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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可辛出生在香港,但他和北京还有着一定的缘分,他的父亲在1955年-1956年曾在北京学习过电影。18岁就进入香港电影界的他,直到2005年才第一次来北京拍《如果·爱》,相对于上世纪80年代就来内地的香港导演来说,陈可辛是一个迟到者,但将公司整体搬到北京他却是先行者。
2005年的《如果·爱》虽然口碑不如《甜蜜蜜》,但盈利相当可观,自那时开始他就不止一次告诉媒体“内地是我的终点”。2007年《投名状》在内地取得了2亿票房,这个数字是香港票房的10倍,占据全球总票房的70%,这个数字坚定了陈可辛“进京”的决心。经常和香港电影人合作的保利博纳总裁于冬告诉记者,香港导演进京最大的原因就是市场。“以前合拍片的做法是,香港创作为主导,内地提供演员,然后负责内地发行。近几年内地投资更多地占据合拍片主体,今年有了全内地资金的合拍片,现在香港导演干脆来内地拍内地题材了,陈可辛北京工作室的开张是这种变化的典型体现。”
当然陈可辛不仅看到了现在,更着眼于将来“现在内地的银幕每天都在增加,这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进影院人数还在增加的地区,我觉得不管是美国人、法国人,只要能讲中文就应该到内地来。何况北京的房租价格只是我香港尖沙咀工作室的10%。”
在《如果·爱》和《投名状》的拍摄团队中,内地电影人越来越多,陈可辛觉得现在的北京是整个华语电影圈最后的培养人才基地,位于北京东三环的“我们制作”目前有10名员工,一半以上是内地人,宣传总监陆垚曾是内地一家报纸的记者,他告诉本报记者陈可辛以前只是有项目才飞来北京,而目前则是一半的时间在北京,只是吴君如和孩子不适应北京生活,因此他暂时住酒店,其余多是和编剧团队、制作团队开会,而这两个核心团队中多数人常年在北京工作。陈可辛认为,剧本是电影项目原始动力,从《投名状》开始他喜欢把香港编剧对商业片节奏的把握,和内地编剧的文笔、历史感结合在一起,陆垚认为,如果工作室还在香港,讨论起剧本来就相当费神。
陆垚说,现在陈可辛约投资人喝个咖啡就可在工作室楼下,而不需要起个早从香港机场飞到北京。生活在北京,陈可辛还可以了解到这里的风土人情,熟悉内地的拍片习惯,投资环境和政策变化,了解内地的热门话题。
陈可辛在“我们制作”成立发布会上说“无论是在香港拍电影,后来用台湾的资金来拍片,去美国好莱坞拍片,还是今天到北京来拍片,都是在一种有限的环境里做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当你协调好之后,你会发现没有什么片子是不能拍的。要想百分百的自由,就去画画,写书。”
陈可辛感慨回忆道:“我当年在香港的公司叫UFO,意思就是电影人联合的电影人组织。现在回过头来看,自己一辈子跑来跑去,只是希望我最喜欢的东西———电影,能在一个好的环境发展,当时就是香港。现在是北京。”
徐克、王晶等导演早已开始在北京设立工作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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