(笑)

　　所以我觉得困难不算什么，你获得行业给你的一切快乐，能把自己的想象呈现在银幕上，任何强调自己的痛苦都是在诗化自己，诗化这个行业，我一直致力于将电影变成一个普通的行业，它跟卖保险的、工人、农民是一样的行业，你为什么神化它？感觉好像都不是一般人干的。实际上用当时谢飞老师的话：同学们你们要好好提高修养，咱们这个行业的艺术修养仅仅属于地摊文学(笑)。所以就不要老说砸锅卖铁。

　　拍电影的过程中，还拍了很多照片，头一次我们进入拍片现场(老工厂厂房)，拍了三四个小时，我说大家别拍了，开始捡东西，散落在拍片现场的那些杯子、墨水瓶、很多人的工作证，全都是记忆。看到有个人的笔记本，里面记了好多事情，甚至有个笔记本写着：明天中日青年友好联欢会几点，要有多少人去。一看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记忆。我们找了大量这样的物品，都从成都拉回来。所以我一开始就有做展览、出书的想法，所以到快要发行的时候，就想实现一下。

　　■关于收益

　　不比大片少但不是快钱

　　竞报：如今你自己也做监制、有公司、培养新人拍电影，你是怎样让艺术电影拥有商业上良好的循环的？

　　贾樟柯：现在电影终端出口是多元的，越是商业的品牌人家越是希望能够承载更大的文化诉求，而且合作非常轻松。比如去年我们拍了五个短片，跟西班牙当代艺术中心和法国当代建筑委员会合作，其实投资都不小，也能让年轻导演拍到电影。

　　竞报：而且还能拿奖？

　　贾樟柯：电影市场中有很多不完善的东西，你的品质很好的话，终究这个时代不会亏待你，东边得不到西边得。比如说《二十四城记》在戛纳把重要的市场都签了，到现在为止有三十多个国家购买了它的发行权。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高品质的艺术电影，你能获得广泛的市场，虽然这个市场的吞吐量没有我们国家大，但是它不停扩展，而且又不用核算发行成本，只是一个保证金，如果发行好还有分成。长期算下来我的电影并不比别的电影赚钱少，它不是快钱，但是那种电影往往是一个市场。

　　但是也有区别，你的收益不错，但是整个行业分享不到。比如冯小刚的电影，院线能赚62%。而我们回收简单综合利润高，但是利益工业环境很难分到。国内影院票房不好得到的收益就比较小，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欢迎大片，因为大家都拿得多，连卖爆米花的都高兴啊(笑)。

　　这个展览开始以后，大家基本就不怎么谈论票房了，也问，但是问一下就算了，不像以前，以前我采访的时候一个小时有五十分钟在谈这个问题，而且好枯燥，你的回答永远是一样的，啊，我很期待啊，但是无所谓啊，只能这么说。

　　我的《中国工人访谈录》里除了采访，也写了手记，还有个三千多字的序，写这个序的时候我哭了，当你真有时间坐下来为一个题材写几笔的时候，真的是千言万语，我那个序名字叫做《其余的都是沉默的》，我觉得这本薄薄的书真的是个开始而已，那些话里面的话，那些没说出来的话，真的是波澜壮阔。

　　电影也是，它也是有限的，它也是个开始。在这样一个年代，很多东西都快速消失了，生活转折变迁比较快，怎么样留下，或者说大家应该去关注记忆。不能都活在此时，过去未来都不管。虽然目前看起来不合时宜，实际上这样的作品多了，大家慢慢试着接受了解这样的作品，也会慢慢地改变。

　　■关于新人

　　选导演我会先看预算

　　竞报：什么样的电影、什么样的导演是你会选择的？

　　贾樟柯：很感性，一方面从专业来说，我考察导演就两个东西，一个剧本一个预算，因为预算代表专业，你一看那个预算，极低的成本，它的剧本就不可能实现。其实这里有他幻想的成分，但电影不是这样的，该花钱就得花钱。还有一种膨胀型的，本来二三百万元能拍，他给你报一千万元。

　　其次，剧本也很重要，我们正在修改一个剧本，导演刚刚从电影学院毕业，剧本讲高考补习班的，我觉得他写得太好了，多少人有补习班经验啊，那种焦灼写得很好。

　　竞报：还是偏重文艺题材吗？

　　贾樟柯：虽然我一直拍艺术片，但是作为制片，我喜欢多种题材，希望大家不要患得患失，你明明是个商业电影，又惦记着去电影节拿奖，那你就想太多了，你把自己的商业电影拍好了，就能成功。虽然有些艺术片也能在商业上获得很大的成功，比如李安，不过那真是太难得的一个人了。(记者：他也不是次次成功。)对。

　　竞报：您正在筹备中的《双雄会》貌似就是个商业片，还有张曼玉出演，你会做艺术上的妥协吗？

　　贾樟柯：那部电影剧本一直在弄，由于要建造一个当年的机场，投资必须很大，所以肯定是个商业类型的电影。(据悉，《双雄会》的女主角完全是按照张曼玉的气质写的，她饰演一个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香港国泰航空公司的服务员，在香港遇到一个国民党的将军，两个人就相恋了，然后故事就展开了。)不过倒不能说妥协，只不过是要遵守商业片的规则来。

　　■关于时尚

　　服装的背后也有尊严

　　竞报：为何会拍《时尚先生》那个大片？

　　贾樟柯：2007年拍了记录片《无用》之后，对衣服有了新的认识，以前我对时尚是有成见的，因为我是北方人，在很粗砺的环境中，也是从上世纪70年末物质贫乏走过来的。了解之后这些东西没有改变，它依然是个奢侈品是个奢华的东西，但是它背后有一个人尊严的问题。我和马可(《无用》的设计师)聊天的时候，他问我，贾导，你觉得电影是什么？我说：首先电影能表达我的感情，第二它是人类发明的一个记录的工具，它呈现的东西可以作为影像留下，以前我们只有文字，现在有了直观的东西，还有电影是我们认识生活的映象。他说他觉得服装是人的另一层皮肤，人的尊严通过服装呈现出来。我才一下子理解服装设计这个东西。当然我仍旧会对时尚保留批评，但不应该用一种回避的态度。

　　这次《时尚先生》想做一组大片，一改之前用主题引入时尚元素，不是说衣服怎么好看(记者：也不是让你穿一名牌拍。)对，我觉得挺好的，在那组片子里，时尚代表未来的元素，它遭遇的是过去的时间，我把所有的时空都放在上世纪80年代，让未来人在那个年代遭遇现在和未来的人。它是时空是错乱的，有很多对那个时代青春的回忆，我后来写了一个手记，叫《青春爱情革命流浪》。

　　■关于尝试

　　人就怕失去好奇心

　　竞报：好像印象里你接过很多种不同类型的工作？

　　贾樟柯：我潜意识里也希望自己不要失去那份好奇心，要自由、要活泼，短片也拍，记录片也拍，故事片也拍，照片也拍，这样会让我觉得我仍然在尝试，仍然在寻找的过程中。人最怕对新的媒介方法失去兴趣，对生活失去好奇心。

　　如今人的生存状态正在产生剧烈的分化，我以前总举一个例子：对大城市的认识，用三种交通工具就会完全不同，比如坐飞机落地首都机场，有车接你到CBD；如果你坐火车，从西站出来，还得找公共汽车，出一身汗挤上公共汽车，这又是一个北京；还有你乘坐那种双层的长途大巴，不知道把你放在北京的哪个角落里，你就走吧，那又是一个北京。我看经济学家的一句话很有同感，说中国这三十年虽然是个快速发展的三十年，但是你要是去坐一趟火车你会发现变化不大。我都能够想象出那种样子，你得挤着去排队买票，到窗口说坐都没了，还得找列车员补票，还得求她，她还训你。你真的会觉得没有变化，人的现实分化很多种，要保持对现实多元性的好奇心，不要以为自己的生活就是唯一的生活，自己的现实就是唯一的现实，去尝试这样的拍摄会很有意思。

　　竞报：包括拍广告？

　　贾樟柯：当然拍很多广告是很好的收入，它是服务业。比如要把手机的功能给我拍出来，让年轻人喜欢，这可不就是服务业吗？有趣的是每拍一个作品一个领域，你会跟不同的陌生人打交道。年初给交通银行拍广告，我之前没有和金融行业接触的经验，与他们聊天就会了解很多新的领域和知识。

　　去年拍摄IBM的广告，帮河北一个企业做能源，你才知道有一帮人在搞能源，同时延伸出环保的问题。我特别感动的是，有个科学家跟我说：我特别热爱我的工作，要是我这个东西干成了，山西那些挖煤的兄弟就能少死一些。我听得都快哭了。来自科学领域的人文精神特别让我感动，我突然感觉各个行业干到一个程度大家想得都是一样的，就是为人服务。

　　竞报记者张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